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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负债打工人:欠下26万,交不起房租,工作喜欢但不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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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微时光 2021-05-08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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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翁有一千古名句:

To be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死亡,放在当下年轻人的语境里,似乎可以有另一种表述:

要赚钱还是要理想?

进一步具象化,赚钱但不喜欢的工作,和喜欢但不赚钱的工作,如何选择?

在《后浪》中,何冰老师曾激昂地说出:“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的权利。”

但纵观现实,在无处不“内卷”的时代,在更强烈焦虑感和不确定性的裹挟下,“迷茫”成为常态。

那些做出“喜欢但不赚钱”选择的少数派,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对自我有清晰的认知。

他们的工作不赚钱,甚至负债,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里,感受着人生的复杂与饱满。

他们跳出“内卷”,在商业价值成为压倒性标准的当下,活出另一种可能。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和乐队在一起很酷,很好玩,快乐是有的,但入行到现在,我基本没赚过钱。

倒贴钱是常有的事。

从2012年入行到现在,我做了6年的乐队经纪人了。

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乐队的巡演,一场演出下来好一点也就一两万,分到我身上真的没多少。最近两个月房租都是跟室友借的。

2008年我来到深圳,在家乐福的收货部当验收员,一个月也就1300的工资。

工作的地方在地下一层,不通风,弥漫着散不去的汽车尾气。每天早晨五点起来检验货品,工作重复而单调。

小枪在家乐福时期

那会,我每周都会花几十块去看现场。现场是躁动的,烟味、酒味和汗味在空间里碰撞,鼓声震耳欲聋,每次看完演出,我都觉得像是做了一场梦。

演出就是逃离无聊的一个缝隙。

喜欢音乐是因为高中看了一本叫《音乐天堂》的杂志,每期杂志会附送一本CD和磁带,算是带我开启摇滚乐的大门。

四年后,机缘巧合下,我全身投入到这个场域里。

在红糖罐 (深圳最早的live现场之一) 的三年,演出对接,合约洽谈,线上宣传,这些我都是自己摸索,一点点积累经验和人脉。

当时陈粒来深圳的第一场演出,就是我负责对接的。

红糖罐

不过,如果你问我职业上有哪些比较骄傲的经历,梅卡德尔一定在其中。

因为理念分歧,2015年我从红糖罐辞职。16年梅卡德尔的唱片公司有点做不下去,他们老板问我,“你要不要试试带这个乐队?”

我挺喜欢这个乐队,也没事做, 就接下了。

成为梅卡德尔的经纪人后,我基本上90%的时间都花在乐队上。 包括乐队每次在广州排练,我都会坐大巴去看。

当时我们和五条人在同一栋楼排练,两个乐队很早就认识了。仁科和现在一样,是个邻家大男孩。

左:仁科 中:阿茂 右:梅卡德尔主唱赵泰

我们排练的地方是一个很老的房子,经常闻到潮味,隔音也不好。租金1000元,和另外一个乐队平摊。

乐队的几个人都没有其他工作,我也没钱,排练或者演出要钱的时候都是去申请信用卡,透支消费。

17年那会,我们平均一场演出只能卖到80张,票价80元,除去住宿和场地费用,亏钱是常态。

最困难的时候,是18年出新专辑。我们是真的没钱了,光录音制作就要八万。

于是我们发起众筹,筹到了九万。

做专辑是大事,我们基本就是不计成本。实体专辑不是按普通的塑料壳做的,用的是木头盒子,成本在二十几块,高了好几倍。

众筹的钱只打了一半,到最后做实体专辑的时候,已经没钱了。我又去办了一张三万块信用卡,不然连快递费都发不出去。

真诚总会换来真心。 梅卡德尔在网易云的粉丝数从六千涨到了六万,18年的专辑现在闲鱼上能卖到500块。

这也是这个职业带给我的成就感。你可以把一个默默无闻的乐队逐渐从地下闯入大众视野,带出影响力,特别像淘金人在金矿,挖到金子的那种兴奋感。

按理说,知名乐队赚的钱也多,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就不要说五条人了,很多小有名气的乐队出场费都已经十几万。

但在梅卡德尔签约摩登天空后,很多知名乐队的邀约都被我婉拒了。我还是想和那些没有什么粉丝基础的乐队合作,比较具有挑战性,会有惊喜和未知。

现在合作的是三个潮汕乐队,今年清明的演出,来了不到100人,票价80块,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亏钱的。

清明演出现场

我有天算了下,五张银行卡、花呗再加上外债,一共欠了二十六万。

父母其实都知道我的状态,一直唠叨,大学学的是商务英语,不好好当老师,干这个份工作。

但我比较自私吧,总觉得父母肯定会先你而去,你最终还是要听从自己的声音。

现在虽然穷,交不起房租,永远都买不起房,但对现场和乐队热爱,抵消掉了大部分现实的困苦。

我还记得前几年排练室被拆迁了,五条人和梅卡德尔在广州找了一个40平米的老屋,花了不少钱装修。

排练室是一个长条形的,各自用一半,隔了一堵很厚的墙,开了一个小门。

我跑到楼上,通过塌陷的窗格看他们,吉他声、贝斯声和鼓声交织在一起,好像就在现场。

脑子里都是,我太爱这份职业,永远都要坚持下去。

五条人和梅卡德人演出现场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很早就遇到要坚持一生的事业。

大学刚毕业,我进了广告公司,负责地产公司的品牌推广。

我其实不喜欢做广告,但那会对自己喜欢什么也不清楚,所以就对口就业,走一步是一步。

在广告公司天天对着电脑,缺乏锻炼,身体也不是很好。但在我的认知里,工作和身体,前者一定在第一位,任何事情都不能成为阻碍。

这样一个心态导致我特别紧绷,性格也变得有点冲,一点就着,不太顾及他人的感受。

如果不是遇上潜水,可能这样的状态还要维持很久。

小慧

2016年底,我去马拉西亚旅游。以前没接触过潜水,挺好奇就试了试。

一下水里,看到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没有止尽的珊瑚礁,形状各异的贝壳,斑斓的鱼儿,就是在一个王国一样。

最美妙的瞬间,是一群蓝色的鱼儿从我上方游过,我抬头看,它们竟然和我对视,好像懂我的心思一样,有了灵性。

那一刻我陷入完全彻底的平静。

那次的潜水就像埋下一个种子,等待生根发芽。回去之后,我每天早晨醒来都听见一个声音:去大海吧。

2017年初,心底的声音终于落地。我辞了工作,在一家海洋公益机构做品牌推广,随后创立了蓝蹼公益组织,致力于保护海洋生物。

从打工到自己创业,我权衡了利弊。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弊大概就是经济压力,我知道初创公司前三年投入都非常大,只能靠之前的积蓄撑着。

做公益机构,赚钱的梦想也免了吧。从基金会筹来的钱基本都放在项目运作上,也就是和普通人一样拿个正常工资。

目前,我的日常生活也是靠兼职来支撑日常开销。

而且如果有资金需求,我做好拿自己嫁妆补上的准备。

父母知道我的打算,虽然没明说,但是总劝我找份收入稳定的工作。

理想和现实达到平衡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要看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事实上,机构从商讨到最终注册,我从未觉得有疲惫的时刻。合伙人都是热爱海洋的朋友,在一起工作充满了人情味。

以前在广告公司,同事就是同事,不会成为朋友。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很少,很难产生亲近感。

去年父亲住院,合伙人都主动分摊我的工作,知道我心里着急,一直安慰我,缓解我的压力。

跟他们工作,会觉得更自在。有什么意见就直说,尊重每个人的想法,实在谈不拢,就放一放,过几天再重新讨论。

我经常自嘲说,做公益就是“用爱发电”,其他行业会更关注事情的目的,但我们会更加关注大家做这个事情时,是不是愉悦的。

当然,从朋友变成合伙人,中间的磨合也是存在的。几个合伙人里,我是为数不多全职在做这件事的,所以我的投入度会更强,这个组织是我全部的重心。

其他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工作时积极性不够高,我就很着急,感觉像齿轮被卡住,运转不起来。

后来,我反思自己,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投入,都有各自生活,要学会换位思考。

我学会理解他人,不再将自我看得那么重。

这种平和也是海洋带给我的。把海洋保护作为全职后,跟自然接触的时间更多了。

它能让你看淡很多事情,有时在海岸线看见海洋的辽阔,身体就被注入了力量。

忽略健康的观念也被摒弃了。你会更加在意自己的身体,不会一味地去牺牲自己。

性格也变了很多。以前一遇到事会沉不住气。现在整个人都被磨得圆润了,讲一句话会考虑对方的感受。

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带来的成就感是以前远不能比的。每一次潜水的记录和调研,都意味着海洋能被人看见、认知和保护。

对于未来,希望机构五年后可以步入正轨,如果最终还是失败了,我也不觉得遗憾。

人生重要的是体验,而不是结果。过程做好了,自然结果也会向着自己想要的方向走。

我相信,在这个工作里学到技能和经验,足以支撑我走向更远的地方。

有人说,理想主义永远属于年轻人。

只是放在当下的语境,高升的房价和“996”,年轻人的自我价值,在社会巨大的齿轮下,成为碎片式的存在。

回到最初的问题,赚钱但不喜欢的工作,和喜欢但不赚钱的工作,如何选择?

作为过来人的小枪和小慧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在小枪看来,尽管自己秉持理想主义,但对于选择生计的人,他依然很尊重。“每一种选择都无论好坏,都有个各自的代价。”

他的最近的状态很差,被负债搞得焦头烂额。

“现实和理想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 小慧认为,在现实的基础上谈诗和远方,才能走得更长久。

“除非两者能结合,不然就不要追求了。”

文/张楠楠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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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和现实,你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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