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年底，鲁王府前归善王朱当沍抵达凤阳。朱当沍是时任鲁王朱阳铸第六子，首封鲁王朱檀玄孙，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其人勇武过人，是明代宗室中的异类。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十月，北直隶地区爆发了刘六、刘七起义。这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席卷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堪称明末大起义的预演。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年底，部分义军杀到了鲁王封国兖州府城下。危难关头，鲁王朱阳铸亲率宗室登城防守。而归善王朱当沍更是亲手射杀义军多人，兖州府得以保全，归善王当记头功。但是“喜弄兵”的朱当沍由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单，最终在正德九年以“意图谋反”的罪名被削去爵位，废为庶人。
由于畏惧这位王爷的勇武，负责押送的太监一开始骗朱当沍此行只是去凤阳“谒祖陵”。直到抵达凤阳，这位前归善王才知道他的最终落脚地是专门用来监禁宗室罪人的高墙。结果这位刚烈至极的王爷大呼冤枉，当即撞墙而死。“一入高墙深似海”，朱当沍之所以自杀以明志，一方面他确实冤枉，另一方面凤阳高墙给宗室带来的绝望感也是重要原因。
当沍之凤阳，有旨令中官护送。当沍犹未知所坐，中官绐曰：“谒祖陵耳。”比至问曰：“此何地？”曰：“高墙。”乃大恸曰：“冤乎！”即日以首触墙而死，闻者伤之。—《明武宗实录卷一百十八》
那么凤阳高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所在？为何会给有罪宗室带来这么巨大的心理压力？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此之前明朝又是怎么处理有罪宗室的呢？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一方面大封宗室，给了皇子们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另一方面老朱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就开始修纂《祖训录》，打算对后代子孙的行为准则做出系统性的规范。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书成，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重新修订，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最终定稿，改名为《皇明祖训》。对于可能的宗室犯罪，朱元璋的处理方法是这样的；
凡亲王有过，重者遣皇亲或内官宣召。如三次不至，再遣流官同内官召之至京，天子亲谕以所作之非。果有实迹，以在京诸皇亲及内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间，五见天子，然后发放。虽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因来朝面谕其非。或遣官谕以祸福，使之自新。—《皇明祖训·法律》
当然祖训只是纲领性文件，比如后世亲王、郡王谋反，都有被赐死的，并未遵从“不加刑”的祖训。同时对于犯了大罪后被降为庶人的宗室，究竟该怎么安排，祖训也并未涉及，同样需要后世帝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摸索。
在洪武时代，只有朱元璋的侄孙靖江王朱守谦曾被削爵，老朱对他的处理方式是将其打发回凤阳老家种田。根据史书的记载，朱守谦并未受到监禁，在老家不但行动自由，甚至还横行乡里，最终被朱元璋召回京城禁锢。
上犹不忍致罪，仍召还安置凤阳。虽在贬斥，横恣自如，强取牧马，暴扰一乡，乃召至京笞而禁锢之。—《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十五》
朱元璋驾崩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这位建文皇帝被后世文人吹捧为“仁孝”之君，不过对付起叔父来可一点都不心慈手软。建文年间有4位亲王被废为庶人，其中周王朱橚先是押往云南监禁，后期转回南京皇宫关押。齐王朱榑一直关押于南京，代王朱桂则关押于其封国大同。岷王朱楩从封国云南迁往福建漳州府监禁。建文朝打压宗室，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目的，对于后世皇帝来说，自然没有可参考性。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燕王朱棣率领靖难大军攻破南京，皇帝朱允炆在奉天殿自焚殉国。六月十七日朱棣登基称帝，明朝历史进入一个新篇章。但是在凤阳高墙建立之前，朝廷对于有罪宗室的处置仍然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大致来说，可以分为几个模式：
- 模式一：留居南京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八月，太祖第七子齐王朱榑以“谤毁咒诅，阴结勇士，招纳亡命”的罪名被废为庶人，简单来说就是造反未遂。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二月，太祖第十九子谷王朱橞以“顽狠凶悖，弃灭天伦，造为反逆”的罪名被废为庶人。
二王被废之后，青州的齐国和长沙的谷国也被一并废除。但是朱榑、朱橞及其家属都被关押在哪里呢？齐王的监禁之处笔者没有查到，谷王被关押在直隶新安卫。新安卫的治所在今安徽省歙县，其地靠近黄山，位于皖南地区。朱榑据说在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被宣宗朱瞻基所杀，朱橞则应死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
乙巳，直隶新安卫奏：“永乐十五年以本卫公署居谷庶人，臣等暂于徽州府廊房治事。今庶人死，家属取赴京，臣等宜复旧治。其妻妾、子女殡埋屋旁者，请迁葬城外。”从之。—《明英宗实录卷二十四》
从上文可知朱橞死后，家属被送往京城居住。但这个京城究竟是指南京还是北京呢？笔者以为是北京。因为在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的时候，景泰帝朱祁钰下旨将齐庶人和谷庶人眷属送往南京居住，要求南京守备太监袁诚等人“时常访察”。
此时的齐庶人叫朱贤爀，是朱榑幼子。谷庶人叫朱赋焮，是朱橞第六子。后来朱赋焮绝嗣，其在南京的房屋被朝廷拨与朱贤爀。到了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的时候，朱贤爀之孙朱长鑋被彻底赋予了自由。齐王后裔颇为无赖，由于身在南都天高皇帝远，官府也不管，由他们横行街市。
- 模式二：发守先王坟园
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十一月，晋王朱济熺以“谋为不轨”的罪名被废为庶人，连同其子朱美圭一起看守晋恭王坟园。
晋恭王朱棡，是朱元璋第三子，朱济熺则是其嫡长子。太祖嫡长孙是生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的懿文皇太子朱标嫡长子朱雄英。但由于朱雄英9岁早夭，太祖长孙实际就是出生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的朱济熺。
当年朱棡和朱棣一个节制山西都司，一个节制北平都司，是明初权力和实力最大的两位亲王。若非朱棡突然死在朱元璋之前，只怕朱棣也不敢造反。因此朱济熺这个案子，基本就是朱棣为了打压晋王府而一手制造的冤案。
有朱济熺作为榜样，发守先王坟园就成为朝廷处置有罪宗室的好手段。比如辽王府的远安王朱贵爕、巴东王朱贵煊和辽王朱贵烚，在被废为庶人之后就被打发去看守其父辽简王朱植坟园。
戊午，免远安王贵爕、巴东王贵煊为庶人。敕曰：送终乃人子之大事。尔兄弟父薨不奔丧，五刑三千莫大不孝。国之正法，朕不敢私。今并削爵降为庶人，于简王坟园居住。原受远安王、巴东王册印封识付行，以副朝廷优容之意。—《明仁宗实录卷六》
- 模式三：留北京看管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州起兵谋反。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很快将其平定。由于汉王本人身份过于敏感，无论是放在南京还是凤阳都不能让宣宗放心，思来想去之后，只能将其带回北京，安置在皇宫之中。
命行在工部新作馆室于西安门内，处高煦夫妇男女。其饮食、衣服之奉，悉仍旧无改。—《明宣宗实录卷二十一》
据明代著名史学家焦竑所著《国朝献征录》，当时汉王的居所称为逍遥城，位于今故宫西部通道南端的起点、熙和门外（西侧）南端，即西安门一侧。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作为汉王之乱的余波，周府汝南王朱有爋和新安王朱有熺也被废为庶人，连同其妻子家人一起监禁于北京。至于是否也在逍遥城，那就不得而知了。此后陆续还有晋府永和王朱美坞、代府襄垣王朱仕㙺以及荆王朱见潚，都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被废为庶人并且留在北京监禁。
小结：无论是以上哪种模式，对有罪宗室来说都不算最糟的结局，因为存在着东山再起的机会。比如朱济熺，其子朱美圭先是被朱棣封为平阳王，又在明英宗登基之后被复封为晋王。又比如朱贵烚，其子朱豪㙷日后被封为长阳王。再比如朱美坞之子朱钟铗复封永和王，朱有爋之孙朱同铧被放回河南封为辅国将军。
像上文朱文圭这样在凤阳生活，对有罪宗室来说已经宛若天堂一般，比这更惨的是在凤阳守皇陵。明皇陵位于凤阳县城南七公里处，是朱元璋为其父母和兄嫂所建。
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仁宗朱高炽下旨把侄子朱瞻圻发往凤阳守皇陵，同时敕中都留守司分兵防护。这是史书记载中第一位被发配凤阳守皇陵的宗室。朱瞻圻是汉王朱高煦次子，因为痛恨父亲杀了他生母，所以向朝廷“屡奏其父过恶”。其实结合日后汉王的所作所为，恐怕朱瞻圻还真不是凭空诬陷好人。只是彼时刚刚继位的仁宗不愿意兄弟之间祸起萧墙，这才紧急处置了侄子。
瞻圻先在太宗时，憾父杀其母，屡奏其父过恶。皆外人所不得闻者，高煦亦知之。至是，悉上瞻圻前所遣报朝廷事数十纸，有妄言朝廷议发兵攻取乐安城等事。仁宗皇帝召瞻圻示之曰：“汝尚凭虚离间吾兄弟，况他人乎？”高煦言：“我其父也，尚于大行前谮毁我，况陛下乎？其罪当诛。”仁宗曰：“稚子不足诛。”即日命往凤阳守皇陵。—《明宣宗实录卷二十》
而在朱瞻圻开了这个头之后，下一位步其后尘的是在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以“毒药弑其嫡母谢氏”罪名被废为庶人的晋王朱济熿。然而此时朝廷尚要求缘途军民衙门给舟车接送，又敕中都留守供给如礼。直到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发生的岷府广通王之乱，凤阳第一次出现了高墙的雏形。
- 景泰朝：雏形出现
广通王朱徽煠，岷王朱楩之子，太祖朱元璋之孙。景泰二年的时候勾结苗民，企图和弟弟阳宗王朱徽焟一起造反。事发之后二王被先后押往凤阳，景泰帝朱祁钰通知守备凤阳太监雷春和中都留守司以及凤阳府为其修建住处，要求有“墙垣、房屋和门禁”，此外还要“务在坚牢”。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朱祁钰又派出奉御来翟去凤阳收掌广通王住所的门禁锁钥，同时严令其往来提督官军关防守护。朝廷之所以如临大敌，是因为广通王的家僮蒙能一直在湖广境内领导苗民起义。到了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义军人数已经发展到三万余人，朝廷不得不调集湖广、贵州、广西各处军队一起平叛。
壬申朔，镇守湖广太监梁达奏：“岷府庶人徽煠家僮蒙能以从徽煠谋反，窜伏苖蛮。今伪称蒙王，诈为妖书，纠集生苖三万余，攻隆里等处城。”兵部请移文湖广、贵州、广西总督兵等官相机抚捕，从之。—《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废帝郕戾王附录第七十八》
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户部向重新复辟的明英宗朱祁镇汇报广通王及阳宗王现状之时，明确指出其男女“俱在墙内”。笔者以为由于蒙能等人的长期斗争，朝廷认为二王“陷于十恶”，因此为其专门建设了与世隔绝的关押场所，即凤阳高墙的雏形。
- 成化朝：渐成规模
当年南京城破，建文帝自尽，长子皇太子朱文奎下落不明，次子朱文圭尚在。朱棣没有处死这位侄孙，将他迁居凤阳广安宫监禁。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重新复辟的明英宗朱祁镇根据自身的囚徒经历，对无辜被监禁五十年的朱文圭深感同情。当年十月，朱文圭被允许在凤阳城内居住。除了不许和其他王府往来交通以外，婚配听其自便，亲戚之间允许走动。同时要求凤阳留守太监雷春对朱文圭“以礼优待，毋得忽慢”，朝廷每月提供食米二十五石、柴三十斤、木炭三百斤。
又敕在廷文武群臣曰：“朕恭膺天命，复承祖宗大同。夙夜忧勤，欲使天下群生咸得其所，而况宗室至亲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为前人所累，拘幽至今五十余年。悯此遗孤，特从宽贷。用是厚加赏赉，遣人送至凤阳居住。月给廪饩，以安其生。仍听婚姻，以续其后。庶副朕眷念亲亲之意。”—《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八十三》
朱文圭的居处史书不详，但大概率就在日后高墙的范围内。当时朝廷虽然有官军对其住处“巡护警拆”，但并没有特别建造城墙将其与外界隔离。对于这个隐患，巡抚淮扬、右副都御史胜昭在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对朝廷进行了提醒。当时的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对此颇为认可，指示“其或城池未备，自可修筑坚完，以为经久之计”。
当时与朱文圭一起被释放的还有他的堂兄弟吴庶人。吴庶人是懿文皇太子朱标嫡次子吴王朱允熥之子，理论上比朱文圭更为根正苗红。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守备凤阳太监李棠称吴庶人86岁的姐姐“近卒于高墙内”。从这个角度说，成化三年之后朝廷对于朱标后裔的住所进行了加固，所谓的“高墙”正式出现。
根据《凤阳新书》的记载，当时的“高墙”分为东高墙、中高墙、西高墙、四高墙和五高墙，内里或九宅、或十宅，或十三宅不等。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六月，明孝宗朱祐樘曾下旨赠给高墙庶人的衣粮，其中已经出现了西高墙和中高墙。
丁未，命增给凤阳西中、二高墙庶人音塞等男妇十八人衣粮。—《明孝宗实录卷五十二》
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十二月户部给武宗朱厚照的汇报之中，高墙已经增加到了六处，并且强调指出“庶人生衍日繁，供亿浩大，非一府所能给”。这些庶人虽然都是有罪宗室，但毕竟是太祖后裔，即使甚至高墙之中，也是有使女服侍的。最终武宗同意调用凤阳寿州正阳钞关所征商税来补贴高墙庶人之用，同时又严令庶人使女最多两人。此后由于庶人数量略有减少，到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高墙数量又重新降为五处，此后一直到南明弘光政权覆灭未再增加。
庚辰，往年河南盗师尚诏起，谋劫凤阳高墙庶宗，不果。于是当事诸臣言高墙有五，防守难周，宜并而为二。且系累滋众，请量释其情罪之可原者。—《明世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七》
结语：凤阳高墙的出现，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根据史书的记载，每处高墙长百余丈，外原还有大墙二围。高峰时高墙内共有庶人五十五宅，每宅各有水井一座，彼此隔绝音讯，无法相见。换句话说，高墙内院落独立，城墙高大。凤阳守备太监掌管门禁钥匙，中都留守司官兵严格看管。这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杜绝了高墙庶人越狱的一切可能性。
据现代考证，今凤阳县内西至体育馆，东至东环路北端，南至环城北路，北至东华路附近均属当年高墙的范围。2005年12月还恢复了一处当年的历史遗迹：高墙巷。对于大明的亲王、郡王来说，凤阳高墙是一个噩梦般的存在。不单单是自身的荣华富贵就此灰飞烟灭，就连子孙后代都要世世生活在此不见天日的一方小天地之中，如何不让人绝望？然而讽刺的是，到了明代后期，部分穷得吃不上饭的宗室竟然不惜故意犯罪，目的就是能进入高墙吃一口饱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