文/陈通造 李传玺
最近，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再次走进国人心里，特别是兄弟二人去法国勤工俭学时，镜头一下切换成牺牲的场景，凡是观看的人无不热泪盈眶。以致今年清明节上海二人的墓，祭奠的人络绎不绝，墓前摆满鲜花。但由此陈延年牺牲的过程又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陈延年被捕后，给汪孟邹去信，请他营救，汪孟邹去找胡适，胡适去找吴稚晖，吴稚晖随即致信杨虎，将没有暴露身份的陈延年出卖，导致陈延年被残忍杀害。人们在痛骂吴稚晖的同时，对胡适的行为也议论纷纷。有的人甚至把新时期以前批胡适时的言论又拉了出来，说胡适也可能是“出卖”。唐宝林先生在《陈独秀传》中也持此过程说，但认为胡适是好心帮了倒忙，在吴稚晖信之前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已经将陈延年指认。本人前两年也曾写长文《胡适该为陈独秀之子陈延年牺牲负责吗》（《纵横》2000年第二期刊发，《新华文摘》曾摘），也是立足此说法去分析，并认为此事对胡适打击很大，导致胡适从此开始了一段从人权角度对国民党进行激烈批判的时期。但面对当下的议论，我们又重新彻底挖掘此段史料，发现事情根本不是如此。胡适与此事毫不相干。或者说，是一件硬栽到胡适头上的事。1927年６月２６日下午，因束炳树的叛变，陈延年等人被捕，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即向蒋介石发电汇报，２９日蒋介石回电，２９日深夜或３０日晨陈延年等人牺牲。叛徒是陈延年身份暴露且被捕的罪魁，蒋介石是杀害陈延年等人的罪魁。
一、话题从何而来
最早推出汪孟邹、汪原放叔侄找胡适，胡适找吴稚晖的这个表述的，来自黄逸峰。
◆胡适
在上海市政协1979年3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有黄逸峰的《陈延年烈士在沪被捕和牺牲经过》一文。文中说：“陈延年同志自己承认是这一家主人雇的烧饭司务，审问他的敌人看到他的形状和装束，很合他交代的身份，遂信以为真”，“就在这个时候，上海有一书店叫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原放是安徽人，他们一家与陈独秀家有世交，听到陈延年同志被捕的消息很为着急，并为他担心，积极想办法去营救他，但找不到门路。当时恰巧胡适之在上海，亚东图书馆曾为他出版过《胡适文存》。胡也是安徽人，又是陈独秀在北大的老同事，就去找了胡适之”，胡适表示“想想办法”，“后来胡适之写信给吴稚晖，因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一定有办法”，陈延年“是吴稚晖心目中最痛恨的人物，一听到他在上海被捕的消息，大喜过望，立即打了一个电报给敌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称颂杨虎为蒋介石建立了大功” （该书第19页）。
黄逸峰说他此时“在江苏省委任秘书，时陈延年的亲弟陈乔年同志任省委宣传部长，我从陈乔年同志处得知陈延年同志等被捕及牺牲经过情况”。这个消息他说是从陈乔年处得知的，谁敢不信啊。
1981年6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第23集刊登了胡允恭上一年6月写的《陈延年同志牺牲经过》，里面这样写道：“一九二七年七月初,我奉党中央的命令，退出了国民革命军，住在武昌。一天上午，我和同乡高语罕乘小船过江，在船上，高突然对我说：‘陈延年同志在上海牺牲了。’我听了惊愕不能置答。及至登岸,到高语罕所常住旅馆中，看到刚从上海来的他的爱人王丽立，不问便知，陈延年同志牺牲的凶信，准是王丽立带来的。”“王丽立也常到亚东，她的消息是从亚东得来的。据王丽立说：陈延年同志于一九二七年春调任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同年夏初的一天被捕。但他的身份蒋家特务并不了解。陈延年同志被捕的具体经过和日期地下党当时也不清楚，曾派人到亚东图书馆打听，了解延年同志从哪日起没有再来亚东。因此,汪孟邹也时常关心此事。过了一段时间，汪孟邹突然接到从上海市公安局寄来一封信,潦潦草草的几行字，大致说：我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拘押市公安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下面的署名是化名，但汪老从字迹上立即认出是延年同志写的。汪孟邹收到这封信，非常高兴！他决心把延年同志营救出来，衫裤也来不及代买，即乘火车到了南京。他的愿望虽好，可是昏庸糊涂。他行前不和任何人商量，到南京后径到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访问胡适。见面后他把陈延年同志的信，急急忙忙交给胡适看。胡适认不出延年同志的笔迹，问汪孟邹：‘这是什么人？你知道我生平不讲假话，你必须说出姓名，我方可以营救他。’汪即刻告诉胡适：‘这就是陈延年。’胡适当面表示很好，说：‘我一定营救他。’把信装入皮包，匆匆偕汪孟邹走出办公室。在总政治部门口，他要汪孟邹先回上海，等候消息，自己则钻进小汽车，直到吴稚晖家中，并把信交给吴稚晖”。“吴老狗狂笑一阵，拿起电话报告蒋介石。蒋介石立即派汽车把吴老狗接去。”胡允恭在文后说他解放前夕和1954年夏两次在亚东图书馆求证了汪孟邹汪原放，并得到了证实。
胡允恭 (1902~1991)，合肥地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1923年，在上海大学读大二时由瞿秋白做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被中共两广区委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担任政治指导员。北伐时，在攻打武昌过程中左腿受重伤。1927年7月，奉中共中央指示退出国民革命军，潜回上海和老家，开展地下斗争。汪孟邹1953年10月26日逝世；汪原放1980年4月1日逝世。胡允恭如果真的求证过，又谁敢不信啊。
客观地说，黄逸峰和胡允恭的回忆都有很多史实不确之处。比如，黄逸峰文说汪原放去南京见胡适，此时汪原放正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说７月１９日陈延年等牺牲，同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叛变后，指认了陈延年，还出卖了赵世炎，７月１９日赵世炎牺牲，这是把时间弄混了。比如，胡允恭文说此时胡适在吴稚晖那儿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这是根本没有的事，说汪原放是汪孟邹的儿子，其实是汪孟邹的侄子——两人的回忆也有很多细节上的不同，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在大面上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亚东图书馆的人为陈延年的被捕找了胡适，请胡适帮忙，胡适然后找了吴稚晖，吴稚晖出卖了陈延年。
◆1927年6月30日杨虎、陈群给蒋介石汇报陈延年事的两份文件。
而这两个回忆，第一个说胡适愿意帮忙，没有考虑吴稚晖的立场，基本上是我们现在说的胡适好心帮了倒忙；第二个说胡适做了蒋介石“总政治部”的官，他答应帮忙，却去找吴稚晖，直接得出结论，胡适“反脸无情，恩将仇报，干出出卖陈延年同志的罪恶勾当”，也成了我们现在有的人一口咬定胡适是故意去找吴稚晖出卖陈延年的由头。
1981年《文物天地》第6 期刊登了孙其明写的《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陈延年》，文章说：“1927年6月26日上午，陈延年在当时党的机关（位于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恒丰里90号）参加江苏省委成立大会时，获悉：当日有一名地下交通员被捕，此人知道省委机关的地址。为避免发生危险，会议提前结束，与会人员迅即离开会场。当日下午，陈延年同志因惦记着机关的安全，又去恒丰里观察动静，遂被捕。陈延年被捕之初，化名陈友生，自称是受雇于人的茶房。因他身穿短服，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与一般作粗活的工人无异，所以敌人信以为真。党组织得知他被捕的消息，便立即设法营救。同时，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因和陈独秀是世交，也要营救他。汪孟邹请胡适帮忙，胡适又转托吴稚晖。吴对共产党人和陈延年早就恨之入骨，他得知陈延年被捕后惊喜若狂，立即写了一封告密信，给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杨虎得讯后，立即对陈延年严加审讯。此时，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的韩步先（原江苏省委秘书长）叛变。就这样，陈延年同志的真实身份完全暴露了。”
这篇文章中的叙述同黄逸峰的回忆基本差不多。但加进了新内容，韩步先已经叛变，指认了陈延年，就是说胡适误给吴稚晖信，吴稚晖向杨虎告密，并不是陈延年身份暴露的唯一原因。也就是说胡适给吴稚晖信，并不承担陈延年身份暴露的完全责任。这篇文章后来被同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转载，由于《人民日报》的巨大影响和权威性，由此，陈延年被捕，亚东图书馆主人找胡适帮忙，胡适给吴稚晖信，吴稚晖向杨虎告密，成了暴露陈延年身份的一大主要原因，成了此段历史的“定论”。
二、郑超麟的否认和汪氏叔侄的无记
其实，黄逸峰的文章一出来，另一位中共“元老”级人物就出来作了否认。这个人就是郑超麟。他在第二年上海市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上发表了《陈延年烈士死难前后》。他说：“据我所知，陈延年被捕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奸细告密的。此人姓名我已忘记，当时他爬上上海某区区委书记的职位，某次江浙区党委召开有各区委书记参加的重要会议，此人向杨虎告密，届时杨虎派人从外面打进去，他在里面策应，首先抓了正在收拾文件的区党委秘书长韩步先，然后抓了陈延年。陈的面貌和身份，那个奸细完全清楚，所以陈被捕后不可能隐瞒身份，杨虎也不待有人营救才知道陈的身份。”关于陈延年被捕后营救问题，“据我所知，当时没有亚东图书馆主人托胡适转托吴稚晖营救陈延年的事。” 之后，郑超麟于１９８３年６月再次就这件事作说明，“当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流氓混进了党内，并且当上了某区委书记，一次延年召开各区委书记会议，布置工作，那个流氓就密告杨虎”，陈延年等人由此被捕（见《广东文史资料》第３８辑）。
◆陈延年、陈乔年初到法国时与同学合影。
郑超麟，和周恩来、邓小平、陈延年等人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２年入党，１９２４年７月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实际上是陈独秀最信任的秘书。他同时是陈延年在党内最好的朋友。他们于１９２２年６月相识，１９２３年３月，他们十个人在周恩来陪同下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学习，“我和延年、乔年几个人共同学习和生活，亲如兄弟”，回国后，“延年同我感情很好，把我当做兄弟”，陈延年从广东来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常住在我家里，同我一床睡觉”。“四一二政变”后第二天或第三天，陈延年到达上海，仍首先去的郑超麟家。虽然此后不久郑超麟随中央迁往武汉，在参加完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后，他又随中央迁回上海。在得知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人牺牲后，他还写了悼念文章《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文章说：“陈延年是粤港无产阶级有力的指导者”，“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缴上海工人阶级械后，他改调上海为中国共产党江浙区书记。他指挥上海工人及一般民众为反蒋的宣传与斗争。是年６月他在上海被蒋介石捕杀！”“当延年同志被捕杀时，刽子手杨虎吴稚晖等竟函电交驰互相庆贺其杀害革命党人的功勋！”“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誓为他们的首领和战士报仇！（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布尔什维克》第一期）”以郑超麟在中央的地位和与陈独秀父子的关系，以及他当时曾写过悼念文章，郑超麟的回忆可信度很大。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郑超麟追随陈独秀加入托派，新中国建立后，１９５２年１２月被捕，１９７９年６月释放。不知是不是由于头上仍有托派帽子，那时人们还不敢粘惹，再加《人民日报》的宣传，所以郑超麟的说法，根本没有引起关注。
事情还有蹊跷。作为事件当事人的亚东图书馆也根本没有提及此事。黄逸峰说是汪原放写信给胡适的。胡允恭说他求证了汪氏叔侄,他１９５４年第二次求证因汪孟邹已去世只能求证于汪原放。１９５２年底亚东图书馆因与陈独秀后来托派的关系也被取消。此后，汪原放就亚东图书馆写了长篇回忆录。写得很细，多达一百多万字。在当时形势下，汪原放仍然在书中尊称胡适为适之兄，尊称陈独秀为陈独秀先生。陈延年陈乔年同亚东图书馆也很熟。陈乔年还替亚东图书馆设计了徽标。按说在陈延年牺牲这样的大事上，如果说在写信一事上确实有此事，应该有所交待，居然在书中没有记载，而且连陈延年牺牲的事也只是在说到陈乔年牺牲时才提及。然后此书的编辑者在下面按《红旗飘飘》和《人民日报》的叙述做了一个注释。这个注释是把两个叙述做了个杂糅。该注释说：“过了一段时间，汪孟邹突然接到从市公安局寄来的一封信，从字迹认出是延年写的，内容说到某日在某处被逮捕，被拘押于拘留所。汪孟邹急于营救，即乘火车去南京，径去访胡适，把陈延年的信交给胡适看。胡适问明是陈延年后，表示‘我一定营救他’，要汪回上海等消息；随即把信交给了吴稚晖，吴立即报告了蒋介石。” 这个注释，倾向于《红旗飘飘》上的说法，说是汪孟邹去南京找的胡适。因《人民日报》没说去哪儿找胡适。但注释又有新造，没再说胡适是在政治部，没说胡适乘车去找吴稚晖，而是说随即把信交给吴稚晖，时间上过程上更直接。这个注释随着该书的出版发行，同样影响很大，常常有人视为汪氏叔侄的“认定”。
但汪原放却又无记。这不能不让我们产生疑问。黄逸峰说是汪原放找的。因此时汪原放在武汉，说是汪原放找的胡适，根本对不上。那么是不是汪原放不在上海没介入此事没写呢。但如果真有此事，虽然他没有介入，他的回忆很多就是汪孟邹口述的，他又对胡允恭说过，整个历史又写得很细，不可能不写；是不是没有营救成功反而害了陈延年，有意不说呢，但此段前面说了汪孟邹找许世英营救陈乔年的事，也没成功，此能说，救陈延年这个事过程相似又有什么不能说呢。此书出版时，编辑者进行了整理，作了大量删削，是不是在删削范围呢？但如果真有，又删削了，那又何必根据《红旗飘飘》和《人民日报》的叙述再做注释呢。本人也曾问过汪家后人，问他们叔爷和父辈有没有对他们说过此事，他们说从没有说过此事。因此，亚东图书馆主人找胡适，胡适再找吴稚晖，不能说绝对没有此事，但由此我们只能说存疑。
三、确定陈延年牺牲时间带来的质疑
在郑超麟否定的同时，另一种关于陈延年牺牲时间的文章也开始出现。虽然它没有直接质疑，但它们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更有力的质疑。
上海《申报》１９２７年７月５日刊登陈延年被害的消息，通常人们由此判断陈延年等人牺牲时间为７月４日（黄逸峰的说法已被人们自动否认）。蔡鸿源、孙必有在《学术月刊》１９８３年第一期根据有关史料认定是７月２日前，但随着他们对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于《学术月刊》１９８５年第八期再次发文，认定陈延年等人在６月３０日即已被杀害。他们依据的是６月３０日杨虎、陈群给蒋介石的电报。这则电报是：“国急。南京总司令蒋钧鉴：新呈密。本月廿五、六两日续连破获江苏伪省党部机关数处，计获重要逆要九名，内有陈延年，为陈独秀之子，充任伪省党部秘书，张力系伪农民部特派员，朱盘畴系伪农民部秘书，黄竞西系伪商民部长，姚振系伪交通主任，均经审明处死，余犯尚在严讯中，省党部已完全扑灭，请释念。职杨虎、陈群叩。陷。印。”
◆《申报》1927年7月5日的报道。
根据国民政府使用的日期电报代码，“陷”即３０日。那么从杨虎这封电报看，他无疑是在向蒋介石汇报此案的处置情况。此时，陈延年等同志已经被他们杀害。由此，二位作者判定，陈延年等人牺牲的日期应该确定为１９２７年６月３０日。
杨虎是３０日发的电报，但不等于就是３０日杀害的，也可能是之前几天，于是关于陈延年等人牺牲时间的研究直到如今仍没停歇。就在今年《觉醒年代》热播期间，上海市委党史研究院的曹典同志在《党史镜报》上又发表了一篇《６月３０日？７月４日？陈独秀长子陈延年烈士牺牲时间考》的文章。此篇文章说：“同陈延年一同被捕的还有黄竞西，依据３０日陷电，黄竞西当与陈一同被害。现留有黄竞西于６月２９日前所写的多封书信，其中一封书信在署名之后是‘六.二九夜深席地写于上海交署’。”由此他认定陈延年等人被害应该是在２９日夜深之后。那么根据他的结论，再加３０日陷电，我们现在可不可进一步明确，陈延年等人牺牲时间就是在２９日夜深之后与３０日早晨之间短短几个小时呢。郑超麟当年说陈延年牺牲于６月，既是印证，也取得了一致。
既然不是黄逸峰说的７月１９日，也不是其他几位先生和以后通常说的７月４日，时间一下缩短到６月３０日，那么从６月２６日下午陈延年等人被捕，到３０日一大早，中间只有短短三天时间，中间发生那么多营救和故事来得及有时间么？这不由得不让人质疑。
四、束炳树叛变、蒋介石电令，陈延年等人被捕、牺牲的根本原因
这是之前所有讨论此事的文章中没有提及和注意的。《申报》１９２７年７月７日曾刊登了一篇《二十六军捕获共产党经过》。上海当时逮捕杀害共产党人主要是杨虎和陈群一同进行的，由此当时上海流传着“虎狼成群”的痛骂。陈群就是二十六军的政治部主任。此篇文章详细交代了抓捕陈延年等人的经过。当然此文是事情完结后给报社的通稿，文中说抓捕陈延年等人不代表当时就知晓抓的是陈延年。但此文后附了篇蒋介石的电文。“蒋总司令复电二十六军政治部鉴：二十六日电悉，擒获巨憝，足证忠诚为党，搜索精勤，使叛徒终入法网，民众益安，深感嘉许，仍仰切实讯明为要。蒋中正艳。”由于此电是附在此文后面，足以表明蒋介石的回电就是针对二十六军抓捕陈延年等人这件事来的。从电文得知，二十六军一抓捕到陈延年等人，即给蒋介石去了电报。蒋电的“擒获巨憝”，表明二十六军早已知晓陈延年的身份，抓捕正是冲着陈延年去的，陈延年一被捕应该即已遭到明确，给蒋介石的电文应该即已报告了陈延年的被捕，由此才有蒋介石这个用词，才有“深感嘉许”。——这同郑超麟的回忆一致。
◆陈延年
电报最后的“艳“，根据电报日期代码，是29日。杨虎２９日夜或３０日晨杀害陈延年等人，为什么这么快，应该正是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杨虎回电汇报此事，特意点明这四人的处决，最后用的是“请释念”，也正是对蒋电的交代。
有了蒋介石的电报，任何人想再营救陈延年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从而也就否定了吴稚晖密报蒋介石使蒋介石得知抓了陈延年的说法。
何以知道二十六军抓捕时即已知晓陈延年，我们现在没法看到二十六军的电文，但国民党当时编的有关材料中对此有明确记载。“陈延年因一丹阳人束某之自首，被捕于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１０４号之省委秘书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１９３５年文海出版社第３１３页）该书前言说：“对共‘匪’活动情形之取材，多得之于其不可多得之秘密文件及各地之机要情报。”
杨虎和陈群向蒋介石汇报杀害陈延年等人电报中所提到的黄竞西烈士，在牺牲前曾坐在狱中地上给妻子吕楚云写了封信，在信中则直接愤怒地说出了叛徒的名字，信中说：“死者已矣，惟望生者努力，束之仇将来欲报。”（上海市烈士陵园史料室编辑《上海烈士书简》，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２月第１版第２６页）此书的编辑者对此作了注释，束某叫束炳树。
这些记载与注释与郑超麟的回忆取得了一致，都是先有一个叛徒。有叛徒告密，陈延年等人才被捕，当然被捕了也几无掩盖身份之可能。当然也可以推测二十六军抓捕时即已明确陈延年在其中。
根据《时事新报》７月２７日和８月２５日有关记载，束炳树是亲自带人前去抓捕的，由于出卖有功，束炳树很快被任命为中尉特务员。但因他叛变，导致陈延年等被捕牺牲；被捕人员中又由于韩步先叛变，导致赵世炎被捕牺牲。而这一系列牺牲，最初根源都是由于束炳树的叛变，所以一个月后的8月23日，迁到上海不久的中共中央组织特工人员在上海虬江路新兴茶楼将其击毙。叛徒终于得到了其应有的可耻下场。
五、吴稚晖的信只是一个迟到的凶恶“建议”
那么吴稚晖信又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吴稚晖的信为：“啸天（杨虎字）先生执事：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丑，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产党之巨头，若李立三、若蔡鹤孙，若罗亦农，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盖不出面于国民党之巨魁，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适返沪以匆促未能奉谒，谨驰贺大成功。弟吴敬恒。”这封信暴露出吴稚晖撕下无政府主义者和知识分子面具，投入蒋介石阵营充当政治打手后的良知丧尽和血腥残忍。这封信没有署日期。但从开头的语句，表明是他一得知陈延年等人被抓写的；而最后一句“适返沪”，又表明他是在上海得知消息写的，这就否定了汪孟邹或汪原放去南京找胡适胡适再找吴稚晖的说法。而这一句“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又表明吴稚晖还是在建议杨虎杀陈延年。在他写这封信时，他至少觉得陈延年还活着。
◆吴稚晖
那么我们能不能判定吴稚晖这封信写于何时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陈延年遇害后杨虎给吴稚晖的回信。这信也是蔡鸿源和孙必有二先生整理发表的。“稚晖先生赐鉴：昨奉手教，过承嘉许，虎受宠若惊，敢不益加奋勉。逆党奸恶，人天共愤。陈延年阴鸷凶狠，巨憝中之巨憝也。洵如长者所示，第其狡诈百出，趋避多方，经虎煞费心思，卒得就擒。此我先总理在天之灵，与诸同志互助之精神有以致之，非虎之力。讨共救国实先生所主持，摘奸发伏，义薄云天，攘臂一呼，举国风从，虎不过在先生领导之下，为此工作一分子。今之巨逆伏法，正先生之大成功也，敢以复贺。虎奉职惟谨，但知有党，劳怨固所不辞，即一切利害祸福，皆早不萦于方寸。即蒙先生不以虎为不可教，敬祈随时训诲之，匡迪之，使虎有圭臬之可奉，努力肃清反动之任务，完成国民革命，不但虎之受赐无涯，而党国亦利赖之。陈逆业经明正典刑，供词系其亲笔所写，拟即摄印，以暴其罪于天下。专复，敬颂 党祺 杨虎谨启 七.二”蒋介石、吴稚晖、杨虎对陈延年都用了“巨憝”，足以看出他们抓捕了陈延年所产生的兴奋。这封信开头说“昨奉手教”，表明杨虎是1日收到信的。此时陈延年已经牺牲。而吴稚晖的信是他到达上海听到抓了陈延年后写的，还不知道陈延年被杀，故而才有那个凶恶的建议和要求。正是这个凶恶，使得胡适1928年2月27日给吴稚晖的信说：“七月初我在杭州读先生与杨虎一书论陈延年的案子，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也使得胡适1928年6月给吴稚晖信，反驳吴稚晖指责他为“反革命”的威胁时，开头用了一句暗含诅咒的话：“令郎病状如何？深盼他已见好了。”也许就是在对他建议杀害陈延年的“报复”。——杨虎回信说已经杀害了陈延年等人，不仅是回应吴稚晖的要求，在表面的谦抑中也是在显摆与邀功。
那么如何看待７月５日《申报》《铲除共党巨憝》消息中表示的时间。消息说：“杨陈二公（杨虎、陈群，当时即被形容为‘狼虎成群’），烛照无遗，不畏艰难，不避险阻，多方防范，极力铲除，故清党之被捕者，日或数起。杨司令近又亲自率队，破获恒丰路共产党之省部及总工会等秘密机关，并将其重要部长秘书多人当场捕获。而发布命令指挥布置之巨魁之陈延年，即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之子，亦同时逮捕……杨司令讯得前情，昨已将延年明正典刑矣”，“此次清党政策，吴稚晖先生亦首为主张，同此毅力。昨因延年被捕，亲呈函贺杨司令大功告成，且亦盛称其事不置”。５日的消息，文中称“昨”，显然让人想到陈延年等人牺牲是４日，吴稚晖的信也是４日写的。这也是普遍认为陈延年等人牺牲时间是４日的主要根据。但这里请大家注意，此文前面“警备司令部来稿”并没有像一般用稿说明是哪一天来稿。而当时《申报》一般短消息前面如不标明时间，会在文后用小括号标明来稿时间，而此消息前面没有时间，后面也没有标明时间。因此针对此文中的时间，就不能简单按５日来算。
而就在同一天的《申报》中，有一条中央社短消息，标明４日晚上张继、吴稚晖、蔡元培等人从南京回上海。有人认为这个时间正好同上面消息中的时间对上。但６日《申报》又报道了这几个人消息，说他们５日早晨到达上海。这实际上对这个时间上的所谓“吻合”做了否定。而我们现在有人非常看重４日吴稚晖、蔡元培等人从南京回上海，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认定从６月２６日陈延年等人被捕到７月４日这段时间，吴稚晖等人没有回到上海过。其实７月２日《申报》有一组消息：“[南京]杨虎陈诚朱绍良，昨晚同车赴沪……（一日下午五锺）”；“[南京]蔡元培李石曾，定今夜返宁，张静江今晨由沪来宁。（一日下午五锺）””从此时蔡元培他们这一群人的行踪看，吴稚晖也可能在７月１日之前回到上海过。还是这则消息，杨虎杀害了陈延年等人后，一面给蒋介石回电邀功，一面还可能立即前往南京亲自汇报，之后，又立即返回。按陈通造等人考证，当时每天往返南京上海的火车有五趟，时间完全来得及。而夜里的火车往往第二天早上到。当杨虎７月１日回到上海收到吴稚晖的信，第二天给予回信，一切顺理成章。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叛徒束炳树的出卖，陈延年等人被捕后，身份已经完全暴露，抓捕者当天就电报蒋介石；根据蒋介石29日的回电，杨虎于29日夜或30日晨杀害了陈延年等人。吴稚晖是７月１日前回到上海得知消息给杨虎写信的，他确实建议杨虎杀害陈延年，确实穷凶极恶，但此信7月1日到达杨虎手中，陈延年等人已经牺牲。故而根本不存在汪孟邹或汪原放去南京找胡适，胡适再找吴稚晖，吴稚晖或密报蒋介石，或写信杨虎，对陈延年的身份告了密，导致陈延年牺牲。
六、这个话题应是老辈回忆的误植
虽然胡适没干过什么宣传科长，与政治部不相干；虽然吴稚晖是到上海后听说的，与南京不相干；虽然是蒋介石回电导致杨虎迅速杀害了陈延年等人，与吴稚晖信建议也不相干；虽然仅仅三天就杀害了陈延年，营救几无时间可能。但根据当时南京到上海每天火车五班的班次，如果当即得知消息，即开始营救，我们假设汪孟邹（汪原放在武汉，不可能是他）立即前往南京找胡适，再由胡适找吴稚晖也是有时间可能的。为了把事情各个可能都排除掉，我们还必须看看这三天胡适在不在南京。
这三天胡适都在上海。6月28日，郁达夫日记记他曾去拜访胡适，29日，胡汉民曾给胡适去信。1928年5月17日，胡适自己记道：“今天经农也有信来，说：‘希望你即日来京’。我想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今天去还可以看见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的大会，遂决计今晚起程。（《胡适日记全集》第5卷第113页）”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那天，胡适离开美国回国。4月24日船到横滨，接到丁文江信，告诉他，国内党争正烈，让他最好暂时留在日本。由此胡适5月17日才回到上海，先在沧洲饭店住了几天，于6月初租了极司菲尔路49号甲的一幢房子，此房与蔡元培的住所是近邻，一直住到1930年11月底。1928年5月17日，正好是他回国一周年。胡适所说一年没到南京，也可证明6月那几天他不在南京。
◆陈延年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可能。胡适从美国一回到上海那段时间，同吴稚晖有所来往，吴稚晖还特意跑去见胡适，同胡适大谈了一次。陈延年牺牲前后，吴稚晖和张静江、蔡元培等人6月20日陪蒋介石先去徐州同冯玉祥会谈，２２日回到南京，参加完有关财政会议、外交会议、中央１０９次政会（２７日，讨论各大学校长问题）后，应该和蔡元培等人一起回到了上海。胡适住处紧邻蔡元培处。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汪孟邹得知陈延年被捕消息，确实找过胡适请他帮忙，此时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回到上海，胡适与他们见面，转而请他们帮忙说情，由此吴稚晖得到消息并给杨虎写了那封信呢？但即使有这种可能，结合上面的史料，也完全可以排除是胡适的不慎泄露了陈延年的身份导致陈延年被杀的说法。吴稚晖的信只是迟到的建议。
但由此会不会导致现在这种说法的产生呢？如果真有胡适应汪孟邹的请求，与吴稚晖、蔡元培等人见面，转请蔡元培和吴稚晖等人看在陈独秀都是老同事老朋友的情分上，看在陈延年还是吴稚晖曾经非常器重的学生的情分上，出面替陈延年说情营救陈延年的事。胡适做了后，回来又对汪孟邹等人说了。那段时间，胡适同亚东图书馆来往密切，同汪孟邹来往很多，汪原放从武汉回来，虽然他知道汪原放的身份，但也同汪原放来往很多。恰此时，吴稚晖的信和陈延年被杀的消息作为一条新闻出现在7月5日报纸上——报纸刊登吴稚晖的信，一方面吴稚晖本身是名人，这是名人的新闻，一方面，看，吴稚晖都这样要求，也是增强杀害陈延年等人所谓政治合理性和社会影响力。在史料未公开的情况下，这很容易让人联想是胡适对吴稚晖说了后，吴稚晖写此信泄露了陈延年的身份，是杨虎按吴稚晖的要求杀害了陈延年。于是一个陈延年牺牲原因的“说法“合情合理地推导出来了。——但话题又回到了话头，如有的话，汪原放在《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中何以一个字没有呢？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说法来自于陈乔年被捕后营救的误植。郑超麟在否认黄逸峰的文章中接着陈延年牺牲的回忆说道，亚东图书馆主人托胡适转托吴稚晖营救陈延年的事，“这个传说事出有因，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被捕后，身份没有暴露，后来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汪原放之叔）辗转托人找到许世英营救，暴露了乔年的身份，在此之前党中央设法营救陈乔年，已打通伪警备司令部，并付了一些钱，可由亚东图书馆出面保释（当时我曾将此情况告诉陈独秀，陈皱着眉头说：‘没有用，将来发现他是陈乔年，还是会枪毙的’）。后来王若飞同志守在亚东图书馆，等候伪警备司令部电话‘对保’，可是伪警备司令部既拿了钱，又不放人，陈乔年同志终于牺牲。”郑超麟后来在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上著文回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时，再次说了此事。既然郑超麟当时曾就此事商量于陈独秀，这个回忆应该没有大错误。
◆《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
这一段在汪原放的回忆中也明确地记载着：陈乔年被捕后的一天晚上，汪孟邹来对因此到别处暂避的汪原放说：“乔年在巡捕房被审讯过，他说他是亚东图书馆的编辑“，”这是彭礼和来说的。他一面说，一面守住店里楼上的电话。他的意思，巡捕房如果有电话来，一定要承认乔年是亚东图书馆的编辑。可是巡捕房始终没有来电话“，”礼和要我想法救乔年“。汪孟邹答应”明天早上去看许世英先生。他和仲甫很要好“。第二天，汪孟邹去找许世英。汪孟邹回来时，彭礼和也来到店中问消息，并且对汪孟邹说：”情形很不好，乔年已经解到龙华去了。“汪孟邹随即把见许世英的情形告诉了彭礼和，说许世英很热心，同情，许世英并且说：”今天一定要去找一两个朋友，请他们设法营救。“但第三天，彭礼和来说，陈乔年已经牺牲了。——这里王若飞换成了彭礼和，其他基本一致。陈乔年2月被捕，6月牺牲，有时间营救，许世英是东至人，安徽老乡，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国务总理等职，陈独秀五四运动期间被捕，许世英也曾参与营救。汪孟邹可能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去找的许世英。当事人有如此的回忆印证，陈乔年的营救过程应该大致不差。
陈乔年被捕后的营救过程同陈延年被捕后的营救“故事”“结构“如出一辙，只不过换了人名。如果认定陈乔年的营救过程是真的话，那同此一个模型，可无论是从时间到事情的进展都对不上号的陈延年被捕后的营救”故事“是不是就可以说可能是从此误植过来的呢。
有位哲人说：史料清楚了，道理就明白了。
陈延年的牺牲，胡适一点都不相干。即使有那么个推理的可能，但也同导致陈延年牺牲沾不上边。相反，因讹言流传，恰恰掩盖了叛徒束炳树的罪恶。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