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津之所以经商条件得天独厚，首先与它紧靠南方丝绸之路西线“蜀身毒道”的区域优势分不开。
“南方丝绸之路”线路图
“蜀身毒道”，按修筑时间及起止地点而异，又分为“五尺道”“灵关道”和“永昌道”。
“五尺道”，是战国秦昭王时蜀郡郡守李冰采用火烧水淋的古老凿石方法，从川滇交界的僰道（即宜宾地区）开辟的一条宽约五尺，通往滇东北的道路。后在汉代，五尺道又得到进一步修筑。路线大致为：僰道——盐津石门关——朱提（今昭通）——汉阳（今贵州赫章）——味县（今曲靖）——滇（今昆明）——楚雄——叶榆（今大理）。
“五尺道”遗迹
灵关道，是汉武帝为开发“西南夷”的所开凿，此道由于穿越了凉山彝族越西境内的“灵关”而得名，它比“五尺道”宽敞。此道从成都南面出发，经新津、临邛（邛崃）、雅州（雅安）、荥经、汉源、邛都（西昌）、盐源，渡过金沙江后，从四川进入云南青岭（今大姚），再经过大勃弄（今祥云）到叶榆（今大理）。
“灵关道”上马蹄印
永昌道，是“五尺道”和“灵关道”在大理回合后继续西行的道路，此道翻越博南山，经博南渡澜沧江，抵永昌郡治（今保山），渡过怒江后，经滇越（今腾冲）、德宏至缅甸、印度。
其次，新津还紧靠炉藏古道。它在汉代称为“旄牛道”，是最早的“茶马古道”。此道至旄牛县（今汉源）后，经康定最终到达西藏。又可经西昌，入灵关道。另外，成都经新津至眉嘉平原、新津至大邑、新津至崇州、新津至蒲江，也都有古道可通。
除了这些历史悠久的陆地商道外，新津的水上通道在历史上更为新津的商业繁荣有功不可没的作用。早在战国时期，岷江至长江的航路就已打通。《战国策·楚策》：“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新津，当时为岷江中游水路的交通枢纽。西经岷江支流南河至蒲江、邛崃、庐山，入西夷各地；北经金马河可至双流、温江、崇州、都江堰；南经岷江至眉州（眉山）、嘉州（乐山）、宜宾，再进入长江至楚、吴、越各地。境内渚河，一般可通航3至10吨的木船，其中岷江水道（俗称大南河）江面宽阔，历史上四季通航，可航行30吨至50吨的木船。
民国时期新津县水上运输
清末民初时期，仅新津即有常年航行木船二百多条，总吨位达七千多吨。外县的木船竹筏和乐山犍为一带的大盐船、大竹筏亦常往来新津，麇集各渡口码头，最多时可达四百多条。每年经新津集散的物资多达三十万吨左右，以大米、食油、食盐、棉花棉纱、木材为大宗。一般是粮、油下行犍乐等地，食盐、棉纱上溯新津，木材则以新津转运成都为主。
新津茶马古道
商品一旦有了商道，它的流通便可远销千里万里。《史记·西南夷传》：“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这是说当时远在西域出使的汉使张骞，居然在异国他乡看到了出自川西的“蜀布”和“邛竹杖”。蜀地当时无棉花，这种“蜀布”，实际是大麻、苎麻所织之麻布、苎布。根据川西平原千百年来盛产大麻、苎麻，广织麻布、苎布的历史来看，说明川西平原地区当时确有“蜀布”生产。邑人童汝锷先生认为：“邛杖”“蜀布”皆蜀中产品，新津、邛崃毗连，新津麻布、苎布又远销邛崃山区。邛竹杖能远销外邦，疑新津地区当时所产之麻布、苎布即在“蜀布”之中。童老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新津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中，不仅有商人交易的场景，并且还有胡商（西域商人）出现。结合西汉王褒《僮约》中“烹茶尽具，武阳买荼”的记载，都足以说明新津（汉代新津地属武阳县）当时是商品交易繁盛的地方。
新津出土的汉代商肆画像
成都平原养蚕、缫丝、织绸具有悠久的历史，新津尤其突出。道光《新津县志》载：“邑人喜桑，故三月丝市以新津为最。”新津花桥蚕丝市场，每年农历三月，商贾云集，或买或卖，交易繁荣，经月始散。这些蚕茧、蚕丝当时主要作成都织锦、乐山织绸的原料，也有运往外地销售的。当时全县较大的丝市有花桥、永兴和县城。除来自本县的蚕丝以外，彭山县谢家场、公义场、青龙场，蒲江县寿安镇，邛崃羊安、回龙、东岳、刘巷子，大邑韩镇等地的蚕丝也在新津各市场集散。
邓公场土布纺织
清代末期至民国初年，在新津各商品的交易额中，以棉花、棉纱居于首位。棉花主要由湖北省运来，除销本县外，尚兼销邛崃、蒲江、大邑等县以及名山县以西地区。清光绪末年，年销售量约两万余包，年平均销售总值合银一百余万两。机制棉纱当时称为“洋纱”，最初自上海运来，自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起，通过新津商户和邛、蒲、大等邻县的商贩，以及纺织土布、毛巾和打棉线的小手工业者，年销约两万余包，年销售值银亦在一百万两以上。
新津所织的土布为宽1.2尺及1.8尺两种，用天然染料靛蓝染色者称毛蓝布，不染色者称土白布。土布又分为条子（即大布）、台正两种，条子大布长4丈，台正小布长3丈。历年新津所产的土布，供本县消费约占40%，其余60%的条子布销往温江、郫县、双流等地，并经成都商人贩往其他各县，年销量约值银二十万两。台布多销往崇庆（今崇州市）、邛州（今邛崃市）、灌县（今都江堰市）以及阿坝州各县，年销量值银约十至十五万两。
20世纪 80年代永兴场千巴衣
在旧时新津运销的商品中，最具稳定性的是食盐。清末至民国时期，新津设置盐务机构，统管新津及邛、大、蒲、崇诸县盐政，历史上称为“南岸”。清末至民国时期，常年运销新津及从新津集中供应外地的食盐大多在十万担至十七万担之间。食盐从新津中转供应的地区，有新津、邛崃、大邑、蒲江、崇庆、双流、温江等七县，其中，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曾扩入彭山、眉山两县，而其间丹棱、名山两县部分地区，亦曾有划进划出，新津中转供应的销人口约在一百万至两百万之间。
木材在新津虽然资源较少，但由于有水运之便，也曾给木材集散创造了有利条件。木材资源均来自邛崃、崇庆、蒲江等县山区，新津木商前往林区购货，大都以先款后货办法或买“青山”（即未砍伐的树木）或购现货，少数商人则通过买卖双方在成都的有关系的商号办理结算手续。木商从上述各县购回的木材，俱经南河、西河及其支流水运，按不同季节水位高低，分别采用“直放”“扎筏”两种方式漂运。木材运达新津后，大多堆放在县城附近的南河西岸，其中以县城西门外的木厂街至西较场一带最为集中。这些木材，除少量供应本县之需外，绝大部分运销眉山、乐山及成都等地。
20世纪80年代的新津木材市场
另外，大米、菜油、大麻、药材、灰石、石灰、烧柴、杠炭、原竹、毛猪、草纸、生铁、熟铁、五金、玻璃、纸张、纯碱、百货、香烟、副食、日用杂品等也是新津运销集散的众多商品。当时新津各码头“舟行栉比，樯橹相连”的景况已成为一种常态。
晚清至民国初年，在新津经营花、纱两行的批发商，以湖北、江西籍客商居多，当时距县城约五华里的太平场由于水陆交通方便，是全县首屈一指的花纱市场。咸丰七年（1852年），太平场白花帮创建黄州馆。这座高大雄伟的黄州馆，既是批发商储存棉花、棉纱的主要仓库，又是当时的交易中心。民国三年（1914年）以后，由于石头河年久失修，货船进港累遭搁浅，棉纱业主要行号，遂逐渐迁往县城，据史料统计，城厢纱业中资金雄厚的，均为外籍商人开设，较有影响商号是“荣发祥”“利贞祥”“裕泰晋”“同发源”等几户。民国四年（1925年）后军阀刘文辉及其家族先后在新津开设“汇通”“恒益”两大纱号，一度垄断纱业。
黄州会馆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新津城厢经营木材的商户有四十余户，其中以方伯清木行（1894年开设），但恭安的“新盛老号”（1904年开设）营业规模较大。清宣统三年（1911年）10月，清军进攻新津的保路同志军，战乱使新津木材业商号锐减为十七户。两年后，又有十余家木商先后开业，如杨茂云的“荣记”、贾兴发的“兴发和”、袁少安的“肇记”等。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四川军阀混战结束后，由于木材购销差价特大，利润丰富，除本县商人外，外县商人纷纷来新津设立商号。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全县木材商业商户达58户。1946年后，由于苛捐杂税、货币贬值诸因素，临近解放时，全县木材业仅余经营商户二十七户。
禹帝宫大殿（原湖广会馆）
禹帝宫绿瓦殿
新津由于水运发达，共有码头五处。县城东门码头、县城西门码头、邓公场（亦称邓市）码头、三渡水码头以及五津镇码头。为了便利货商堆放物资，堆栈便应时兴起。堆栈是货物运销过程中的“旅店”，它的作用是代货商堆、储、转、运、代购、代销各类物资。清代末期至民国时期，新津县城和邓公场、五津镇（旧县）的渡口码头附近，堆栈纷纷出现，业务也颇兴旺。据民国三十一年相关史料记载：城厢镇（县城）经营运输的堆栈，最初有开运，有板车10辆，后发展到8家，有板车21辆、工人126人。五津镇（旧县）堆栈则有蜀川、新运、维新、廖记、凌云、通益、瑷津、利康等10余家，有板车121辆，工人600余人。
万年台
清末民初，在新津商界出了不少知名人物。如熊志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生于平岗治一个农民家庭。曾从军，在二十一军任过排长、连长、营长等职。退伍后在城内正西街开设“枢纽绸缎商店”。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二刘“岷江之战”时，为抵制军阀苛派杂税，熊曾参加新津地方士绅发起的“为民请愿”活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熊任商会主席时，为保护商人利益，据理反驳县政府苛派的烟泥垫款。民国三十三年（1943年），熊任商会理事期间，曾支持商民抗拒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在商民一举捣毁了直税局后，熊较为委婉地处理了善后事宜。
再如金华徐大兴，生于清末，在岳店子创办“大兴号”，经营船舶运输。初仅船一条，后发展到十六条。上通成都、温江，下达眉山、乐山、宜宾等地，上水以运纸张、陶瓷器、盐、炭等为主，下水以运油、麻、土烟等为主，各处设有专人管理，清末民初，为金华同业之首。
另外，还有朱镇南、朱泽霖、夏汝嘉、喻访陶等人，在新津商界都很有名。
民国时期的新津商号同业公会
清代新津，在不少湖广等外省移民来新津拓荒插业的同时，以后这些省区的商人也接踵而来经营生意，并在新津定居下来。在康熙、雍正、乾隆期间，新津修建了很多会馆，这些会馆是接待来往同乡、同业的地方，其建筑形式类似庙宇，供有各自代表和象征本籍的福德神像，并在有关节日祭祀。新津除县城有会馆外，其他乡镇也随客户的迁入聚居而建有会馆，全县会馆多达十六处，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
来源：方志新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