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改编自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剧成为电视剧的热播主流，从宫闱秘辛到庶民生活都呈现了有别于汉人的新颖独特之处：不断发生的南北战争，一个比一个匪夷所思的君王，眼高于顶的世家大族，精致优美的文化与生活……
近些年来，《琅琊榜》《兰陵王》《楚乔传》《锦绣未央》《独孤天下》等改编自魏晋南北朝故事的历史剧，成为国产电视剧主流。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熔炉的杂乱动荡史，充斥着分裂与混乱的战乱杀伐，总是被人形容为“历史曲线两次高峰间的低潮”。
作为汉唐之间承上启下的大分裂时代，这是价值重整与制度重建的时代，也是文化大碰撞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这些历史剧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与其他朝代完全不同的社会精神和独特人群，从宫闱秘辛到庶民生活都呈现了有别于汉人社会的新颖独特，小朝廷比大时代更给人以神秘的新鲜感。
魏晋，历经的是儒家道德失序后社会核心价值重整的时代；随后的南北朝，则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强大动力与活力，为瓦解后的汉帝国重构了各种制度以因应局势的需求。由此可见，在这乱世之中，处处充满着引爆各种可能性的巨大力量。当时的人们，不论帝王或世族，总在步履蹒跚中摸索着未来可行的道路。不断发生的南北战争，一个比一个匪夷所思的君王，眼高于顶的世家大族，精致优美的文化与生活……
《琅琊榜》海报
在北朝，汉人大世族崔浩的悲剧有什么偶然和必然？力推汉化的孝文帝有哪些遗泽与遗祸？班禄制、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对隋唐有什么影响？《洛阳伽蓝记》除了记录佛寺，还记录了哪些精彩？粗犷平实的北朝文化，除了《木兰辞》还留下了什么？
在南朝，战场上所向无敌的宋武帝刘裕为何没能统一全国？谢灵运为什么身在朝堂还能整天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梁武帝为什么把自己布施给佛寺，又要大臣花费巨资赎回？“侯景之乱”，仅仅是为祸一方还是影响全国？除了祖冲之的圆周率，南朝还有哪些成就？
作为叶嘉莹先生侄子，亦曾师从许倬云先生学习，台湾学者叶言都在“中国从此走向大唐”系列的《北朝的遗产》《南朝的遗产》的两书中，除就史实“大事”进行认真严肃地还原外，也以史籍互参，对社会大众更倾向关心的个体“八卦”做出提炼解读，让大众读者对历史剧中那个神秘的世界更多一重细致的了解。
今天，我们推送的文章来自于叶都言《南朝的遗产》。在南朝，当南朝的宫廷里忙着享乐与杀戮时，社会上却有一批袖手旁观，或者甚至懒得理会的上层人士。对他们来说，琴棋书画、老庄佛法、山水风光才是生活的重心，宫廷只是一群暴发户的戏台而已，谁兴谁亡，与他们并无关系，因为那群暴发户虽然手握枪杆，却不敢对他们怎样。这批人叫做“世族”，或称“士族”。这一段旅程，且让我们探访只有在如此独特的南朝才会有的这群如此独特的人。
今日的推送，我们也给读者朋友们准备了赠书福利：到“燕京书评”公号（ID：Pekingbooks），阅读全文后，讲述你对南北朝历史的认识与想法，或讲述你对南北朝时期历史剧的感受，最精彩的三位读者朋友将同时获得“中国从此走向大唐”系列的两册：《北朝的遗产》《南朝的遗产》！
“中国从此走向大唐”系列：《南朝的遗产》《北朝的遗产》，叶言都著，天地出版社2021年4月版。
阀阅高门不识愁，官人九品几曾收。
封山占泽安琼墅，剃面熏衣做贵游。
远客焚床弹嫁娶，登山换齿傲公侯。
清流尽日谈玄鬼，谁料翻天侯景矛。
南朝世族阶级的形成：阀阅、郡望与谱牒
中国古代仕宦显贵人家的大门外矗立着两根柱子，左边的称为“阀”，右边的称为“阅”，家户的主人用它们来彰显本户的成就与地位。阀阅是达官贵人之家的标志，因此中国古代世代为官的人家又常被称为阀阅、门阀、门阀士族、阀阅世家等。门阀在当时备受重视，并以此来区分各色人等，产生森严的社会阶级，使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为独特的时代。
自东汉起，世家大族逐渐形成。曹魏开始采取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的做官之路得以确保。两晋以来，世家大族为与同姓的一般人有所区分，会强调自己的家族属于哪个郡、哪个县，称为“郡望”。例如王姓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聚居于琅琊郡临沂县，就称为“琅琊临沂王氏”，简称“琅琊王氏”；南方吴姓四大家族朱、张、顾、陆都聚居于吴郡，就称为“吴郡朱氏”等。在诸多世家大族纷纷标榜郡望之下，社会上郡望充斥，于是再逐渐划分阶级，形成以郡望区别门阀高下的“门品”，例如北方的清河崔氏就看不起博陵崔氏，自认门第比他们高等。这种状况在南朝更全面固定化，造成强烈阶级区分的社会。
世族的地位来自血缘，故极为重视家族的“谱牒”，以确定家族范围，避免被同姓的非家族分子冒用，以此维系门品于不坠。撰写、保存与研究谱牒，遂在当时成为一门重要的学问，称为“谱学”，并有人专门研究。例如平阳贾氏祖孙三代皆为谱学名家，开创其家学传承的是祖父贾弼之，他早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就撰写出《十八州士族谱》。以后刘宋的刘湛、南齐的王俭、南梁的王僧孺均撰有《百家谱》，提供给吏部，以为诠选官员时使用，是官方认定的私人著作，由此可见社会阶级这件事，政府既不愿，也不敢过问。但凡经过九品中正制度从各地察举来的人，吏部官员必定先核对官方认定的各家族谱牒，确定出身家籍，考察真伪，才能按照出身的社会阶级授官。所以，南朝时，不熟悉谱牒之学就不能在吏部任职，这当然使吏部的职位长期被世族占据，世族子弟的政治地位以及因此而来的经济与社会等地位，也长久得到保证。
叶言都，1949年生于澎湖，祖籍北京，父系为满族叶赫那拉氏，叶嘉莹先生之子。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曾师从许倬云先生。曾任《英文汉声杂志》研究员、世新大学兼任讲师等，现任东吴大学历史系暨创意人文课程兼任助理教授。《我爱温诺娜》，获第8届时报文学奖科幻小说首奖；《1649》，获第11届时报文学奖推理小说首奖，并改编为电影《游戏规则》。作品还包括：科幻小说集《绿猴劫》和“中国从此走向大唐”系列。
在这种制度下，南朝以门品的高下为标准，确立士庶之别，于是形成了严格的门阀制度。在此制度下，南朝的官僚社会可分为三种阶级：
高门甲族。家族历代经常任官五品以上，且为清官高位的世族归入此类，亦称“华族”“华阅”“右姓”。在九品中正制度下，这些家族的子弟经常被评选为一品、二品，从此出任高官，其出身称为“清流”，这是身份的标志，与品德操守无关。
次门。门第势力较低、次于华族的大家族，历代常任最高为六品官的归入此类。在九品中正制度下，这些家族的子弟经常被评选为三品至九品，可以出任官职，但无法从专属清流的官位起家，其升迁也不如华族。
寒门。平民阶级进入仕宦之途的官员称为“寒人”，其出身称为“庶族”或“寒族”，这也是身份的标志，并非指贫穷。实际上南朝的寒门官员大多数来自中小型地主或富户家庭，属于地方豪强或土豪商人，也有一些是立有军功的武将、擅长行政的政府吏员等。他们在九品中正制中没有被评定品级的资格，其出身称为“浊流”，只能出任浊流官，但因拥有地方势力、财力或特殊技能而被选入政府。
世族的特权
身为世族，与生俱来就有许多特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①政治特权
世族地位崇高，借由九品中正制而拥有仕宦优先权。以南朝前期而言，世族子弟年届二十即可出仕做官，寒门要年过三十才有机会；出身第一流高门者，更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在此种情况下，世族子弟开始出仕时，当然要选择某些“在中央、工作少、待遇好、名声好听、升迁迅速”的官职。久而久之，这些官职成为门阀世族的禁脔，也是世族子弟升迁高官要职的跳板，称为“清官”或“清流官”。清流官最有名的有秘书郎、著作郎、中书郎、尚书吏部郎等。
世族子弟不论贤愚，皆通过九品中正制进入政府，出任清官。时间既久，代代沿袭，成为固定制度。高高在上的世族子弟，既然有清流官的保障，从小也就不必勤学，其素质随着时间推移日益低落，更谈不上政治能力，这样正好让他们端起架子，不碰“俗务”。例如刘宋元嘉初年，琅琊王氏的王敬弘担任尚书仆射，却从来不看公文，有一次参加皇帝亲临的诉讼审理，宋文帝问王敬弘对这案子的看法，王敬弘没有回答。宋文帝脸色都变了，问左右随从：“为什么不给王仆射副本？”王敬弘这才说：“臣得到案件副本并读过，就是不太了解。”大臣如此回话，当然使宋文帝很不高兴，但他也没有再说什么。此后，皇帝虽然仍对王敬弘恭恭敬敬，礼数周到，但再也没有把实际政务交给他。
这种状况延续到南梁时，社会上出现这样的谚语：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译：上车不掉下来的就担任了著作郎，会寒暄两句“身体好吗？”的就担任了秘书郎。）这段南朝顺口溜，可能是那些“浊流官”充满酸味的不平之鸣，因为与清官相比，浊官正是“常不在中央、工作多、待遇差、名声不好听、升迁缓慢甚至无望”的职位，而且永远由寒门充任。
《中国从此走向大唐：南朝的遗产》，叶言都著，天地出版社2021年4月版
一个华族出身的人，在南朝官场上的过程与为官状况，可以用刘宋中、后期的王僧达为例。王僧达出身琅琊王氏，是东晋开国宰相王导的玄孙、南朝首屈一指的侨姓世族子弟，他的平生经历如下：从小聪明好学，有神童之称，也喜欢打猎，还曾亲自屠宰牛只。宋文帝听闻他的名声，特别召见，他面对皇帝态度从容娴雅，宋文帝非常喜欢，指定堂兄临川王刘义庆的女儿嫁给他。以当时的情况看，皇帝此举是希望结交琅琊王氏，以巩固其统治，有高攀之意。当然宋文帝也不会随便派个刘家的女孩当王僧达的新娘，而是选择刘义庆做他的岳父，显然考虑到刘义庆是刘宋皇族中最有学问与文名的，这位王爷常与文人雅士聚会，著有《世说新语》。
王僧达经过中正官照例品评后开始仕宦生涯，出任太子舍人。他在任时请病假，却去桥边看人斗鸭，被监察机关纠举，上级并未追究。他又诉说家里穷，请求调任郡太守，等于摆明要到当地捞一票。文帝本想答应，但尚书吏部郎庾仲文劝谏道：“僧达没办法管理人民。”宋文帝这才没有将他外派，但为了补偿，将王僧达连跳四品，升做太子洗马，居然成为独当一面的首长。此处刘宋的皇帝以平衡方式处理，既不得罪琅琊王氏，也给了从东晋以来就是世家大族的南阳新野庾氏面子，还照顾到地方人民，正是南朝皇帝对待世家大族的标准模式，可谓煞费苦心。
不久因母亲过世，王僧达休职守丧在家。他担任郡太守的哥哥卸任回家，送他一百多万钱，王僧达与这位兄长素来不睦，竟视这笔钱财如粪土，让家里的奴婢随意拿，一夜之间钱被搬光。守丧期满，王僧达调为宣城郡太守，总算如愿以偿。宣城多山，他到任后喜欢入山游猎，经常三五天都不在办公室，实在紧急的诉讼，就在猎场受理。
其后转调护军将军，掌管全国中级以上武官的选拔考核，王僧达对这个职务毫无兴趣，面见皇帝要求外放做徐州郡太守，皇帝不同意，原因应该在于徐州是刘宋北方边防要地，当地太守责任重大，必须能文能武能外交，派王僧达去一定会搞坏国家大事。王僧达固执地不断陈述，皇帝只好派他做吴郡太守。吴郡是富庶之地，寺庙积聚财富尤其多。王僧达太守到任后直接向当地的西台寺要钱，西台寺不给，他竟掳人勒赎，派一个顾姓的部下率众绑架寺内和尚，勒索到几百万钱。这位顾先生应该出身吴郡顾氏，如此就等于侨姓世族、吴姓世族联手欺压佛教僧侣以敛财。当时的地方官普遍操守不良，导致人民反叛，南梁政府授权王僧达招兵一千人防备辖区，他却趁机招来两千四百人，分为三十队，形成私人武力，又在吴郡建私人住宅，征发人民为他做工，可谓无法无天。
《中国从此走向大唐：北朝的遗产》，叶言都著，天地出版社2021年4月版
虽然如此，他依然没事。后来刘宋孝武帝召见，王僧达对皇帝丝毫没有礼貌，瞪着双眼直视，孝武帝毫无办法。当时有位出身寒门的何尚之，一度退休后又出任高官，在家中举行“八关斋戒”，邀请许多名人参加。大家谈佛法、论戒律之余，主人何尚之依照寺院规矩起身“行香”，走到王僧达面前时对他说：“希望年轻的先生放下猎鹰和猎狗，不要再游猎。”王僧达回答道：“家里养了一只老狗，放掉它还没地方去，又回来了。”此话一出，已经七十几岁的何尚之脸色大变，却仍然对这位顶着琅琊王氏招牌高傲绝伦、为所欲为、故意讽刺的王僧达无可奈何。
王僧达擅于观望政治风色，凡有重大政治异动，都会领头选边。刘宋文帝刘义隆被太子刘劭杀死后，孝武帝刘骏起兵讨伐刘劭，王僧达望风投奔刘骏阵营。这次的选边，对王僧达与刘骏都很重要，因为它又是一次南朝高门世族与皇位竞争者之一合作的典型，代表琅琊王氏支持刘骏，承认他是刘宋的正统。刘骏当上皇帝后，当然会保持王家的特权。故此，虽然王僧达的骄傲自大、言行无礼、求官心切、贪污勒索、滥用民力、有亏职守、私蓄武力等行为已经达到罄竹难书的地步，孝武帝刘骏还是封他为宁陵县五等侯，并让他屡次升迁，最后当上中书令。
这种情况在南朝甚为普遍，使一千多年后清代的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九品中正》条中对此严加批评：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译：阶级最高的世家大族，拥有父子兄弟继承来的荣耀，平民百姓向前进一寸的路都没有。选拔任官的弊端，至此到达极点。）世族做官的弊端如此，可以想见那些“浊官”眼看“清官”无所事事却飞黄腾达，不免悲叹自身的命运。悲叹之余，有的可能会另觅晋升之阶。他们还真的有机会，因为另一方面，南朝皇帝面临的问题更大。
无论如何，政府必须运转，公务必须有人去做，南朝政府在世族垄断下，却是高官一大堆，公事无人办，逼得皇帝不得不提拔一些寒人作为心腹，实际推动政令，这成为南朝政府的特色。南朝在皇帝身边典掌机要的官员称为“中书通事舍人”，即机要秘书，大多由寒人出任，工作本是收存档案、传达公文等，却深受皇帝器重，将参与决策、执行政令的机会与权力交给他们。这些寒人位不高而权重，只有他们了解政府如何运作、政策如何决定与推行，他们才是南朝政府实际掌握行政权的人，因此也时常跋扈自大，只有他们敢对世族的同僚甚至长官不假辞色，世族官员对他们办事无从置喙，有时也只得垂头听命。
南朝皇帝的另一种心腹，是称为“典签”的五品官员。典签本是一级地方政府的文书档案官，在南朝却变成皇帝的眼线与监督，用以监视甚至控制那些可能危及皇位的人物，例如散布在各地的亲王或封疆大吏，从饮食到行动都在内。典签与皇帝直接沟通，有事密报，皇帝也会秘密命他们办事，包括杀掉被监视的皇族。刘宋、南齐时期，这种情形尤其常见，那些皇帝大杀皇族亲人的事，都是由派往各地的典签动手。
②经济特权
南朝世族享有占田、荫户和免除租税徭役等特权，这成为他们建构经济势力的基础。依《晋书·食货志》，所谓“占田”，指从西晋初期起，政府规定各种身份的人可以拥有的土地数量，例如一品官可有五十顷，依次递减至九品官可有十顷等；“荫户”，指各种等级的贵族与官员可以庇荫的家户，受庇荫者免除税捐劳役，只对庇荫者承担义务。依照占田制度，官吏可依品级高低庇荫其亲属、门下的食客、佃户等，有一定的人数限制，例如一、二品官可以庇荫佃户五十户，三品官佃户十户，递减至九品一户，六品官以上可庇荫食客三人，递减至九品一人等；亲属部分，最高可以庇荫到九族，包括父族、母族与妻族。
由于官吏自家及被荫庇者皆不需要缴税服役，此种制度必然造成朝廷收入减少，公共工程人力不足，于是普通百姓必须缴交更多赋税，承担更多劳役，大批农民或者破产，或者不堪其扰，便纷纷卖身投靠在大地主辖下，官员的占田与荫户随之大量增加，远远超过政府的限制。世家大族历代出任高官，借此始终掌握大量土地与人口，构成其经济特权，财富可以和朝廷分庭抗礼。
当时的世族，在占有大量田地外，还会“封山占泽”，即强行占据本属地方公有的山地与湖泊，将各种地形地貌连为一片，变成广大的庄园。这种大庄园里有农田生产粮食，山坡可以种植林木与果树，湖泊、河流提供水产与磨坊的动力，源源不绝的卖身投靠者保证了劳动力的充足，于是每个世族都家大业大。这些世族庄园区域的生产成果全部由世族享用，因此世族的经济力量雄厚，请得起超额的谋士与保镖，形成国家内部许多块独立自主的经济区域，政府无法干预。这种经济体制，称为“庄园经济”。
世族控制下的庄园经济长期且普遍存在，势必严重影响国家的财税收入与人力资源，这可以说明为何东晋与南朝中央政府的实力始终不强；而从东晋到南朝不断有人反叛，也与庄园经济下地方的力量常常超过中央有关。针对这种状况，南朝时朝廷曾通过“检括户籍”的方法抑制世族荫客数，但只能收效一时，不久就故态复萌。
总之，南朝的庄园经济是世族特权的产物，也是阶级不平等的象征之一。它对中国经济的唯一贡献，可能在于长江以南原来的荒山野泽地区因此进一步开发，奠定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
③社会地位
经过两百年的累积与巩固，南朝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极为优越，他们以此自傲，轻视甚至蔑视他人。同样在朝廷为官，世族、寒门的身份高下截然不同，世族视寒门如草芥，不屑与之为伍，用对待仆人的态度对待寒门同僚。这两个阶层之间不相往来，寒人即使被皇帝赏识，升为掌权的近臣，仍然会被世族看不起。如果寒门不自量力，想要跟世族拉点关系，世族必然不会以礼接待，甚至当场就摆下脸色，极尽侮辱之能事。以下是几个代表性的事例：
刘宋孝武帝母亲路太后的哥哥名叫路庆之，他的孙子路琼之和前面提到的那位王僧达是邻居。一次，路琼之盛装打扮，坐着华丽的车拜访王僧达。王僧达正要出去打猎，已经换上了猎装。路琼之坐下后，王僧达不跟他寒暄，劈头问道：“从前家里有个车夫叫路庆之的，是你家什么亲戚？”路琼之只得起身告辞，王僧达还叫仆人把路琼之坐过的床烧掉。路琼之自讨没趣，灰头土脸而回，内心想必极为悲愤，但在南朝社会里也无可奈何。
侨姓世族如此，吴姓世族也不落人后。刘宋时世族吴郡张敷出任中书郎，中书舍人中出身寒门的秋当、周赳作为张敷的同僚，商量是否去拜访他。周赳说：“如果不招待我们，我们就难堪了，还不如不去。”秋当说：“我们也有相等的员外郎地位，为何要担心没法跟他坐坐？”两人就决定去看张敷。张敷听说他们要来，先将客人与主人的坐床摆得很近，主、客就座后，张敷立刻呼唤仆人：“把我搬得离客人远点！”此举表明，他这个吴郡张氏的人不屑和寒人共坐。秋当、周赳无法再待下去，只得告退。
南齐时，中书舍人纪僧真典掌机要，仪表举止也俨然世族，自认为地位与准备已够，就去面见齐武帝萧赜，“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齐武帝说：“这事凭江敩、谢瀹做主，我不能发表意见，你可以自己去见他们。”纪僧真自认为已经奉旨，就去见江敩，刚刚坐定，江敩便命令随从：“把我的坐床搬开，向客人告辞。”纪僧真垂头丧气地退出，回来报告齐武帝说：“士大夫不是天子能任命的。”此事件几乎是前一事件的翻版，只是当事的寒人找皇帝帮忙，齐武帝可能不好当面拒绝，只有四两拨千斤，让纪僧真自己去碰一鼻子灰。
南朝类似的事情并不止于此，这许多意象鲜明的故事，一再显示了当时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优越。他们排斥寒门的倨傲已到夸张程度，正足以说明他们如何致力于维护世族阶级的既得利益。
世族内婚制
世家大族骄傲横行的基础，来自他们的门第；保持自己门第的纯粹，就成为他们念兹在兹、特别在意的事。世族为此设定“士庶天隔”的界限，不许跨越，不容混淆，其主要方法就是不与寒门庶族通婚。凡属世家大族，婚姻都是大事，选择配偶特别注重门第，越是高门华族越严格，一定得和家世相当的高门望族结亲，只有少数男性会被皇帝选来“尚主”，少数女性会嫁入皇家成为皇后，算是例外，但对世族而言，这等于是他们和皇室联盟的交换条件，算不上家族的光荣。此外侨姓、吴姓世族又有各自在本群体内通婚的倾向，这应该与地域观念有关，例如吴姓四大世族吴郡顾、陆、朱、张四姓经常互相通婚，或者和会稽孔、魏、虞、谢四姓结亲。
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中大族之间互相通婚者，仅限于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沛国刘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河南褚氏、陈郡袁氏、陈郡殷氏、谯国桓氏、庐江何氏、鲁郡孔氏、济阳蔡氏、汝南周氏、东莞臧氏、南阳乐氏、南阳宗氏、陈留阮氏、吴郡张氏、会稽孔氏、吴郡陆氏、吴郡顾氏等大族，可谓典型的族群内婚。
到南朝后期，世族社会已族群内婚二百年以上，遗传基因受限，缺乏新生力量，加上养尊处优多年，南朝世家大族子弟身体日渐衰弱，志气日渐颓唐，终于在侯景之乱时受到几近毁灭性的打击。
“婚宦失类”的严重性
世族如果娶公主以外的非世族女子为妻，就称为“婚宦失类”，会受到本阶层的非难和排挤，政治前途立即受到影响，严重的甚至会被逐出本门第。然而，南朝有许多寒门出身的高官、将帅，其中不乏位至三公，掌握政治、经济实权或统兵开府，成为方面大员者。对这些人而言，若能凭借其强大的势力与世族结亲，不但立刻翻转阶级，身价百倍，更能形成与世族的联盟关系，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世族原则上对他们不屑一顾，但有时局势纷乱，战火连绵，杀戮不断，武将当道，少数世家大族可能基于安全考虑，会与这样的实力派军人结亲。例如琅琊王锡以女嫁给沈庆之子沈文季，陈郡谢超宗“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谢朓之妻是屠夫起家的大将王敬则之女（《南史·谢裕传从孙朓附传》），等等。
世家大族与高阶武将、封疆大吏结亲已经勉强，如果与他们眼中更下层的“寒贱杂门”结婚，必然使其他世族侧目而视，招来严重物议。最有名的例子是南齐时王源将女儿嫁给富阳满氏满璋之子满鸾，满家出聘金五万钱。王源当时丧妻，就用这笔钱办女儿的嫁妆，剩余的自己用来纳妾。南齐御史中丞沈约听到消息，立刻主动展开调查，然后上奏章向皇帝弹劾王源，这是中国历史上因为结婚而导致御史弹劾的案例，极为罕见，也是南朝特有的怪现象。这篇奏章名为《奏弹王源》，千载之名，还被选入《文选》：
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而托姻结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甚。……王满连姻，实骇物听……源即主也。臣谨案……岂有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蔑祖辱亲，于事为甚。此风弗剪，其源遂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宜置以明科，黜之流伍……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源官品应黄纸，臣辄奉白简以闻。臣约诚惶诚恐，云云。
（译：听说东海郡的王源将女儿嫁给富阳的满家。王源虽然人物庸俗、品格低劣，却属于高贵的家族。……但他假借结亲，唯利是图，侮辱世族阶级，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王和满家联姻，实在惊世骇俗……主谋就是王源。臣下恭敬地说明……怎么可以有名列六卿的家族，把女儿嫁给管理仓库的人？……蔑视祖宗、侮辱尊亲，在这种事上是最严重的。这种风气如果不剪断，源头就会打开，将使鳞次栉比的世家大族都蒙尘被辱。应该明正典刑，将他罢黜。臣下等共同建议，请以这件事将王源罢免官职，终身不予录用……以王源的官品而言，谈他的事情应该用黄色的纸书写，但臣下却用白色的纸书写来呈报皇上。臣下沈约诚惶诚恐，说出以上的话。）
南北朝时世族的户籍等档案用黄纸书写，庶民的用白纸书写。沈约这篇奏章用白纸书写，代表他和世族社会已经不承认王源的世族身份，将他踢出世族阶级，降级为寒人了。
沈约
高门世族的两面性
南朝的世家大族享有崇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优越，又是文化的代表，故其日常生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华丽、庄严，经常宣示他们与政治、学术、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却清高、孤傲，经常表现出他们在社会与心态上的超凡脱俗。这种状况从侨姓世族排名第二的陈郡谢氏家族可以明显看出。
南朝初始时，刘裕篡晋，建立刘宋王朝，名义上要接受东晋最后一个皇帝的“禅让”，实际做法是自知气数已尽的东晋皇帝请来一位大臣，将传国玉玺奉献给新兴王朝的皇帝，仪式才算完成。当时主办典礼的官员，预拟由刘裕的孙子刘睿来承担这个传递玉玺的任务，但刘裕认为做这件事的人必须具备崇高的声望，决定请陈郡谢氏的谢澹担任。这个决定象征性的意义极为浓厚，因为陈郡谢氏是取得淝水之战胜利，延续东晋后期命脉的世家大族，让谢氏族人传递传国玉玺，等于明示天下，世家大族已经放弃司马氏的晋朝，改为支持刘裕的宋取代晋，承认刘宋王朝的合法性。难怪以后刘裕举行宴会，都会邀谢澹参加，而这位陈郡谢氏领袖则喝了酒就放言高论，在战场上杀人无数的开国皇帝刘裕也对他无可奈何。
陈郡谢氏另一位人物是谢裕。《南史》描述此人矜持严肃，性喜整洁，居住环境一定要干净优美。所以谢裕家不设痰盂，他每次吐痰，就吐在左右随从的衣服里，然后给这个随从放一天假，让他去洗衣服。每当他要吐痰时，乐于放假的众随从就蜂拥到他面前，争着接受。
对于这样一位陈郡谢氏的领袖，宋武帝刘裕还是特别看重，聘定他的女儿做儿媳妇，结为亲家。谢家下一代出了一位谢恂，多才多艺，从小精通音乐，善于吹笙。他出来做官后担任庐江郡太守，不久就辞了官。刘宋孝武帝说“谢家少年不可以委屈在小郡”，调他做司徒府主任秘书。后来谢恂因为家里穷，要求做西阳郡太守，宋孝武帝照例批准。哭穷的世族音乐家谢恂，也就得以到湖北比较富庶的地方去做官，借此“调剂”一番了。
将世族这种两面性发挥到极致的是鼎鼎大名的谢灵运（385—433年），他的传记值得细读。
谢灵运
谢灵运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母亲是王羲之的外孙女，他从小天资聪颖，好学不倦，博览群书，文章华美，下笔气势宏伟，纵横自如，但稍欠深刻紧密。宋文帝曾请他编撰晋朝的历史，他写下章节的名称以后就不再理会，史书因此编纂不成。显然编纂史书与他的个性不合，他发现之后，就理所当然地不再做这种既繁琐又不够清高的工作了。谢灵运承袭祖先传下来的公爵，性格豪放，生活奢侈，车辆衣服都鲜明美丽，还会服装设计，往往自行改变服装款式，穿出来立刻变成时尚，大家效法。
这样一个人当然宦途顺利，可是谢灵运却视礼节与法律若无物，喝醉酒就一面裸奔，一面大呼大叫，还屡次因为违法犯案而被革职免官。他最严重的罪名是多次任意杀死部下，这也使他从公爵被降级为侯爵。
谢灵运自视甚高，总认为执掌国家大政非他莫属。宋武帝刘裕死后，少帝即位，权力控制在几位大臣手中，谢灵运乘机党同伐异，诽谤当政大臣，几位大臣忌恨在心又惹不起他，只好来个眼不见为净，将他这枚烫手山芋外放去永嘉郡做太守。至于永嘉郡的百姓会面临怎样的状况，那就只有不管了。
谢灵运到永嘉后成天游山玩水，一出去就是十天到一个月，到处吟诗述怀，公务废弛也不理会。他出游时带着几百人，砍伐森林，开辟山路，县官与百姓受到惊扰，当他们是山贼。这样过了一年，他称病辞官，大概捞了不少钱，就将会稽的旧宅与别墅整修扩建，优游自在地隐居起来。这些工程，堂而皇之地征用当地人民做工。只因他是陈郡谢氏的才子，身边又有几百名清客、随从、家丁，文武兼备，势力庞大，当地官员与人民都认命照办。
此后，谢灵运变本加厉，看上会稽城墙外的一座湖泊，竟向地方官要求将湖水放干，变成他家的田地。宋文帝本已同意，命地方官执行，会稽太守孟顗却认为这会断绝人民取水与捞捕水产补贴生计之路，予以拒绝。谢灵运改为要求另一座湖，孟太守又拒绝了。然而，因为谢灵运的恶势力很大，孟太守感觉自身危险，只好上奏章向皇帝报告，并且动用驻军保护自己。谢灵运则亲自赶回建康，也向宋文帝上奏，状告孟太守。宋文帝处理这种局面的方式，又是两边不得罪——把谢灵运派任为临川内史。临川在建康西南，与会稽是不同的方向，他又回会稽去与地方官冲突。
谢灵运在临川仍然嬉游放荡，遭到纠举，这次刘宋朝廷忍无可忍，决定逮捕他。谢灵运干脆起兵反叛，事败被捕，送到首都审讯，依法判处斩刑。宋文帝本来还希望只将他免官而已，因反对力量大，遂将他免死，全家流放广州。谢灵运此时还暗中出钱招募流氓徒众，要这些人采购武器，在广州袭击押送官兵，将他劫走，准备东山再起。他的阴谋被破获，仁至义尽的宋文帝这次终于下令处决，谢灵运就在广州问斩，死后还被曝尸示众。
谢灵运天资聪颖，文才高妙，是南朝知识界的精英。他在不断游山玩水，享受大型庄园富足雅致的生活之余，时常以身边的景物为题材吟诗作赋，抒发闲情逸致与岁月不居的伤感，其作品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还有设计天才，除服装以外，又曾想出安全省力的登山方法。当时的人常穿下有两个高齿的木屐，谢灵运穿木屐登山，上山时去掉前齿，下山时则去掉后齿，走来如履平地。然而，另一方面，诸如高傲自大、恃才傲物、放荡无礼、任性妄为、废弛公务、残杀部下、自私自利、仗势欺人、贪赃枉法、惊扰人民、破坏环境、买凶劫囚、阴谋叛乱等词汇，也可以毫无保留地用来描述他。
只要知晓谢灵运历年在各地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理解虽然他是陈郡谢氏的高门华族，宋文帝最后也不得不把他斩首弃市的原因。毕竟南朝皇帝对世族的优容，是以不危及政权为底线，世族可以对政治斗争、朝代更迭漠不关心，但不能谋反。
南朝高层世族的两面性，在谢灵运身上发挥到极点：他任性到底，美则尽美，恶亦极恶。
谢灵运雕塑
南朝世族的腐化
南朝世族子弟，可谓衔着金汤匙出生，天生荣华富贵，完全不需要努力奋斗，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世族子弟变得完全不食人间烟火，过着放浪颓废的生活。到南朝后期南梁时，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当时大多数世族子弟生活靡烂腐化，只懂奢侈享受，动辄高来高去地谈论玄学，端起悠闲高雅的架子，不屑也不会处理实务，成为缺乏生活与工作能力的一群人。说他们是外表光鲜华丽的社会寄生虫，也不为过。
南朝世族十分注重衣着用品的奢华、外貌的美丽、态度的从容与行动的娴雅，例如何戢“家世富盛，性又华侈，衣被服饰，极为奢丽”，“美容仪”；褚渊“美仪貌，善容止”；王峻“美风姿、善举止”；等等。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曾语重心长地描述南朝世族子弟的生活：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燕，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译：梁朝全盛的时候，还没当官的贵族子弟，大多不学无术，以至于有谚语说：“上车不会掉下来就是著作郎，能寒暄两句身体怎样就是秘书郎。”没有一个不是衣服熏香，脸孔剃光，擦胭脂抹粉，驾起长檐的牛车，脚蹬高齿木屐，坐在方格图案的丝褥子上，倚着杂色丝织成的靠垫，左右两边陈列古玩器物，从容地出出入入，看起来好像神仙。碰到求取功名要考试经书，就雇人作答；三公九卿出席的宴会上，就靠别人代为作诗。在那样的时候，也算是号得意的人物了。）
《颜氏家训·涉务篇》有另外一段对南朝世族精彩的描述：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译：梁朝时世族人士，都崇尚宽袍子阔带子，大帽子高底鞋子，出门就乘车，进门有人搀扶，城里郊外，没有骑马的。……甚至尚书郎骑马，就弹劾他。……建康县长王复性格儒雅，从没骑过马，看见马嘶叫喷鼻跳跃，没有不震惊害怕的，就对人说：“这正是老虎，为什么叫作马？”……）
世族在优越的生活中好吃懒做，处事全无能力，人生全无目标，他们自命清高，正是护短的表现。颜之推说世族们品评起古今人物，都了若指掌，真正有事情交给他们去办，就什么都不会。他们生活在承平时代，不知道有国破家亡、流离失散的祸患；在朝廷做官，不知道战争的危险和紧急；永远有俸禄可领，不知道耕田的劳苦；站在吏员与百姓头上，不知道服劳役的辛勤。这些话，可谓旁观者清，语重心长。
这样高高在上的世族官员，常使寒门同僚既羡慕又嫉妒，既看不顺眼又无可奈何，比较刻薄的寒门只得找到机会就挖苦他们一下。南齐时寒门刘祥曾与世族王融同乘一辆车，路上看到有人赶着一头驴，刘祥就说：“驴！你好自为之，像你这样的人才，都已经做了中书令、尚书仆射。”刘祥此人向来尖酸刻薄，讽刺谩骂，口不择言，后来被南齐高帝萧道成流放广东，但若不以人废言，这几句指驴骂世族，倒也真是他的不平之名。
《颜氏家训》内页
南朝后期世族的式微
南朝后期，世族盛极而衰。
南朝开国皇帝多出身于寒门，他们鉴于门阀政治侵蚀国本，亟须加强君权以求自我巩固，加以世族一向鄙视吏事与武职，不屑烦劳，无法胜任实际政务，故南朝皇帝大多委任寒门庶族出任顾问或助理，担任实际行政工作。如此一来，随着南朝的延续，世族固然依旧高高在上，寒人的政治地位却也逐步上升，掌握了实际政权。高高在上的南朝世族的学识与能力渐渐不堪闻问，生活却更加奢靡腐化，君主对世族也表面尊敬，把他们供养起来，实际上却疏远与压抑。久而久之，世族慢慢远离权力的核心，丧失政治上的影响力，逐步式微。这种情况，仍然可以举陈郡谢氏为例。
谢灵运的孙子名叫谢超宗，幼年时随祖父、父亲流放岭南，在宋文帝末年回到建康做官。他好学，文章写得好，名声大，可是性格傲慢，且酗酒成性，经常醉醺醺地值班。宋文帝曾召见他，谈及北方边疆的事，谢超宗回答道：“那些（北朝）强盗打过来已经二十年了，就算佛出来也没办法。”文帝听了很不高兴，把他调为南郡王府的中军司马，这是武职，显然是有意让他去当个边疆地区的武官，长点军事知识。谢超宗从皇宫出来后，有人问他，新任命官居何职，在哪个府里？他答道：“不知道是司马还是司驴，既然是驴府，应该正是司驴。”
由此可见，南朝世族既不懂军事，更对此不屑一顾的实况。应当注意的是，陈郡谢氏在东晋淝水之战（383年）时出过谢安这样的宰相、谢玄与谢石这样的将军，以寡击众，获得大胜，保住东晋的江山。可是70年后，到刘宋文帝末年（约450—453年）时，其后代已经对北魏这个南朝的强敌与宿敌、一心想吞并南朝的强邻，完全不知所措，也不愿去面对，只剩几句仗恃世族身份装疯卖傻的酸话而已。
全国知识界的精英如此不堪，必定迫使皇帝从寒门中培养人才。果然梁武帝时设置五经博士，开馆招生，专收寒门俊才，由政府供给食宿，只要能通一部经书，核实后即可录用。此制度旨在鼓励寒人钻研经学，寒门的文化水准因此得到普遍提升，无形中消除了世族与寒人间文化上的鸿沟，使越来越多的寒门凭借文才、武功取得高位。相比之下，南朝世族早已丧失对政权的向心力，不以改朝换代为意，导致擅长政事的绝少，懂军事者更完全不可得，只剩下保持家族地位、好好享受人生的念头。当时世族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尚未受到严重的挑战，家中仍有财力让他们招摇，所以会出现《颜氏家训》叙述的那种景象。
侯景之乱
梁武帝末年发生“侯景之乱”，建康几乎成为废墟，梁朝分裂，内战频仍。大动乱中娇生惯养的世族子弟原形毕露，他们身体虚弱，走不了几步路，耐不住寒冷或炎热，遂大量惨遭屠戮、病饿而死，或流落异乡。等到江南寒门武人陈霸先收拾残局，建国称帝时，南朝世族，尤其是侨姓世族已经日薄西山。
南朝二百年的世族门阀，最后随着南朝灭亡而恍如一梦，只留下那些当时不可一世的傲慢身影，隐约浮现在史书中。正如唐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