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有一千古名句：
To be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死亡，放在当下年轻人的语境里，似乎可以有另一种表述：
要赚钱还是要理想？
进一步具象化，赚钱但不喜欢的工作，和喜欢但不赚钱的工作，如何选择?
在《后浪》中，何冰老师曾激昂地说出：“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的权利。”
但纵观现实，在无处不“内卷”的时代，在更强烈焦虑感和不确定性的裹挟下，“迷茫”成为常态。
那些做出“喜欢但不赚钱”选择的少数派，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对自我有清晰的认知。
他们的工作不赚钱，甚至负债，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里，感受着人生的复杂与饱满。
他们跳出“内卷”，在商业价值成为压倒性标准的当下，活出另一种可能。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和乐队在一起很酷，很好玩，快乐是有的，但入行到现在，我基本没赚过钱。
倒贴钱是常有的事。
从2012年入行到现在，我做了6年的乐队经纪人了。
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乐队的巡演，一场演出下来好一点也就一两万，分到我身上真的没多少。最近两个月房租都是跟室友借的。
2008年我来到深圳，在家乐福的收货部当验收员，一个月也就1300的工资。
工作的地方在地下一层，不通风，弥漫着散不去的汽车尾气。每天早晨五点起来检验货品，工作重复而单调。
小枪在家乐福时期
那会，我每周都会花几十块去看现场。现场是躁动的，烟味、酒味和汗味在空间里碰撞，鼓声震耳欲聋，每次看完演出，我都觉得像是做了一场梦。
演出就是逃离无聊的一个缝隙。
喜欢音乐是因为高中看了一本叫《音乐天堂》的杂志，每期杂志会附送一本CD和磁带，算是带我开启摇滚乐的大门。
四年后，机缘巧合下，我全身投入到这个场域里。
在红糖罐 （深圳最早的live现场之一） 的三年，演出对接，合约洽谈，线上宣传，这些我都是自己摸索，一点点积累经验和人脉。
当时陈粒来深圳的第一场演出，就是我负责对接的。
红糖罐
不过，如果你问我职业上有哪些比较骄傲的经历，梅卡德尔一定在其中。
因为理念分歧，2015年我从红糖罐辞职。16年梅卡德尔的唱片公司有点做不下去，他们老板问我，“你要不要试试带这个乐队？”
我挺喜欢这个乐队，也没事做， 就接下了。
成为梅卡德尔的经纪人后，我基本上90%的时间都花在乐队上。 包括乐队每次在广州排练，我都会坐大巴去看。
当时我们和五条人在同一栋楼排练，两个乐队很早就认识了。仁科和现在一样，是个邻家大男孩。
左：仁科 中：阿茂 右：梅卡德尔主唱赵泰
我们排练的地方是一个很老的房子，经常闻到潮味，隔音也不好。租金1000元，和另外一个乐队平摊。
乐队的几个人都没有其他工作，我也没钱，排练或者演出要钱的时候都是去申请信用卡，透支消费。
17年那会，我们平均一场演出只能卖到80张，票价80元，除去住宿和场地费用，亏钱是常态。
最困难的时候，是18年出新专辑。我们是真的没钱了，光录音制作就要八万。
于是我们发起众筹，筹到了九万。
做专辑是大事，我们基本就是不计成本。实体专辑不是按普通的塑料壳做的，用的是木头盒子，成本在二十几块，高了好几倍。
众筹的钱只打了一半，到最后做实体专辑的时候，已经没钱了。我又去办了一张三万块信用卡，不然连快递费都发不出去。
真诚总会换来真心。 梅卡德尔在网易云的粉丝数从六千涨到了六万，18年的专辑现在闲鱼上能卖到500块。
这也是这个职业带给我的成就感。你可以把一个默默无闻的乐队逐渐从地下闯入大众视野，带出影响力，特别像淘金人在金矿，挖到金子的那种兴奋感。
按理说，知名乐队赚的钱也多，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就不要说五条人了，很多小有名气的乐队出场费都已经十几万。
但在梅卡德尔签约摩登天空后，很多知名乐队的邀约都被我婉拒了。我还是想和那些没有什么粉丝基础的乐队合作，比较具有挑战性，会有惊喜和未知。
现在合作的是三个潮汕乐队，今年清明的演出，来了不到100人，票价80块，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亏钱的。
清明演出现场
我有天算了下，五张银行卡、花呗再加上外债，一共欠了二十六万。
父母其实都知道我的状态，一直唠叨，大学学的是商务英语，不好好当老师，干这个份工作。
但我比较自私吧，总觉得父母肯定会先你而去，你最终还是要听从自己的声音。
现在虽然穷，交不起房租，永远都买不起房，但对现场和乐队热爱，抵消掉了大部分现实的困苦。
我还记得前几年排练室被拆迁了，五条人和梅卡德尔在广州找了一个40平米的老屋，花了不少钱装修。
排练室是一个长条形的，各自用一半，隔了一堵很厚的墙，开了一个小门。
我跑到楼上，通过塌陷的窗格看他们，吉他声、贝斯声和鼓声交织在一起，好像就在现场。
脑子里都是，我太爱这份职业，永远都要坚持下去。
五条人和梅卡德人演出现场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很早就遇到要坚持一生的事业。
大学刚毕业，我进了广告公司，负责地产公司的品牌推广。
我其实不喜欢做广告，但那会对自己喜欢什么也不清楚，所以就对口就业，走一步是一步。
在广告公司天天对着电脑，缺乏锻炼，身体也不是很好。但在我的认知里，工作和身体，前者一定在第一位，任何事情都不能成为阻碍。
这样一个心态导致我特别紧绷，性格也变得有点冲，一点就着，不太顾及他人的感受。
如果不是遇上潜水，可能这样的状态还要维持很久。
小慧
2016年底，我去马拉西亚旅游。以前没接触过潜水，挺好奇就试了试。
一下水里，看到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没有止尽的珊瑚礁，形状各异的贝壳，斑斓的鱼儿，就是在一个王国一样。
最美妙的瞬间，是一群蓝色的鱼儿从我上方游过，我抬头看，它们竟然和我对视，好像懂我的心思一样，有了灵性。
那一刻我陷入完全彻底的平静。
那次的潜水就像埋下一个种子，等待生根发芽。回去之后，我每天早晨醒来都听见一个声音：去大海吧。
2017年初，心底的声音终于落地。我辞了工作，在一家海洋公益机构做品牌推广，随后创立了蓝蹼公益组织，致力于保护海洋生物。
从打工到自己创业，我权衡了利弊。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弊大概就是经济压力，我知道初创公司前三年投入都非常大，只能靠之前的积蓄撑着。
做公益机构，赚钱的梦想也免了吧。从基金会筹来的钱基本都放在项目运作上，也就是和普通人一样拿个正常工资。
目前，我的日常生活也是靠兼职来支撑日常开销。
而且如果有资金需求，我做好拿自己嫁妆补上的准备。
父母知道我的打算，虽然没明说，但是总劝我找份收入稳定的工作。
理想和现实达到平衡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要看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事实上，机构从商讨到最终注册，我从未觉得有疲惫的时刻。合伙人都是热爱海洋的朋友，在一起工作充满了人情味。
以前在广告公司，同事就是同事，不会成为朋友。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很少，很难产生亲近感。
去年父亲住院，合伙人都主动分摊我的工作，知道我心里着急，一直安慰我，缓解我的压力。
跟他们工作，会觉得更自在。有什么意见就直说，尊重每个人的想法，实在谈不拢，就放一放，过几天再重新讨论。
我经常自嘲说，做公益就是“用爱发电”，其他行业会更关注事情的目的，但我们会更加关注大家做这个事情时，是不是愉悦的。
当然，从朋友变成合伙人，中间的磨合也是存在的。几个合伙人里，我是为数不多全职在做这件事的，所以我的投入度会更强，这个组织是我全部的重心。
其他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工作时积极性不够高，我就很着急，感觉像齿轮被卡住，运转不起来。
后来，我反思自己，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投入，都有各自生活，要学会换位思考。
我学会理解他人，不再将自我看得那么重。
这种平和也是海洋带给我的。把海洋保护作为全职后，跟自然接触的时间更多了。
它能让你看淡很多事情，有时在海岸线看见海洋的辽阔，身体就被注入了力量。
忽略健康的观念也被摒弃了。你会更加在意自己的身体，不会一味地去牺牲自己。
性格也变了很多。以前一遇到事会沉不住气。现在整个人都被磨得圆润了，讲一句话会考虑对方的感受。
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带来的成就感是以前远不能比的。每一次潜水的记录和调研，都意味着海洋能被人看见、认知和保护。
对于未来，希望机构五年后可以步入正轨，如果最终还是失败了，我也不觉得遗憾。
人生重要的是体验，而不是结果。过程做好了，自然结果也会向着自己想要的方向走。
我相信，在这个工作里学到技能和经验，足以支撑我走向更远的地方。
有人说，理想主义永远属于年轻人。
只是放在当下的语境，高升的房价和“996”，年轻人的自我价值，在社会巨大的齿轮下，成为碎片式的存在。
回到最初的问题，赚钱但不喜欢的工作，和喜欢但不赚钱的工作，如何选择?
作为过来人的小枪和小慧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在小枪看来，尽管自己秉持理想主义，但对于选择生计的人，他依然很尊重。“每一种选择都无论好坏，都有个各自的代价。”
他的最近的状态很差，被负债搞得焦头烂额。
“现实和理想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 小慧认为，在现实的基础上谈诗和远方，才能走得更长久。
“除非两者能结合，不然就不要追求了。”
文/张楠楠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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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和现实，你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