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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三湾改编”后,为何投敌的叛徒,再也带不走一兵一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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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廓侃历史 2021-05-10 14:57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国产军事题材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对人民军队的政委开启了一条“黑化”的道路。这些作品中的政委(后文除特殊情况下以政治委员全称做说明外,所出现的政委一词均泛指我军各级部队中的政治主官,包括营教导员、连指导员)不是板着一张令人生畏的脸照本宣科,就是给军事主官添麻烦。《亮剑》里的赵刚还能偶尔来个百步穿杨,却也被李云龙一句“团长管军事,政委管生活”怼得毫无脾气。而像《解放海南岛》《跨过鸭绿江》里的政委们则大多可怜得连句像样的台词都没有,行军作战基本都是军事主官“一言堂”。甚至《集结号》中的连长谷子地随便拉来一个人给自己的连当指导员,还美其名曰是个人就行。不得不说,上文所述的这些表现方式,完全是一种对史实和人民军队军事制度的无知而造成的。其实,在我军历史上,政委保证了“党指挥枪”制度,更有很多政委在军事上表现突出,甚至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第一仗,就是政委指挥打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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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人民军队军政分工配合的经典范例

红军时代:政委是决定一切的

早在毛泽东的“三湾改编”时期,人民军队就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支部建在连上,各级设党代表,这便是政委制度的雏形。不久后,红四军正式颁布《红军党代表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党代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工作的,是所属部队士兵与官长的领导,是负责部队管理与教育的首长”。

划重点:党代表是所属部队士兵与官长的领导。那是不是本部队军事指挥员的领导?自然要是,因为军事指挥员也是部队官长中的一员嘛!所以,电影《红色娘子军》里,最后拍板的是连党代表洪常青而不是连长。

古田会议后,党代表制改为政治委员制。1930年冬,《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颁布,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发生争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1931年11月在赣南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中更是进一步明确了除非军事指挥员兼任上一级党组织的领导职务,否则其命令“须依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

△古田会议(油画)

也正因如此,后来徐向前元帅在回忆红四方面军时曾说:“当时,政治委员是决定一切的……对同级军事指挥员有监督权”(《历史的回顾》)不要说徐帅与其四方面军时的政委陈昌浩是这样,连当着张国焘的面说“天王老子都不怕”的贺龙与其政委夏曦,以及闽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与其政委刘英,也都是如此。

抗战及解放战争:政委照样是“大咖”

应当说,红军时期的政委制度,它的实施是有其历史必要性的。它不仅牢牢将队伍置于党的指挥之下,更有利于把成立之初官兵来源不一、成分鱼龙混杂的人民军队尽快改造为一支具有党性、思想可靠、严守纪律的正义之师。特别是在事关干部提拔、人事调动、编制整改、根据地建设、财政收支、装备分配等敏感且关键性政策上,都是由部队党委商议后,由政委最终决定,这保证了人民军队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绝对不会被少数意志不坚定的败类将队伍带坏。相比于宁都起义时,季振同、赵博生等人几乎可以拉走整支队伍投奔红军,人民军队虽也有孔荷宠、龚楚等人叛变反水,但他们也就只能单枪匹马倒戈投敌,其部下官兵一人一卒一枪也带不走。

当然,这里面也不可避免地使政委权力过大,从而造成对正确的军事指挥出现干扰甚至是破坏的情况。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鉴于与日伪斗争的极端残酷性,军事工作超越政治工作,成为人民军队全军的第一任务,为此我军开始重新对各级部队军事主官与政治主官的权力进行划分和界定。在1942年颁布的《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委员工作条例》(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中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外”,其他事务均“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

△王远音,其牺牲时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政委

从这以后,直到1954年,人民军队中政治主官的职责和权力仍旧略大于同级军事主官(1954年后,则改为军政主官分别对军政问题作最后决定,即施行军政主官分工配合制,一直延续到今日)。因此,像一些影视剧、小说、网络文章里所表现的我军部队由军事主官“一言堂”的情况,其出现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我军政委:不懂军事能叫政委?

如今,很多人对我军政委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那就是人民军队的政委们,究竟是不是如很多影视剧里表现的那样,平日里只知照本宣科空喊口号,像个古代的监军?

△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与政委关向应在勘察地形,行军作战时政委绝不会比军事指挥员靠后半步

不可否认,确实有一些政委或政工军官,曾在军事指挥中犯过错误,或出现失误,或不作为、慢作为,从而给我军造成严重损失(比如前文提到的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负面作用),但这并不能说明人民军队的政委都是军事上的“门外汉”“二把刀”。

须知在革命战争年代,政委和军事指挥员一样,都是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都是冲锋战斗在最前线。打起仗来,绝对没有一个政委会比同级军事指挥员靠后半步。久经沙场的他们在血与火的磨砺下,会不懂军事吗?我军战史上因为军事指挥员不在或不能指挥,而由政委勇挑重担、最后力挽狂澜的战例简直是数不胜数。比如大家熟悉的抗美援朝时期上甘岭战役中率军死守上甘岭的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师长崔建功,其之前多年都是担任政治主官。邯郸战役时,因为时任太行军区七分区司令员的张廷发受伤,身为政委的崔建功临危受命,率部坚守两天两夜,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表现极为出色,当即便被刘伯承任命为七分区代理司令员,且从此被牢牢地打上了防守型将领的烙印。再比如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的温井之战中,作为整个志愿军前锋的第40军第118师第354团在与敌猝然遭遇的情况下,团长褚传禹因带人前出侦察未归,政委陈耶当机立断,部署第1、3营出击,第2营“扎口袋嘴”,最终取得了战斗胜利。

△温井战斗中志愿军追歼残敌

可见,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的政委绝不是打仗拉胯的存在。他们无不是把指挥和管理部队作为第一职责、与军事指挥员一起率领官兵英勇奋战的榜样。他们也绝不是只会战前喊口号,相反只要仗一开打,战士们总能在最危险的地方看到他们政委的身影。正因如此,政委在革命战争年代时期的伤亡率丝毫不低于军事指挥员。

像红军时期的红3军政委万涛、红7军第19师政委王愚、红28军政委王平章、红5军团第34师政委程翠林,红1军团第5团政委易荡平等,抗战时期的回民支队政委郭陆顺、冀鲁豫军区一分区政委闻允志、第129师新编第4旅政委陈元龙、鲁中军区政委汪洋、新四军第6师第16旅政委廖海涛、新四军第1师第2旅第4团政委郭猛等,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军区鄂皖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黄世德、华东野第2纵队第4师政委秦贤安、华中民主联军政委朱克靖、东野第42军第124师政委李辉等,随便哪一时期,你都能找到人民军队中许多许多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政委。

可惜的是,现在的影视剧也好,小说也罢,甚至是一些标榜“还原历史”“探寻真相”的纪实文学,其中出现的政委们在作战时不是天马行空般地进行冗长乏味的扯淡,就是撸起袖子拔出驳壳枪大叫一声:“同志们给我狠狠打!”“为了胜利,冲啊!”“前进,谁也不能后退!”似乎这些人只是一群有勇无谋之辈,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政委们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完完全全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邓华上将是人民军队中杰出军政复合型将领的典型代表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方面来了解人民军队的政委到底懂不懂军事。那就是,细看我军1955年时的将帅授衔名录,倘若你对照其授衔时的职务,就会发现很多能打善战的开国名将,如邓华、杨勇、王建安、陈锡联、叶飞、杨成武、王震等,虽然当时担任的是军事指挥干部,但其却是地地道道的政委或政治干部出身;而一些知名的政工将领,如萧华、王平、赖传珠、苏振华等也都当过军事指挥官,或是由军事干部转任为政治干部的。如果人民军队的政委都是那种照本宣科、临阵拉胯的角色,那又如何解释大授衔名录中会有这么多军政兼优的赫赫将星呢?

参考资料:

1、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选》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3、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3、4卷、6卷

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5、王树增《长征》

6、刘魁、邱小云《工农红军政工制度的变迁》

7、郭东风《民国军史中的以讹传讹》

8、李英、王树和、陈彻《四十军在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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