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背影（12）
李庄古巷 “寻红”
——从红庄到红岩
古春晓
古巷斑驳的过往
残留着浅浅的惆怅
故事遗落的地方
青苔染上老墙
石板路辗转了时光
#中国李庄#古镇外，长江边，人间四月天；
清明游，访李庄，纪党一百年。
时下有句口号正“当红”——“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从民史走进党史，一群“燕子姐”，来寻“红窝子”，这正是今年的流行色。这群姐妹们原本素不相识，只因同属“李庄探寻群”群友而“知史爱李庄”，每年都像候鸟一样如期如归，如倾如诉。
岁岁年年访李庄（2021）
从成都驱车沿着新开通的“成宜昭高速”直达宜宾，沿途不时闪过“寻红色足迹，忆峥嵘党史”等标语口号。进入翠屏区境内，只见红色路牌“赵一曼故居”高悬指引——万绿丛中一点红。车过南溪长江大桥，到达位于南岸的李庄古镇。李庄原来属于南溪县（现南溪区）下辖镇，于1983年划给宜宾市翠屏区。
南溪南，是李庄；翠屏翠，留红芳——两区于2010年被认定为“革命老区”。红区有红庄，红史载李庄。清明访红庄，寻迹“红窝子”——中共地下党秘密活动据点“羊街8号”。
据“南溪区门户网”和《李庄镇志·党史人物》记载：“罗蔚芬，罗南陔二儿子。1926年在重庆中法大学求学，亲聆吴玉章（校长）和杨闇公（四川地下党领导人，杨尚昆四哥）教诲，同年由副校长杨道融（杨伯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四川军阀刘湘镇压革命运动的“三·三一”惨案中，罗蔚芬为掩护同志背坠城墙身负重伤。下肢瘫痪的罗蔚芬回到李庄后身残志坚，仍积极从事党的工作，罗家成为地下党组织秘密活动联络点……”
在李庄期来农场养伤的罗蔚芬（1930）
（阚文咏提供图片）
所谓“近朱则赤”，正是受二哥罗蔚芬的影响，罗家儿女及婿媳中共有5位中共党员。而作为国民党左派的罗南陔，则两度担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这座“万里长江第一镇”，一切正如苏东坡那首千古绝唱：
大江东去，浪淘尽，李庄“国共人物”；
故镇西巷，人道是，罗家“羊街8号”。
一
仲春时节，这里的清明静悄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而就在这个清明节，全国各地革命遗址都在庄重祭“红”：重庆市在“三·三一”惨案死难志士群葬墓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革命英烈和死难同胞。成都市在“十二桥烈士墓”举行清明公祭，32位烈士排名第一位的杨伯恺（字道融）正是罗蔚芬的入党介绍人。
成都十二桥烈士墓
党史百年大纪，再次昭彰英烈。杨伯恺的名字已鲜为人知，而烈士的女儿却名冠天下：她就是19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总导演杨洁女士（1929年成都出生）。这部经典作品创下电视剧播放最高纪录，称霸中国荧屏30年。
杨伯恺为四川营山县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比周恩来早一年），1923年在法入党。1925年回国，受党组织指派到重庆协助吴玉章创办中法大学（吴为北京中法大学校董）。杨伯恺在“三·三一”惨案中头部受伤，后与任白戈、沙汀到上海创办辛垦书店，任中共沪东文化党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回川从事统战工作，任成都协进中学教务长。1944年协助张澜建立民盟四川省支部并任宣传部长，主笔《华西日报》。1945年，杨伯恺委托张友渔将女儿杨洁送往延安接受革命教育。1947年6月被捕，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于通惠门十二桥。
革命烈士杨伯恺（杨道融）
为迎接党庆百年，重庆中法大学旧址（位于渝中区大溪沟人和街社区，仅剩一幢二层砖木结构小楼）被修缮一新并升级展览陈列。外墙上一排红色大字——“重庆首个中共党支部诞生地”，标志着这处党史遗址非同寻常——原来这里才是重庆最早的“红窝子”，如今成为知史爱党的“往红”打卡地。
1925年8月，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大背景下，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建议，国民党中央指派元老吴玉章（中共党员）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重庆整顿党务，推进四川“国共合作”。与此同时，吴玉章与重庆团地委书记杨闇公（党组织成立前以团代党活动）等人密切配合，积极筹建中共重庆地方党组织。吴、杨等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左派的公开身份，于1925年9月在重庆开办了一所革命干部培训学校——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名为私立学校，实为党校团校，杨闇公亲自担任政治课教员。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优秀共产党人：杨尚昆、罗瑞卿、赵一曼、阳翰笙、任白戈、范长江……
共产主义先驱吴玉章（前排左一）与杨闇公（后排右一）1925年在重庆
1926年1月，根据党中央、团中央决定，重庆团地委负责人杨闇公、冉钧、童庸生等中共党员在中法大学秘密开会，成立以冉钧（该校领导之一，与邓小平同船赴法留学）为书记的“中共重庆支部”，同月下旬“中共綦江县支部”和“中共宜宾特别支部”相继成立。川内这三个最早成立的地方党支部，为中共重庆地委的成立作了组织准备。
经党中央批准，以杨闇公为书记的中共重庆地委于1926年2月底正式成立（冉钧任组织委员，钟梦侠任宣传委员，杨伯恺任教育委员），受党中央委托统一领导四川全省党的工作（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尚未成立，由重庆地委暂行省委职权，所以也称杨闇公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完成了党组织领导团组织的体制转换，确立了大革命时期重庆作为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地位。
重庆中法大学旧址
据中法大学校友任白戈（原名任煜，解放后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回忆录：1926年暑假，时在南充巡视工作的吴玉章介绍我（1925年在南充中学入团）到中法大学就读，他给我一张名片并在上面写道：“道融（即杨伯恺）同志：介绍任煜同学来校，一切食宿由你安排。”下学期开学不久，杨伯恺同志（实际主持校务）找我谈话，介绍我入党（团员18岁可以转党）。那年我20岁，杨闇公就让我担任党团短期训练班班长，大概是要考验我一下。训练班结束后，我就被分配到重庆团地委搞宣传工作。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
据任白戈回忆录及《李庄镇志》对罗蔚芬的介绍，这两位中法大学同学的入党介绍人同为杨伯恺（杨道融）。关于罗蔚芬此前的经历，宜宾市“南溪区门户网”写道：罗蔚芬幼年读私塾，后在李庄小学、宜宾明德中学、叙府联中就读。1925年“五卅惨案”后，罗蔚芬与同学胡明鑫、张增源等组织“叙府外交后援会”，积极投入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青团。1926年春组织南溪南岸青年促进社，创办《南岸青年》杂志，并协助共产党员张守恒（北平中国大学肄业回乡任教李庄小学）在李庄开展地下党活动，1926年下半年到重庆中法大学求学。
1926年11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川招生，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员会同四川省党部聘请肖华清等四人为考试委员，中共重庆地委派周贡植、任白戈等参加工作，并委托中法大学具体组织实施招考事务。任白戈在南充中学的同学罗瑞卿，罗蔚芬在宜宾学联的学姐赵一曼（原名李一超），都是在中法大学通过考试选拔进入“黄埔六期”的（在川录取男生270人，女生30人）。当时担任重庆地委与中法大学联络员的杨尚昆也同时出川，就读于具有中共背景的上海大学。
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
1926年5月4日宜宾学联成立合影，前排左四为赵一曼，二排右二为罗蔚芬 。
（阚文咏提供图片）
这几位中法大学校友都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而经历非凡，后来甚至遭受党内残酷的“政治迫害”。而年轻党员罗蔚芬作为“三·三一”惨案的受害者，则最先惨遭厄运而改变了整个人生。
二
重庆渝中半岛最高处，位于通远门右侧老城墙边的一块大坝子旧称“打枪坝”（因清军绿营演练场得名），这里便是“三·三一”惨案（四川军阀刘湘制造的“打枪坝血案”）发生地。矗立在城墙上的一座花岗石“大拳头”雕塑纪念碑，成为渝中区的红色地标。
重庆“三·三一”惨案纪念雕塑
1927年3月31日，在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领导下，在中法大学师生的具体组织下，以“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名义举行的“抗议英国军舰炮击南京市民大会”在打枪坝举行。中法大学教师漆南熏（著名留日经济学家、国民党左派）担任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参会群众达两万余人。大会刚宣布开始，突然一阵乱枪射向主席台，会场顿时大乱。混在人群中的大批便衣军警（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受刘湘指使）用手枪、马刀、铁棒等凶器，疯狂射杀和追砍手无寸铁的群众。由于“打枪坝”三面是城墙，一面临坡坎，严重混乱拥挤中造成大量群众被打死打伤、踩死踩伤和摔死摔伤。“三·三一”惨案共造成137人死亡，逾千人受伤，漆南熏和国民党左派将领陈达三当场牺牲。
“三·三一”惨案发生地：重庆打枪坝
在主席台担任大会记录的任白戈侥幸跳下城墙脱险，而罗蔚芬则不幸摔成重伤。“南溪区门户网”记载：“罗蔚芬为掩护同学撤退，背身时坠下城墙，落在一块石碑上跌断尾椎骨。幸被同学胡明鑫等送往宽仁医院抢救，同学张增源献出自己的腿部皮肤植于罗蔚芬身上，腐烂伤口方得愈合，但下肢已成瘫痪……”
“三·三一”惨案重创重庆党组织：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地委组织委员（兼中共重庆支部书记）冉钧被反动军阀追捕残杀。杨闇公被剜眼、割舌、砍掉双手，身中三枪，于1927年4月6日在重庆佛图关英勇就义，年仅29岁。他的一生短暂、辉煌、壮烈，以年轻生命践行了人生格言：“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重庆潼南区杨闇公烈士陵园
杨闇公是中共四川早期党组织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开拓者。其秘密身份为中共重庆地委书记，公开身份则是国民党重庆（左派）党部负责人。“三·三一”惨案是国民党右派势力暴力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罪行，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拉开了序幕。
所谓“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是紧密关系中共党史（国共关系史）的重要政治概念。两派的重要区别是：左派“联共”（以廖仲恺、宋庆龄、汪精卫等为代表，后来发展为“民革”），主张“国共合作”。右派“反共”（以蒋介石、胡汉民、林森及“西山会议派”为代表），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与廖仲恺
孙中山于1925年3月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逐渐形成，力图分裂“国共合作”，破坏国民革命。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于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被暗杀，标志着国民党“两派”斗争激烈化。正当此时，国民党中执委吴玉章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川整顿党务，同时肩负中共特殊使命。
当时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委会由国民党中执委石青阳把持（擅自指定黄复生等右派分子在重庆成立），而将中共党员杨闇公等排挤在外，严重阻碍了四川“国共合作”的发展。所谓“西山会议”，指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大员谢持、石青阳、林森、邹鲁等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停灵处）非法召开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议案，史称“西山会议派”。由于谢、石还有戴季陶等均为四川人，对四川国民党右派势力影响很大。
“西山会议”现场
吴玉章于1925年8月到重庆后“连施三策”，“第一策”便是整改由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四川省临时执委会，由他本人亲自执掌党务组织大权。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在他的提议下，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解散原四川省临时执委会，另委杨闇公、陈宣三、张克勤等中共党员，李筱亭、邓劼刚等左派国民党员组成新的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委会，由杨闇公、李筱亭、邓劼刚任常委（杨闇公实际主持）。新党部于1926年2月迁至莲花池办公，称“莲花池左派省党部”。于同月成立的中共重庆地委与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紧密合作，标志着四川“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莲花池党部实际上成了中共重庆地委的公开机构）
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旧址
而国民党右派并未罢休，黄复生等人接着又在重庆总土地街成立了一个“四川省临时执委会”继续活动，史称“国民党右派总土地省党部”。重庆一时形成两个省党部并立的局面，在全国绝无仅有，可见政治斗争之激烈。
在1926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正式成立，选举杨闇公、李筱亭、朱德、刘伯承等9人为省党部执委。在22名执监委及候补委员中有10名中共党员，充分掌握了省党部的话语权，其余人则为国民党左派。由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主导的四川“国共合作”，成为全国大革命运动的一面旗帜。
吴玉章回川“第二策”，便是与杨暗公领导的重庆团地委紧密合作，在全省大力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一是动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派骨干分子到宜宾、南充、江津、内江、涪陵等地筹建国民党左派县区党部。二是在各学校单独成立国民党特别区分部，吸收优秀团员从事发展国民党的工作。由于青年团员量大面广热情高，很快在四川各地建立了一大批国民党基层组织——由国民党左派控制（中共党团员渗透）的县党部及区分部。对于这种利用青年团员建构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团构”模式，在任白戈的回忆录里得到了具体印证：
中共重庆地委旧址：望龙门二府衙70号
“我在南充中学入团后，根据上级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南充县党部担任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当时团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发展国民党的工作。”叙府联中的共青团员罗蔚芬、胡明鑫等，也在国民党宜宾县党部做宣传工作（对罗南陔担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产生直接影响）。
据《中共重庆党史》记载：在中共重庆地委和团地委的大力帮助下，至1926年底，全川国民党左派党组织已发展108个县党部、882个区分部，一年中增加了约四倍。左派国民党员发展到两万余人，增加了一倍多。
吴玉章回川实施的“第三策”，就是与杨闇公合作创办重庆中法大学培养革命人才。于是任白戈、罗蔚芬这批表现突出的优秀团员，得以选送到这所革命干部培训学校，并在“重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诞生地”——中法大学加入了共产党。
四川军阀刘湘表面上支持“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然而却暗中与蒋介石勾结，后来彻底倒向国民党右派，最终酿成“三·三一”惨案。中共重庆地委机关、国民党莲花池左派省党部、中法大学、市总工会等革命据点被捣毁，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人士遭到通缉追捕，四川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陷入低潮。
民国重庆老照片
作为重庆团地委委员的任白戈临危受命担任四川党团临时特委书记，直到1927年8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
而罗蔚芬的人生命运也急转直下——“终点又回到起点”。
三
关于罗蔚芬的不幸遭遇与残疾人生，特别是回到李庄后“仍积级从事党的工作”，在《李庄深巷里》讲述了更多细节。
这部由罗家后人阚文咏女士（其外公为罗南陔六子）创作的非虚构文学发表于《当代》杂志2018年4月号，副标题为“羊街8号的家族记忆”，旨在通过“小历史”透视“大历史”：从家族之史到一镇之史，从李庄民史到抗战国史，并在《李庄深巷里》留下一抹“红色记忆”——中共“川南农暴”。
《当代》杂志2018年4月号
世人皆知“抗战李庄”，党史铭记“红色李庄”：1928年4月7日，在中共川南特委领导下，以南溪县李庄、牟坪、宋家三镇为中心暴发了震惊全川的农民武装起义。起义队伍高举“川南工农革命军”旗帜，扛着土枪刀矛，首先突袭蛮洞湾洪家大院……正如毛泽东名言：“革命就是暴动！”据《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李庄蛮洞湾一声枪响，是四川境内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暴动虽然失败，但由此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四川领导工农武装斗争的序幕。”
《李庄镇志·党史人物》：“1928年春南溪农暴，罗蔚芬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给予的情报传递任务。”此时双腿残废的罗蔚芬，瘫卧在床竟然壮心不已——“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
“南溪农民暴动”雕塑
人生如棋，落子无悔。用罗蔚芬老师杨闇公的格言回答：“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时年29岁的重庆地委（代省委）书记杨闇公英勇就义后，中共中央向四川委派的几任省委书记都壮烈牺牲：第二任书记傅烈到任1年，英勇就义，时年29岁；之后不到两年，第三任书记刘愿庵牺牲，时年35岁；同年，刚就任的第四任书记穆青牺牲，时年32岁。正如烈士夏明翰的《就义诗》：“只要主义真，自有后来人。”
在纪实文学《李庄深巷里》，作者阚文咏对叔外公罗蔚芬（阚母罗铭丁的二伯父）给予更多“同情之敬意”——家史红史皆痛史。
重庆“打枪坝”城墙
走进现场版的《李庄深巷里》，而经常在文章中出现的“羊街8号”早已不复存在，只能凭借“羊街6号——李济故居”的标识方可寻迹曾经的罗家大院，原址仅有一排私自搭建的简陋平房。清明访李庄，知史爱红庄。
重庆“三·三一”惨案后紧接着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特别是南溪籍革命先驱孙炳文（影响滇军名将朱德走上革命道路）在上海被蒋介石杀害后，川南民众谈“共”色变。时任中共李庄区委书记张守恒将“羊街8号”作为秘密联络点，胡明鑫、张增源护送罗蔚芬回到“羊街8号”家后一直未离开李庄，与镇上的李亚东、张九一等中共党员坚持开展党的活动。
羊街8号消失（原位于平房处）
据“南溪区门户网·党史人物”介绍：张守恒，李庄柑子坳人。1922年由叙府联中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孙中山创办），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返川，在李庄成立共产党小组，并组建了国民党（左派）李庄区党部（开明士绅罗南陔任区党部书记）。1927年中共南溪县委成立，张守恒担任县委执行委员，具体负责李庄区党团领导工作。1928年1月南溪县农民协会成立，张守恒当选为主席，在“南溪农暴”中负责指挥李庄、宋家片区农民起义。
1927年秋天，在广州被国民党抓捕后脱逃的黄埔军校中共党员洪默深潜回李庄老家，成为南溪农民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
“南溪农暴”牟坪庆功会旧址
这次南溪农暴与军阀镇压都相当惨烈：李庄蛮洞湾县团练局局长洪汉宗（洪默生伯父）一家多人被杀，起义队伍首先拿洪汉宗老父亲洪辉廷祭旗；牟坪团练中队长张安国之父、叔、兄数人当场毙命……而遭到刘文辉24军镇压的“川南工农革命军”几乎全军覆灭，农暴总指挥曾君杰及胡明鑫等多位中共党员被捕杀砍头示众。
有人告发：罗南陔那个共产党瘫子儿也不安份，“羊街8号”就是个“红窝子”。于是罗蔚芬被县团练局抓捕，与被俘农民军关押在东岳庙听候问斩。幸亏罗南陔通过贤侄罗伯希（刘文辉的副官）紧急斡旋，又通过把兄弟洪汉宗暗中通融，罗蔚芬才被连夜救出送到乡下“期来农场”老屋隐藏……
南溪农暴失败后，被通缉的中共李庄区委书记张守恒化名曾海云继续在川内各地从事地下党工作。1934年5月，张守恒奉省委指派担任中共邛崃县委书记（兼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组建“川康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同年11月不幸被捕，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邛崃平浇坝。
宜宾李庄古镇
由于李庄党组织负责人张守恒、洪默深（1933年12月被杀害于南溪县城）先后牺牲，罗蔚芬的党组织关系中断。
罗蔚芬残疾后自学中医，有时也为街坊乡邻诊病开处方，1946年因病情加重去逝。人生不幸而红史留“芬”：
革命救世，两度死里逃生，志士初心；
悬壶济世，廿年苦度余生，医者仁心。
四
《李庄深巷里》有一节题为“父子革命”，叙事背景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史称“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红色老电影《大浪淘沙》主题歌：“大江东去浪淘沙，革命洪流冲天下……同志们哎拿起枪，向着那旧世界勇猛冲杀！”
大革命题材电影《大浪淘沙》
影片展现的正是北伐时期一代热血青年的革命理想，而当时年仅19岁的罗蔚芬却壮志未酬身先残。又过去19年（1946年），刚刚为文化抗战作出重要贡献的罗南陔，再次为这个“共产党瘫子儿”作出奉献：让其先用了原本自用的一口上好楠木寿材。
冥冥之中，李庄罗南陔与台湾傅斯年同时死于1950年12月。作家阿来“知史爱李庄”，创作出长篇散文《士与绅的最后遭逢》，称李庄文化是“传统社会中两个最重要的阶层——士人与乡绅的美妙融合。”
从“国民革命”到“川南农暴”，从“抗战李庄”到“寻红李庄”，正如《三国演义》片尾曲《历史的天空》所唱：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近年来，革命老区南溪及李庄都在重塑“红区”、“红庄”形象，大力彰显“红色南溪”与“红色李庄”。中共建党百年大庆，再次激醒红色记忆，为寻找“羊街8号”提供了红色路标。
罗南陔全家福（1946年）
中国方志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李庄镇志》，让人们重新认识了李庄乡绅罗南陔的本来面目：“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属于国民党中的左派，是抗战中积极促成同济大学迁川的开明绅士一……罗南孩同中共地下党有秘密交往，并暗中资助款项。罗家是典型的“国共合作”，二儿子、三女儿、三女婿、五儿子、五儿媳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28年春川南农民暴动，40多位地下党员在罗家集体宣誓。”
红窝子喊出“川南农暴第一声”，蛮洞湾打响“川南农暴第一枪”——安得猛士兮在红庄！
1988年部分健在的“南溪农暴”队员合影
据《南溪民国大事记》：“民国16年初，成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的南溪县党部（上党部），同时成立李庄分部”——这就是罗南陔任书记的国民党（左派）李庄区党部，也是罗氏“国共一家”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共南溪县委书记李立之的妹妹李实之，后来与罗南陔的五儿子罗莼芬结婚，夫妻双双皆为中共党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清党，南溪国民党右派砸毁了左派县党部，在议事会另立右派县党部，国民党李庄区党部被迫解散。
革命潮起潮落，古镇依旧太平。直到另一场战争大爆发，李庄再一次遭遇大历史。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宣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爆中国全面抗战！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图书馆发表《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国民党发出誓死抗战的最强音，中共领袖毛泽东立即响应并高度评价：“蒋氏的讲话，确立了全民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了，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而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作《论持久战》报告
地无论东西，人不分国共。“抗日救国”是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有基本的一致性。事实证明，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夺取全国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欲识庐山真面目，还原历史此山中：
1937年7月中旬，国民党中央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知名人士云集牯岭举行“庐山谈话会”，朝野共商抗战大计。参加7月16日第一期谈话会开幕式的除了党国军政大员外，还有胡适、傅斯年、竺可桢、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马寅初等学界大咖等共计158人，与会者一致拥护国民政府“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方针大略。7月17日上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对全体代表发表了著名的《抗战宣言》，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庐山抗战纪念馆（原庐山图书馆）
在这次“庐山谈话会”上，还专门召开了国立大学校长座谈会及教育组讨论会。与会教育界代表达成一致共识：战时教育非但不能停办，而且应该坚持抗战和建国相结合，着眼于国家发展的百年大计。对此，国民政府确立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总方针：“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需要。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须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
就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领导全国抗战救亡的大背景下，罗南陔第二次担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共纾国难，匹夫有责！
西线无战事，李庄有民气！学府迁川——红庄欢迎！
五
“同济西征”筚路蓝褛，辗转九省：“别吴淞，越浙赣，渡桂滇，归李庄……”
当年同济大学西迁路线图，描绘在李庄东岳庙（同大工学院旧址陈列馆）迎面照壁上。背面就是罗南陔代表李庄乡绅手书的“十六字电文”：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
同济大学抗战西迁线路图
李庄乡绅“十六字电文”
矗立在东岳庙前同济纪念广场上的“李庄同济纪念碑”碑文：“若同济，英长在；如李庄，国不亡。”对这句碑文的最好注解，正是来自李庄乡绅群的集体表达：
“盖安定同大，即间接增强国家力量”——这句话出自罗南陔等32位李庄乡绅集体签名上呈宜宾专员的文书。其所言、所识、所为，正是对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的自觉践行，也是这位国民党基层党部书记战时效力国家的使命所在。而且同济大学堪称“文武双全”：“同济军工，工以强兵；同济医学，医以援战”——“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需要”。
李庄同济大学纪念碑
胡适先生在“庐山谈话会”上指出：“战时教育的共同行动目标，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李庄乡绅们之所以联名上书宜宾专员（原件存宜宾市档案馆），正是为了督促南溪县征收局李庄分柜尽快腾退其占用的公产孝妇祠，以便让同济大学作安置用房：“当此非常时期，官民同有协助政府，完成抗战之义务。绅等之所以积极协助同大者，良以该校师生，对于抗战贡献甚大……”
四川省档案馆编《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收录李庄乡绅32人集体签名呈文
呈文吁请宜宾专员察核督办：“自应请令饬南溪征收局李庄分柜，克日迁让，用维教育，以重公意……” 要知道这些李庄乡绅们得罪的可是地方实权部门税务局，甚至会影响到各自的切身利益。而罗南陔们这种识大局行大义的责任担当，正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具体体现。
“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在李庄镇史上，这是罗南陔第二次为孝妇祠的事情“出头”。
1940年李庄慧光寺（右边为孝妇祠）
孝妇祠位于原慧光寺前面坝子（现为李庄抗战纪念碑）右手边，阚文咏在《李庄深巷里》谈到：当年中共党员张守恒从北平中国大学回到李庄办平民社和平民夜校（李庄共产党小组秘密活动点），就是由罗南陔出面通过乡董会借用的孝妇祠。而坝子左手边的雷孝子祠则是国民党李庄区党部所在，这就是大革命时期李庄坝的“国共两祠”。
两座祠坊都有一个“孝”字，两个故事都有一个“救”字：孝妇左罗氏火中救姑，孝子雷少年火中救父。据阚文咏介绍，罗南陔本名为“罗孝芳”，其字为“南陔”。罗南陔的名和字乃秀才舅舅（罗的启蒙老师）所取，源于中国最著名的两部儒家经典：
其名来自《孝经》——孝德留芳，并向李庄这两座“孝祠牌坊”致敬。其字来自《诗经·小雅》中的《南陔》：“循彼南陔，言采其兰。眷恋庭闱，心不遑安。”该诗有序曰：“《南陔》者，孝子相戒所养也。”说的是一位少年沿南陔（南边的田埂）采香兰供奉其父母。
儒家六经之首《诗经》
罗氏“孝芳+南陔”的名字，其寓意正如宋代诗人林同《贤者之孝二百四十首》中的《南陔孝子》：“为养还相戒，南陔昔有诗。”
罗南陔之所以借用“雷孝子祠”作为区党部公干，还因为小时候秀才舅舅带他去富顺参加刘光弟（戊戌六君子）葬礼时说的一句话：“好男儿就应该孝亲忠国”。
另一座孝妇祠同样延续了李庄文脉：从左罗氏火中救亲，到地下党革命救世；从同济医学治病救人（孝妇祠为同济医学院门诊部），到史语学者文化救心——李庄抗战救亡，国共同舟共济！
从孝亲之两祠，到忠国之两党；从“十六字电文”，到“三十二人呈文”。罗南陔“孝亲忠国”思想的最好体现，就是战时奉献出家族祠堂罗家祠的义举——孝的是祖先，忠的是祖国。
罗南陔外孙逯弘捷（逯钦立之子）在现场辨识“谢罗匾”文字
2018年3月，在李庄原罗家祠堂一村民家柴房中，发现了一件珍贵的抗战文物原件——“同济大学感谢罗南陔牌匾”（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感谢原由是：罗南陔于1942年腾出罗家祠堂无偿安置“同济附属高职校”，后来高职校离开时同济大学校长徐诵明亲撰匾文致谢（由附高职校长祝元青书写），盛赞了罗南陔慷慨襄助同济大学的义举：“……师生始克弦诵不辍，谊至深厚也。”
这块重见天光的“奖牌”见证了一段同济抗战史，原来战时李庄并非只是“文化中心”，弦诵之中深藏“抗战硬核”：这就是同济军工——“工以强兵”！同济工学院机械系培养工程师，而同济高职则培养高级技工，战时本科与高职毕业生主要分配到重庆各大兵工厂，所谓“十军工，九同济”。据同济大学档案馆《抗战烽火中的同济大学》一文：“整个抗战期间同济大学为国家培养了近千名军工人才。”正所谓“李庄无战事，同济有兵工。”
这就是李庄乡绅“安定同大，增强国家力量”的最好注脚。
这就是罗南陔无偿提供罗家祠堂“尽忠国家”的大义之举。
李庄罗家祠堂现状
所谓“尽孝祖先”，是因为这位罗氏子孙的义举为先祖和家门赢得了荣光。同济大学“谢罗匾”写道：“集成公讳其柏（罗南陔曾祖父），一乡硕望，咸丰初助饷练团，保民卫里……”罗家后人阚文咏经考证撰成《咸丰十年李庄保卫战》一文，从李庄民史中追溯“抗战民气”与李庄文脉的精神源流。正如孔子学生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央视《记住乡愁》李庄主题：“义字当先”
对此，央视大型电视系列节目《记住乡愁》李庄一集以“义字当先”为主题：从李氏姑施义茶的乐善好义，到屠夫帮办义学的轻财重义；从革命先烈的舍生取义，到接纳学府的崇文尚义——四川大学教授周啸天点评：这不是一般之义，而是民族大义，是义薄云天！
六
《幽兰赋》：“惟奇卉之灵德，禀国香于自然。”
“李庄同济缘”缘起植兰书屋“十六字电文”：
发报人罗南陔——植兰书屋主人，期来农场庄主。
收电人周均时——留德弹道学博士，同济大学校长。
李庄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
沈从文《边城》：“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
巧的是两人都是国民党左派，更巧的是“周罗之缘”早在20年代初就已“埋下伏笔”。当周均时校长1940年秋来到李庄与罗南陔见面一聊，竟聊出一段“红色前缘缘中缘”：
原来周均时1922年第二次留学德国与朱德同住一屋时，就见过出自“植兰书屋”的金石之作，即罗南陔为朱德刻制的两枚藏书印章。
据陈云阁先生（曾任同济大学秘书长）文章：“当时已加入中共的朱德经常参加德共活动且多次遇险，于是将自己的重要物品托付给室友周均时保管。”笔者一行此访李庄，还前往南溪参观了朱德故居（陈家大院）陈列馆。当时朱德的1600册书籍后来全部捐给了泸州图书馆，其中部分图书钤印有罗氏刻赠的这两枚藏书章。
南溪朱德旧居
话说罗南陔与朱德——“倒是无缘却有缘”：原来罗南陔1909年曾考取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朱德这届），但终因家庭原因（已结婚生有两子）未能入学。七年之后,时任滇军旅长的朱德在“护国战争”中建功泸州驻防南溪（1917—1922），并与南溪籍革命先驱孙炳文的外侄女陈玉珍结婚。
罗南陔原配夫人黄氏为南溪人，与孙、陈两家都沾亲带故，于是孙炳文、朱德常到李庄与罗南陔雅聚：植兰书屋“芬芳时入座”，期来农场“把酒话桑麻”。朱德非常钟爱兰花（其旅部也办蚕桑等副业），因而朱、罗二人心性相投于“芝兰之室”：植于盆中，携近书案，正宜之开卷——诗文之美，喻为“兰章”；友情之真，喻为“兰交”。成语中有植兰于心、兰质熏心，寓意修身养性于良好环境之中，借以清心明志。
南溪朱德与孙炳文雕像
两枚赠印一为“仪陇朱德藏书之印”，一为“德字玉陔”。朱德字“玉阶”，为何刻成了“玉陔”？有种说法是四川方言将“阶”读作“gai”(与陔同音)，罗制印时或习惯性地误刻成自己的“陔”字。其实不然，笔者以为其故意为之相“印”成趣：利用同音双关，将“玉阶”与“南陔”各取一字组成“玉陔”，寓意两人缔结“金兰之好”。治印称作“金石”——二人同“心”，其坚如金；植兰书屋“结义”——二人同“德”，其芳如兰。“德字玉陔”——契如金兰，心心相“印”。
罗南陔为朱德治印“德字玉陔”
南溪县志办原主任李梓林笔下印证：“罗南陔自幼聪颖，勤功书史，擅长书法金石，性善交游，在李庄营造植兰书屋，诗友彼此唱和，故有‘小孟尝’之雅号。”由此可见，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徙，因此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国学大师傅斯年对李庄民风乡学赞誉有加：“战时来南溪李庄暂获栖止，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
青年朱德《赠诸友》：“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朱德在“十大元帅”中最早加入共产党（1923年留德时由周恩来介绍入党），早期曾在南溪及李庄留下革命足迹。据《李庄镇志·红色李庄》记载：朱德在南溪家中组织“学习进步思想小组”，李庄进步青年张守恒、洪默生等都是小组成员。朱德还在李庄对岸牛巷口创办靖国军铜元厂生产子弹，并在镇上设立后勤站置办军需物质。
周均时作为“李庄同济”的首任校长（后有丁文渊、徐诵明）任职时间不长，于1942年离开李庄回到重庆后任兵工署高级顾问，1944年任重庆蜀都中学董事长，194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创办的蜀都中学设有大学先修班，是继重庆中法大学之后又一个“统战”秘密据点：掩护地下活动，团结民主人士，收留烈士遗孤，培养红色新人。国民党左派周均时因领导民革成员从事反蒋活动于1947年被捕，为追求民主自由献身于“最后一颗子弹”：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于歌乐山白公馆，成为“11.27”红岩英烈人物。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陈云阁（曾任同济大学秘书长）借唐诗悼念周均时：“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同济缔结“李庄缘”，李庄更有“红色缘”——李庄同济出了好几位“红色名人”，“同济兵工”形成一系列“红色巧合”：
《红色娘子军》主演祝希娟
罗家祠堂不仅培养“兵工好男儿”，而且启蒙“红色娘子军”：同济附高职校长祝元青的小女儿祝希娟（3岁到李庄）正是在此度过幼年岁月，20年后果然以“红色武装形象”荣膺首届“百花影后”。巧合的是这部红色影片“革命就是暴动”的故事情节，完全是李庄1928年4月“川南农暴第一枪”的真实再现（农民军打倒土豪劣绅，反动派镇压共产党人）。世人多知“抗战李庄”，却鲜有人知“红色李庄”。
从抗战到内战，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从李庄到“红岩”，还有一位同济著名校友从李庄到《红岩》：他就是同济工学院1944级学生、《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1948年参加学运被捕，渣滓洞监狱幸存者）。于是周均时与杨益言双双载入“李庄同济名人谱”：一位成为“红岩英烈”，一位成就《红岩》经典。
同济大学校园版歌剧《江姐》
《红岩》小说同时也为“兵工人”立传：《挺进报》负责人成岗为长江兵工总厂维修厂厂长，而周均时又与成岗的原型陈然、《红岩》作者罗广斌（“文革”中被打成“叛徒”跳楼自杀）一起被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现同济大学校园版歌剧《江姐》成为新生入学教育的保留节目：“红岩上红梅花儿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署直属的17家兵工厂有11家迁到重庆，其中6家兵工厂厂长及兵工署多位高管由同济校友担任，各厂高级技术人员也以“同济系”为主力。战时李庄同大毕业生不断加入“学长”队伍，成为“工以强兵”的中流砥柱。
重庆抗战兵工旧址
“同济工学”支撑“重庆兵工”；
“中国李庄”加持“抗战军工”！
李庄乡绅：“安定同大，即间接增强国家力量！”
李庄祭“红”——从红庄到红岩：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联合创作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发表于1959年，在改写为长篇小说时原名为《禁锢的世界》，1961正式出版时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亲自改名《红岩》（刘德彬被打成右派失去署名）——成就了一部红色经典，教育了几代中国民众。
红色经典小说《红岩》
在这位重庆最早党团组织领导人的红色记忆中，“三·三一”惨案的打枪坝、杨闇公牺牲的佛图关、江竹筠等就义的歌乐山……无数革命先烈血染的风采，共同铸就了“红色山城红岩魂”。
巧的是南溪有一个地方也叫“红岩”，1918年朱德率部在此剿匪，“红色南溪”由此开始载入红色史册。
2021年清明“寻红”李庄
此访李庄，知史红庄——从红色人物罗蔚芬，到红岩英烈周均时。笔者再次瞻访同济大学总部旧址慧光寺（原禹王宫），再次诵读“李庄同济纪念碑”：
“若同济，英长在；如李庄，国不亡！”
抗战李庄——宏我汉京（张家祠牌匾）；
红色李庄——功奠山河（慧光寺门匾）！
2021年5月6日于成都
来源：古城春晓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