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年）中，德川家康并不认同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这倒不是他有什么高尚的道德、是位讲道理的人，只是因为德川家康清醒地看到以日方的实力根本无法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取胜。因此，保存实力夺取丰臣秀吉的基业才是重点。果然，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没过两年德川就取得了政权的控制能力，之后，便消灭了丰臣秀吉之子等丰臣势力。
德川家康急需中国的情报
1603年，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在日本江户（东京）建立了德川幕府（又称江户幕府）。到了1867年最后一任主持人德川庆喜在军事压力下还政于天皇，共有15代征夷大将军，共历时265年。
建立自己的政权后，德川家康政权试图恢复因侵朝战争中断的中日官方交往，希望重新回到对中国的朝贡贸易体制中。德川家康在1633年发布“锁国令”，之后又于1634、1635、1636、1639年再次强化锁国令。严禁日本国民渡航海外，仅允许中国、荷兰两国商人在长崎进行贸易。
即使德川家康一怒之下不想与中国交往了，但是，其内心仍然是希望能知道中国的事情，以便自己判断与中国的关系。
德川家康在当时一方面对中国的情报感兴趣，一方面对荷兰也展开了情报渗透。
之所以对荷兰感兴趣，主要是荷兰作为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崛起的西方强国，日本也想了解他们。特别是对西方的基督教渗透日本的警惕，由此就有了“荷兰风说书”这一名词。同理，“唐人风说书”是对中国情报的总结。道理不必说了，唐人，就是指中国。
他们获得情报的主要来源是到日本长崎的商人。同时，一些势力也希望通过商船去递送政治信息。这种情况其实很正常，朱元璋时期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当然，那个时候还不是德川幕府，由此可见，这种行为其实早就有了。
就拿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前广邀他说知道的国家（泰国、越南等）或政权、殖民地（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等），也曾用商船捎信，告诉他们：我是太阳，跟我一起去消灭大明。
然而，没到五十年，大明就被清朝推翻了，明朝残存势力在南方就被称为南明政权。南明政权不仅仅向中国澳门的葡萄牙人求援，甚至愿意改变信仰。南明政权也同样向日本求援过。
晚明、南明势力乞援日军
南明政权曾前前后后10多次赴日乞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参将林高奉了崔芝（服从南明隆武的命令）的命令来到长崎交给当地的政务官（奉行）两封书简。
这两封书简解决了当时日本政府得到的商人情报的不足。例如当时谣言说吴三桂是借师为崇祯复仇、北京现在被蒙古人占据等。
崔芝，又名周崔芝、周鹤芝，福建人，曾是海盗。40岁时投降官府，之后任黄华关把总。隆武帝任命其为水军都督，辅助肃虏伯黄斌卿镇守舟山群岛。在求援信中，周鹤芝几次提及日本大国、大日本，可见，南明政权对于日本的看重。幕府将军德川家光命令日军开始准备，以两万日军先做准备。
隆武二年（1646年）六月，隆武皇帝命令黄征明携带郑芝龙的书信前往日本。九月二十一日，黄征明的特使陈必胜、黄征兰将郑芝龙的书信交给了幕府。相当于“月度总理”的老中——阿部忠秋，按照制度，每月轮值的老中对当月的政务处理只需要他一个人署名处理即可。
对这件事情，阿部先是在将军面前说明大概意思后又读了一遍，交给宗室、在京的亲近藩主等评论，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一直参与讨论数天。更为重要的是，阿部对于每日评论都是亲自整理、封存，不让外人插手。
德川幕府对于郑芝龙还是比较了解的，当然也有不少错误，总体上知道他在日本的情况。但对郑成功还不了解，例如将郑彩和他混淆了。
对于郑芝龙请兵大概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反对，一种是赞同，一种是趁机图取朝鲜。
1646年十月三日，一艘福州商船驶入长崎港后上报幕府：福州已经陷落。更为重要的是，商人告诉日方，郑芝龙拒绝剃发，只要让其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留住势力，自己纳贡称臣。德川家光立刻停止支援南明的讨论。
虽然德川家光对援助中国计划“此事不再评议”，但仍然决定派遣2万士兵登陆中国东南沿海的作战计划。其实，福州陷落之前，日本是有打算出兵中国的。
与此同时，德川家光出于清朝可能进攻日本的忧虑，重点通知了各地十六名藩主，同时，广泛向各地告知严加戒备。与此同时，德川家光出于清朝已经控制了沿海地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幕府也开始考虑调整敌视清朝的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