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774件，山东等法院依法纠正张志超等重大冤错案件。”今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指出。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张志超案”。记者注意到，这是2014年以来，最高法工作报告连续7年提及典型冤错个案并反思，同时也强调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顾永忠表示，集中规模、成批量地纠正冤假错案，是十八大以来开始的，对此要点赞。同时，他表示，纠正冤错案件仍有难度，其中审判监督程序在设计上不够完善。“案件再审一般是由原办案机关包括法院或检察院启动，也就是说，谁办的案，自己复查、自己启动。”他建议，应当建立异地审查、启动再审程序的机制。
记者：两高报告中连续7年写入冤错案，这有什么含义呢？
顾永忠：其实，纠正冤错案不能说是最近这些年才有的，2000年前后，已经发现纠正冤假错案，比如云南的杜培武案件、湖北的佘祥林案件、河南的赵作海案件，都是十几年前发现和纠正的，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但是集中规模、成批量地纠正冤假错案，是十八大以来开始的，对此我们要点赞。
记者：在你看来，纠正冤错案是否顺利，有什么难度？
顾永忠：纠正冤假错案难度还是很大的。首先是认识观念上的问题，让司法机关、司法人员来纠错，哪怕案件不是他自己办的，但是是他所在机关以前办的，内心可能会有消极抵触情绪。
他们也往往会强调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不能用今天的执法标准、司法标准衡量10年前、20年前办理的案件。
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确实需要澄清，不能简单地说只要有冤错案件发生，就要追究相关人员的司法责任、法律责任。确实在过去不健全、不完善的执法、司法标准下，有的办案机关办案人员按这个标准办了案，经过十几年以后发现办错了，是不是不加区别、一律要他们承担错案责任？
过去司法责任制并不明确，司法责任很分散，一个案件从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定罪，经历的环节非常多，相互的制约比较少，甚至更强调配合。就算现在纠正了错案，涉及这么多的部门、这么多的环节、这么多的人，不加区别、一律追究他们的责任，恐怕确实行不通。
所以要减少纠正冤错案件的阻力，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对于过去发生的冤错案件，一定要区别情况，不能一律追究办案人员的司法责任；第二点，就是纠正冤错案件的重要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或者说再审程序，在程序设计上是有一定问题的。案件再审复查一般是由原办案机关包括法院或检察院启动，也就是说，谁办的案，自己复查、自己启动。
说实话，这种情况下让他们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很难。比如聂树斌案，他的家人申诉了多年，河北司法机关多次驳回了申诉，认为这个案件没有错。这个案件最终能够得以纠正，就是由最高法院指定山东省高院进行复查，发现了确有问题之后，又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启动了再审程序，才把这个案件纠正。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最高法院没有指定山东高院复查这个案件，还是由河北的相关机关来复查，很有可能到现在还纠正不了。所以审判监督程序有必要做一些修改，应当建立异地审查、启动再审程序的机制。
此外，目前复查过程中主要是书面审查，缺少当面听取意见或者公开方式听取意见的机制和程序。应当建立申诉案件复查的听证程序。聂树斌案件在山东省高院复查期间，就召开了向社会公开的听证会，社会效果、法律效果非常好。
对申诉案件建立公开透明的复查机制，不仅有助于发现冤错案件，而且如果不是冤错案件，通过公开听证，也能让当事人知道他的案件到底是不是错了、为什么不纠正、为什么被驳回，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息诉罢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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