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英雄，还是冷血屠夫？《马拉之死》与藏在名画背后的历史真相

1793年7月13日的巴黎，一位面庞清秀、身形高挑的年轻女子，走进了雅各宾派领袖马拉的房间。同往常一样，饱受皮肤病困扰的马拉泡在放满药水的浴缸里，手里拿着一份待签字的文件，上面密密麻麻列着很快要被送上断头台的人员名单。

面对这位声称带来新政府敌人名单的年轻人，马拉显得相当热情，丝毫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险就潜伏在自己身边。趁其不备时，女子从衣服中掏出一把匕首，不偏不倚地刺在了马拉的要害部位。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一度呼风唤雨的马拉被暗杀于浴缸的新闻，一时引发轩然大波。艺术家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重大事件，他们纷纷拿起画笔，用绘画的形式隐晦地表达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要数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名作《马拉之死》。

画面中，遇刺身亡的马拉是唯一的绝对主角，他头裹白色毛巾，赤裸的上半身斜倚在浴缸里，水已经被血迹染成鲜红色，他左手捏着的纸片上写着这样一行字：1793年7月13日，夏洛特·科尔黛致公民马拉：你自命仁慈，却给我带来莫大的不幸。右手中紧紧握着的鹅毛笔似乎在提醒观者：就在前一秒，他还在办公，还是一个决定许多人命运的“大人物”。

大卫笔下的马拉，有着类似于受难基督般的形象，一度成为巴黎人心目中的“悲剧英雄”，科尔黛则是杀死英雄的“恶魔”。

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间，只要一提到法国大革命，那个手臂无力下垂、脸色苍白的马拉形象，就会瞬间浮现在人们眼前。大卫和他的《马拉之死》，以生动直接的视觉化形式，让遥远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了亲切感，这是艺术杰作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打开历史、读懂历史的另一途径。

艺术史，从来不仅仅是简单的流派变迁、风格演变，在伟大作品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人类历史的真相，有和谐与统一的时刻，亦有矛盾与分裂的瞬间，它们刺激着艺术家们的创作欲望，为人们留下时代风云变幻的生动记忆。

韩国艺术史学者李真淑所著的《艺术的记忆：名画背后的世界史》，就以“艺术+历史”为主题，选取14世纪到20世纪末的数百幅经典画作，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两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娓娓道来。

根据日本学者平松洋的观点，西方艺术史上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眼之所见的世界为对象，又称“现实主义”，主要包括风景画、静物画等类型。另一类则以眼之未见的事物为主题，称为“观念主义”，宗教画、历史与神话画等都可纳入这一范畴。

作为一本透过艺术经典来解读世界史的书籍，《艺术的记忆》主要选取后者作为重点介绍对象，过去六百余年间的艺术家们用手中的画笔，捕捉那些或动人心魄、或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让后代的人们得以从中窥见不同的时代风貌。

伟大艺术产生于特定时代，又将丰富的历史背景信息定格于画布之上。

在以“黑暗”著称的中世纪，宗教题材画占据主流，《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中所呈现的宁静乡村图景，是当时贵族阶层奢侈生活的生动写照。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散发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古罗马、古希腊时代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艺术家手中被重新赋予力量。

富于戏剧张力、雄伟壮阔、擅长用明暗对比营造舞台感的巴洛克艺术风潮中，催生出卡拉瓦乔的《圣彼得的殉难》、贝尼尼的《圣彼得的宝座》等杰作，折射出16世纪后期，罗马教廷试图用艺术激起信徒们的宗教热情，进而对抗当时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尝试。

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兰西，风格纤细轻快的洛可可艺术大行其道，从布歇的《秋千》、勒布伦的《手持玫瑰花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等作品中，王公贵族们迷恋宝石华服、追逐爱欲享乐的氛围可见一斑。在华丽无匹的表象之下，波旁王朝糟糕的财政状况、民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已然暗流涌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变革运动正在悄然酝酿。

19世纪上半叶，透纳、雷诺阿等印象派画家开始走出封闭的画室，到室外进行采风作画，他们的作品不仅带来了全新的视觉效果，还传递出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的巨大变迁：人们的出行方式、城市环境、购物娱乐，都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时代风貌。

到了20世纪，战争成为许多画家热衷表现的主题，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基希纳的《穿军装的自画像》等作品，或者是对战争血腥本质的控诉，又或者是以艺术方式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

艺术，是凝固于画布之上的历史，是文字之外的时代记录者，但绘画作品中的“历史”，往往会受到艺术家的思想、价值观，以及赞助人的个人诉求等因素影响，不可避免地有所扭曲变形。

作为观画者，有时我们要剥开艺术的“滤镜”，看到画布之外，那些被隐藏、被忽略的历史细节。

开头所提到的路易·让·大卫的《马拉之死》，固然描绘了马拉遇刺身亡的事实，但大卫在细处做了不少的“设计”：马拉的肤色、外貌做了极大美化自不必多言，他手中的纸条，原本是一份虚构的反对者名单，倘若名单为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会面临死刑审判。因此，马拉并非天性“仁慈”，更多的还是对对手的冷血与残酷。

大卫用色彩、光线和各种小道具，将马拉塑造成一个带着神圣光环、从身体到品德都完美无瑕的“《圣经》式英雄”，这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后世的历史学家对此多有诟病，有人评价它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谎言”。至于凶手科尔黛，她的形象、口碑也开始触底反弹，有人为她“翻案”，甚至给她取了一个新的称号“天使刺客”。

而在之后的若干年中，有“政坛变色龙”之称的大卫，政治立场几经转变，从雅各宾派的支持者，变成了拿破仑的御用画家，还一度锒铛入狱，其作品风格、绘画主题也随之改变。

正如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一样，艺术作品虽取材于生活，但绝非100%的照搬，它们所呈现的是更多是某一时代的“局部”。以艺术作品为原点，我们可以从时间、空间等维度进行延伸，挖掘出更加丰富的历史信息。

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中充满欢快明媚的气息，人们在位于蒙马特高地的煎饼舞场内，伴随着音乐、美酒翩然起舞、畅意闲谈，整个画面都笼罩在玫瑰色的美好氛围之中。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几年前，就在同一个场所，巴黎公社的社员们在进行殊死抵抗，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难逃惨遭杀害的悲剧结局。而在更久远的公元3世纪，传教士圣德尼在以身殉教后，据说手托头颅走了10公里，甚至边走边传教，一直走到了蒙马特高地才终于倒下。

雷诺阿画作中的闲适愉悦，与过往的血色记忆形成了鲜明对照，历史的今昔对比之感，借由绘画这一媒介在观者心中激起感慨万千。

从15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开始，欧洲人在探索世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同时，也给“被发现”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与灾难。

这一历史进程同样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他们带着好奇的目光打量所谓的“异世界”，用充满异国风情的笔触，满足西方人对东方世界和遥远殖民地的浪漫幻想。

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大宫女》、让-莱昂·杰罗姆的《罗马的奴隶市场》《浴室》，以及高更在塔希提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都是东方主义、殖民主义浪潮下的产物。

他们的艺术成就固然毋庸置疑，但画布中容貌美丽、身姿妖娆的东方女性，或如商品般被展示的原住民女子，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其实质都是“西方人在政治野心下催生出的想象地理中存在的女性”，她们被关注的只有与西方人不同的外形特征，至于她们的思想和人格，从未得到真正的尊重。

艺术杰作出自大师之手，但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作品并不单纯是艺术家本人的创作。英格兰诗人兼神学家约翰·邓恩在《紧急时刻的祷告》中说：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也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

艺术家个人的才情固然重要，但时代、艺术与艺术家同样有着彼此成就的关系。伟大作品诞生于特定的年代和地域背景下，又反过来会影响一代人，甚至数代人对某些人物、事件、思想、宗教的看法，进而影响他们的行动与选择。

一方面，不同国家、时代的赞助人作为艺术家的“金主”，使艺术家们不仅温饱无虞，才能也有了发挥的空间。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荷兰黄金时代的新兴资产阶级市民群体，以及雇佣画家“美化”自己的王公贵族等人在提供资金支持之余，他们的个人偏好、利益诉求等既折射出时代精神的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家们的创作方向和主题选择。

另一方面，在识字率普遍不高的时代，诉诸视觉的绘画、建筑和雕塑等艺术形式，是君主和教会传递统治理念、宣扬宗教思想的重要工具。

无论是路易十四耗时数年修建的凡尔赛宫殿，尖顶高耸入云的哥特式教堂，还是精美绝伦的祭坛画，以及路易·大卫个人风格浓郁的“政治宣传画”，都是如此。

美术评论家大卫·希基说：一个王朝覆灭时，国家崩溃，学说、理论失去说服力，政府机构瘫痪，但是这个时代的艺术品会一直流传下来。

时光流转，画布上的人物早已作古，他们狂热追逐过的名誉、财富也化为过眼云烟，变得微不足道，那些曾经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呈现在历史教科书上，不过是短短数行的冰冷字句。

然而，借着艺术投下的一缕光，我们来到幽暗的中世纪教堂，走进璀璨夺目的文艺复兴重镇佛罗伦萨，在拿破仑三世大改造后的巴黎街巷漫步，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战争现场，尘封的历史在艺术家的手中被再次复活。

艺术，如同琥珀，将鲜活的历史记忆用颜料封存于画布之上，它自身也因此拥有了长久不衰的生命力。

生命短暂，唯有艺术永恒。

参考资料：

1、李真淑，《艺术的记忆：名画背后的世界史》

2、熊逸，《少有人看见的美》

3、中野京子，《名画之谜：穿越时空的对决》

4、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