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凪的新生活》
作者 | 拙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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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我们很难再像最乐观的启蒙主义者那样，认为每个人都能判断出什么是真正值得追求的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目标。任何稍有现实感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很多人是愚蠢短视的，至少在某些时候、某些事项上会如此。
那么，是不是应该由合适的人帮我们作决定？——这话乍听之下很让人反感，但看下具体事例我们就能发现其中的复杂性。
政府一直在帮我们决定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主要的手段是法律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孩子、精神有问题的成年人都有监护人，都没有自己作出重大决定的权利。替小孩、精神病人之类的“不成熟”个体作决定不会引起太多争议，以法律强制的形式替我们作决定则稍复杂些。一般认为，正常的成年人就是理性个体，就应该使用自己的理性。那该如何理解法律的强制性呢？我们也许会说，正常情况下，法律的规定都是我们认同的，比如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之类的。因此法律的规定和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基本重合，事实上不构成强制；它只对那些社会败类构成强制，而他们确实应该被强制。
总之，这些都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我们一般也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问题。那么似乎，我们至少不是绝对反对“由合适的人帮我们作决定”这个说法。
我们再把问题弄复杂点：法律不只包含不准杀人之类的无可置疑的规则；也许政府会强制推行某种价值观念，而一般认为，价值观念是主观的、多元的，不像不准杀人之类的似乎是客观真理。想象一下同性恋、堕胎乃至看韩剧、追星之类的问题，我们能够接受政府在这些事项上替我们作决定吗？
此外还有一些与社会资源、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决定，比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在这些事项上，我们也“被决定”了，换句话说，我们无法作出完全不受限制的决定。
主流观点认为，正常的成年人对自己的情况最了解，同时自己不会跟自己过不去，肯定会努力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决定，因此应该什么都由自己决定。而其他主体，一方面不如本人那样了解自己的情况，另一方面可能和本人存在利益冲突，因此由他们（它们）来替自己作决定很不靠谱。
涉及价值观念的情形要更复杂些。这时，问题不只是是否有合适的外部主体来替自己作决定。（所谓合适的主体，如前所述，大致要看理性程度、信息获取能力、无偏私性等方面。）更严重的问题是，人们普遍认为价值观念无所谓对错，都是主观偏好，因此在这种问题上不存在专家。这和——比如说——律师给你提供法律建议很不一样；我们往往不认为“追星低级”之类的说法可以和“你不应该在xx地起诉”之类的专业意见相比。因此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问题上，我们一般认为没有谁能凭借专业权威获得替别人作决定的权力。
更进一步，即便在价值观念上我们不是怀疑主义者，我们也还可能基于一个正面的价值理由反对由别人来替我们作决定。我们可能会认为，做一个自主的、不遵从他人的人就是最重要的人生追求，因此即便别人确实能帮自己作出更合理的决定，我们也可以基于对自主性的珍视拒绝这种做法。
问题很复杂，这里只是简单勾勒出一条线索：对主体品质的怀疑；对是否存在对错标准的怀疑；珍视自主与遵从合理意见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