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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阶段，下一个坎叫“超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数比重超过15%，这是国际上的一般标准。老龄化问题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非常大，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老龄化问题，恐怕会严重拖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足以警示我们。
应对老龄化挑战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应对措施，就是推迟退休年龄。这和人们预期寿命提高正相关。比如说，在过去，一般人在60岁的时候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而现在随着预期寿命提高，大多数人60岁的时候还比较健康，相比过去更能胜任具体的工作。
具体而言，现在妇女的工作一般都脱离了沉重的体力劳动，并且妇女的健康状况明显提高，所以，可以把妇女（女工和女知识分子）的退休年龄往后移，今年延迟妇女退休年龄，即马上延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原来女工50岁退休，女知识分子55岁退休，现在可以先把她们的退休年龄往后移，比如有人建议分为55岁和60岁两档，各延长5年。考虑到有些女性可能不愿意延迟退休，因此可以提供选择：愿意延迟退休的女性按照延迟退休年龄办理退休；不愿意的可以按原来的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这样做延迟退休的过渡期，就比较平稳了。
男性延迟退休的过渡要分步设计小的台阶，比如从60岁延迟到62岁，过几年再延迟到65岁。男性60岁这个坎的变化，现在观察起来要比延迟女性退休年龄更加复杂，需要慎重研究。一般而言官员会愿意延迟退休年龄，这样可以在自己有领导权的情况下多干几年；但不是领导身份的这些人，一般来说可能就不想延迟退休了，他们可能早就想享受退休后的闲适生活了。建议可先把非领导职务男性延误退休如何可接受的事情处理好，再考虑处理有领导职务的男性延迟退休的事情，这样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特别的行业可以有差异地实行延迟退休政策，需要具体调查落实某些岗位上是否还存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不适合简单地和大家一起推迟退休。比如，前些年水泥行业粉尘很大，有些人容易染上矽肺病。这样的特殊行业现在的情况如何，需要有关部门做细致调查，针对具体的情况，有必要时设计差异化延迟退休方案。
尽管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但国情不同，不应照搬发达国家的延迟退休政策。德国的延迟退休政策（2011年，德国法定退休年龄65岁；2012年-2023年，退休年龄每年延迟一个月；2024年-2029年，退休年龄每年延迟两个月）每年延迟一个月或两个月，过于细碎，中国的老龄化形势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如果可以延迟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到62岁是有必要的。
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经验可积极借鉴。比如，60岁担任领导职务的男性可以延迟退休时，可转为担任虚职，即60岁以后先不退休，但改任虚职。体制内早就有虚职，比如过去有一些单位规定，57岁就没有签字权，但是60岁才退休，延迟退休年龄也可以这样设计——60岁就没有签字权，62岁再办理退休手续，以此实现延迟退休政策的平稳过渡。
实行延迟退休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原岗位的人不退休，工作岗位在这方面就变得紧张一些，让出来的位置更少，加大了年轻人就业难度。我们就业主要靠民营企业提供就业机会，通过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对冲延迟退休带来的就业压力。
延迟退休政策可能会遭到一些劳动者的反对，但可以提供弹性的退休政策，让劳动者自行选择是否延迟。因为每个人的倾向性不一样，有些人想早点享受闲适生活，他不会在意可继续多领两年全工资，愿意60岁就办退休，然后领80%-85%的退休工资（养老金），另外一些人认为自己身体健康，愿意多工作两年拿全工资。
延迟退休可能还会导致老人不能帮子女照顾孩子，可能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造成影响，但影响不大。比如，原来子女指望着自己的父母60岁退休帮自己带孩子。现在如果延迟到62岁、65岁退休，那么这两年或者五年可以请保姆。如果真的家里经济条件特别紧张，请不起保姆，当然会有压力。但延迟退休政策至少一开始应该是弹性的，应该让劳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60岁退休回家带孩子，而不是一定强制工作到62岁才能退休。
延迟退休相关的养老金全国统筹，是缓解养老金压力和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途径之一。目前，各省的养老金是分开的，全国有好几十个蓄水池，不能调剂。如果实现养老金全国统筹（指的是各省提取的养老金进入一个蓄水池），便可以调剂。所有的数据都应纳入以信息化的新技术手段严格细致监管之下，各省提取和使用的养老金将记录在案，数据作假是不可能的。
养老金全国统筹并不是地方要让渡自己的利益而上缴养老金的概念。比如，虽然广东提取的养老金金未当期使用的比重高高，可调剂填补辽宁等省份养老金支付的缺口，但当广东需要用钱的时候，也仍然可以按照应该提取的金额使用。虽然过去有些省份提取的养老金多，有些省份提取的养老金少，但总的方向是全国统一市场中，各省走到一个标准上，这样劳动力在区域之间流动的时候，要素流动的市场壁垒更少，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养老金的调剂能力提高，缴费的水平便可以标准化地下调（具体下调幅度需精算确定），对企业来说，这是降低负担，对全社会来说，有利于更加公平。
国有资本划转为养老金是缓解养老金和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另一途径，体现了国有资本对全局的贡献。根据国务院于2017年11月印发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首先以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时期因企业职工享受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为基本目标，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以应对老龄化支付高峰期。现在我们也说，有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变现国有资产，支持社保体系运行，这体现了国有经济对于全民的义务，具体落实到了支持养老上。国有资本划转为养老金的方式并不能说是打击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因为国有企业有其特殊职责，从道理上讲，国有企业是属于全社会的，国家代表全民全社会来掌握国有企业的股本，它的资本运作就是应服务于全社会。如果养老体系有需要得到支持，可以通过规范的方式，由国有企业上缴的资产收益，或者它可变现的资产收入，来充实社保基金。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一方面要延迟退休年龄，另一方面要增加年轻人的数量。
完全放开生育是首先应该考虑的。另外，还需针对生育意愿不高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比如进一步完善社保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经济发展，让大家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敢要孩子。此外，按照学者的建议，还可以考虑鼓励生育的措施，借鉴国际经验，比如有了两个孩子，再生第三个孩子，则每个月发给一定的补贴，补到18岁。
通过移民政策，吸收青壮年移民到国内参加工作，也会对冲老龄化的压力。但是需要考虑移民管理问题上的复杂性，比如广州黑人聚集区，产生了社会治安等问题。具体的移民管理方案需要有关部门做详细调研、分析和论证。在福利待遇方面，按道理来说，可持续的移民政策，应该讲求同工同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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