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客家”，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客”，指外来移民；二是“家”，指由中原南下，举家迁徙或落地成家的那些豪门望族。
从历史上看，客家先民多为中原地区、尤其是豫州的居民。其迁徙最早始于西晋末、东晋初。《晋书·地理志》豫州条云：“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口。又以当阳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最后一举灭掉西晋，中原震动，豪门大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场大变动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京畿豫州一带的士族豪门。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他们纷纷迁移南下，而东晋政权为了延揽和照顾这些士族，开始在南方设立这些外来移民的居住侨郡，并以北方地名来命名这些侨郡，以照顾他们的意识和心理。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所设侨郡中规模最大的是“豫州”。由此可见从河南地区来的移民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这些贵族的利益，东晋又设立了“给客制度”，它直接演化成为“客家”这一称谓，并为客家民系的组织制度和社会结构输入了更大的活力。《南齐书·州郡志》云：“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当时，北方大姓几乎全部南移，由于受到东晋政权的保护，这些迁移的北方人并未衰微，反而日渐兴盛，这就为后来的屡屡南移提供了一定的动力源。
从整个客家人的迁徙路线来看，按照历史的划分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五次：第一次是东晋初期的“中原望族，相率南奔”。他们来自中原，大多落在江淮一带，至皖赣者为多。这次南迂，由于有着东晋政府的种种照顾政策，很快趋向于稳定，并一直保持了五个世纪。唐末社会动荡不安，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兵锋纵横南北，这些名门望族受到极大的威胁，客家先民第一次逃难后的落居地正当黄巢起义军辗转往复的要冲，在这种情况下，遂开始第二次迁移，即由皖豫鄂赣等第一时期落居地，再迁至皖南及赣东南、闽西南和粤东北地区。第二次迁移后稳定了三百年。后来，金、蒙古相继占领北方，并日益南侵，客家先民不得本又一次迁移，这第三次迁移乃是一部分由第二时期旧居，分迁至广东东部和北部。经过五百余年之后，客家人又开始了第四次迁移，时在明末清初之际，满清人南下入主中原，受祸烈最为严重的部分客家人，从第二或第三次迁移旧居，分迁至粤中部和滨海地区及川桂湘台等地，一小部迁至贵州南边及云南。客家的最后一次迁移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部分客家人又迁至粤南及海南岛，有的流寓海外。至此，经过五次迁移，客家人的居住范围已基本稳定，表现出现今所呈现的客家分布态势。
由于中原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不断颠沛流离使得客家人最重家世谱牒，这数次迁移的始因和路线都十分详尽地记述在他们的谱牒中，不管如何迁移，他们始终都对自我的起源地难以割舍忘怀，常常“述本源流”。在现今所能觅到的客家人族谱中，总是对现世的故居极尽缅怀之情，而他们的祖籍大多在中原地区，其中以河南较多。
客家的概念和群体是历史上中原部分居民经过不断迁徙和流动形成的，是历史所造就的一种文化人文现象。然而，从中原人到客家人毕竟还有一个契合点和转折点。由于客家的概念主要是居住地点的变更，那么，这个转折点也体现在其迁移过程中的中转环节。考察客家人的迁移，可以发现，福建宁化石壁乡是客家迁徙的中转环节，是中原移民转化为客家人的里程碑。从大量族谱和方志记载来看，宁化石壁乡在客家迁徙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客家人称道和记铭之所在。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乃至世界各地几乎都经过了宁化及其石壁。宁化西北有武夷山脉作为屏障，自外入闽又有一条较为平坦的狭长地带作为通道，而中原移民在这里集结、休养整息之后形成了较为整体化的移民集团再向闽粤等地整股流寓，从而开始了真正的客家人时期。因此，凡流寓这里，并在这里认定共同族系的中原移民就转化为客家人及其后裔，它成为客家人的界定尺度和标准，而在历史实际上也确乎如此。
客家人的称谓形成于唐宋，《旧唐书·食货志》、《太平寰宇记》、《元封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书中都曾”提到“客”、“客人”、“客家人”、“客族”。记述客家人经过宁化石壁的一些重要谱牒文献，如梅县《丘氏族谱》、嘉应《刘氏族谱》、兴宁《廖氏族谱》、平远《姚氏族谱》等，记其经宁化也是在唐宋这两次迁徙时期，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实体上，客家民系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并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