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拜登政府宣布要在“9·11事件”20周年——也就是今年9月11日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后，澳大利亚也在4月中旬宣布要紧随美国的步伐一起撤（tao）出阿富汗。
澳大利亚在阿富汗驻军杀戮平民的罪行如今人尽皆知。因此，他们的离去当然是广大阿富汗人民喜闻乐见的。
但对于某些阿富汗人来说，这一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
这些人就是澳军在阿富汗当地招募的随军翻译官。
（一名阿富汗籍翻译官（打马赛克者）和澳军合影）
据外媒报道，有41名为驻阿澳军工作的阿富汗籍翻译官集体向澳政府请愿，希望尽快获批赴澳“人道主义签证”，信中特别强调：“作为澳大利亚人的眼睛和耳朵，尽职尽责地履行我们的义务，但如今，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家人面临着死亡威胁，从2016年至今，已经有300多名澳军翻译及其亲属被塔利班杀害！”
实际上，这些翻译官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避难签证申请，可澳方却迟迟审批不下来，2020年初，澳当局更是以新冠疫情为借口暂停了全部的人道主义签证。
这些澳军翻译官们的遭遇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广大地区，至少有数以万计的当地人为美军为首的外国驻军提供翻译服务。
可当外国军队撤离后，这些人的人生境遇绝大多数都会以“悲剧”收场——
好一点的只是被亲友、邻里排斥、找不到工作陷入经济窘境。
其中很多人遭到当地反美、反政府势力“清算”而命丧黄泉，甚至连累亲人，这类现象已经成为了伊拉克、阿富汗的一个社会常态。
（按倒萨达姆的人是伊拉克籍美军翻译官萨米尔）
不过反映西方军队翻译官们的“悲惨境遇”的新闻，中国网民通常不会买账。
因为那些为鬼子卖命的汉奸翻译官形象实在太过深入人心了。
其实人同此理，绝大多数伊拉克、阿富汗百姓也认为：为外国驻军卖命当翻译官，是背叛了宗教信仰、部族和祖国的败类。
不过，也不是所有翻译官都应当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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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官”一词出现于清初，本指专为满汉两族语言、文字做传译低阶官员，其他语言之间的翻译工作者统一叫“通事”。
到了晚清时期，满洲八旗军民已经高度汉化，全民通晓汉语，原有的满汉“翻译官”已不具备实际意义，但这个名词却保留下来并在鸦片战争后取代了“通事”，用来指代所有的官方翻译人员，他们一直都是拥有朝廷官员身份的。
但到了民国时期，翻译官不再具备官衔，失去了实际意义，在1935年后，为了规范各法院涉外审理中设置译员的问题，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颁发法令，将翻译官等名称统一改称“通译”或“译员”。
但翻译官一词并没有停止使用，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盛行将职位尾缀冠以“官”字的风气，诸如书记官、副官、医官、军需官，而国民政府的军委会外事局也将英文翻译为“interpreting officer”，并成为惯例，甚至后来驻华美军在对国民政府公文时也使用“interpreting officer”一词。
翻译官一词在国民政府不仅继续沿用， 还被授予“军官”待遇。后来的汪精卫的伪南京国民政府中也是继承了这些称谓，而内部的翻译官中占比最高的还是日语翻译，因此，日语翻译官也成了汪伪当局和侵华日军之间沟通的桥梁，是走狗和主子之间的传话筒。
至于鬼子占领军里当然也有通晓中文的随军翻译，这些人也被称为翻译官，也就是《八路军拉大栓》中唱的那样：瞄了一个准儿，打死个翻译官。
这些翻译官主要是跟随日军清剿敌后武装的“讨伐队”，他们不仅积极协助日军清乡围剿、搜捕抗日武装成员、强征粮草，甚至直接参与屠杀。
因此，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百姓眼里，还是各种抗日影视剧中，这些混迹在日军队伍的“翻译官”大多都以猥琐可憎的形象出现。
对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会有所疑问：当时在华北的日军以中队、小队为单位分散驻扎在各个城镇和炮楼，理论上这些队伍应该都配有专职的翻译官。
可是，我们必须得明白，在当时那个文盲率高达80%以上的都是高端人才了，当时留日会外语的中国人寥寥无几，日军上哪给所有的基层部队配备翻译官？
当日军占领一个小县城时，想在城中就地征集到懂日语的中国人几乎不可能，通常是自己带翻译。这些翻译官的来源很复杂，且也不能就一概而论将其定义为“汉奸”。
（抗日时期日本东京外国语学院“汉语科”）
首先，许多翻译官本身就是日本人，他们是在本国的专业机构做培训，这些机构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就设立了，后来日本强租旅顺、大连设立“关东州”后，逐渐开始出现移民中国的开拓团，其中不乏一些精通汉语的人。
在民国时期，当时日本当局鼓励中国人留学日本，而在费用和签证难度上，日本相较于欧美留学的门槛低得多，这使得日本成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最大目的地。
（留日时期的蒋介石）
后来抗战爆发后，许多沦陷大城市里的部分留日背景的人经不起威逼利诱，加入了汪伪政府成为日语翻译官。此外，还有一些在日华侨通晓汉日双语，也被日军软硬兼施征召。
此外，日军还从当时的“日属殖民地”中征集通晓日汉双语的人才。
其中在朝鲜半岛、台湾地区推行“皇民化”，在征召当地人参军入伍后，就专门挑选了许多通晓汉、日双语的当地人进行培训，并编入了在中国大陆战区的作战部队里。
（参加日军的朝鲜人很多，朴正熙就曾以“高木正雄”的身份参加日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东北沦陷后建立“伪满洲国”，并大肆推行的奴化教育，这也成功培养出一些日语水平不错的“翻译人才”。
这些来自中国台湾、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翻译官穿着打扮上和日军一般无二，很难看出区别，通常都是直接被编入了日军部队。
（“弹棉花”梗出处——著名的抗日喜剧《巧奔妙逃》里，黄宏扮演的翻译官穿着打扮和日军普通士兵完全一样）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各沦陷区也推行奴化教育，采取“大棒加红枣”的政策——不愿意学习日语的孩童都要遭受残酷的体罚，而学习认真者，有时候会得到一些粮食。
1930年出生的抗战老兵陈敏学就是这样的例子，当时年仅10岁的他被迫在学堂接受日语奴化教育，13岁时就说一口流利日语，靠着这个优势，他成功打入日军内部，刺探了很多军情。
不过，这些人员的数量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随着日军不断增兵，翻译官数量缺口始终很大，日军感觉这样会导致延误战机。
这时候，日军也饥不择食了，除了在内部推广一种很奇葩的“协和语”（混合了一些日语语法和单词的汉、日混合语）供日军基层军官、士兵学习，还想到了“抓壮丁”。
日本人强迫每个乡镇都要选出两到三个头脑灵活的人来接受日本教育，学成后再被安排进日军的各级别军队来当翻译人员，而且还要采取“连环保”政策，一旦这个翻译官叛逃，日军就把他的保人（多半是亲属）杀掉。
为了教这些人尽快学习好日语，为战争服务，日军可谓是煞费苦心，学习强度可比现在的高中苦多了，有学习不认真的情况，还会出现殴打，扇耳光等体罚。
（驻山东寿张县日本军宣抚班里的翻译官）
而培训出的这些人，才是抗日影视剧中出现的那些戴着日军帽子，却穿着中式衣裤和布鞋的“翻译官”的经典形象的由来。
这些被刺刀逼着培训出的“翻译官”的日语水平可想而知，能做到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对话并夹在部分的军事用词，都算是佼佼者了。
因此，历史上真实的“日军翻译官”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除去日本本国人、日属殖民地以及伪满洲国、留日背景者、在日华侨外，那些强制培训出的二把刀翻译官们，他们中许多都不是出于本意，可他们也没勇气去抗争，只能为了保命而不得不对日军虚与委蛇者。
其中不乏有很多爱国者借此打入日军内部成为卧底，为抗日做出卓越贡献，是隐蔽战线的一员，反而成为国家和人民的“隐形守护者”。
反观美军在海外作战时招募翻译可比日军来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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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队早在二战中向欧洲、亚太战场派遣远征部队后，就很重视培养和招募针对当地平民以及作为自己的盟友、敌人的外国军队（英语母语以外）做沟通交流的翻译人员。
（中国驻印翻译官）
在对日作战中的太平洋战场，美军招募了大量日裔来负责收集日军情报工作；在滇缅战场上，美军就和中国以及缅甸当地少数民族合作、培训了大量通晓英文、中文及当地语言的军事翻译。
（日裔美军审问日本战俘）
90年代后，美军进入信息化作战后，同样离不开人工翻译，在入侵一个地区之前，已经开始张罗着找翻译官了。
都柏林城市大学教授迈克尔·克罗宁在《翻译与身份认同》中曾将现代战争中的翻译工作分为了两种模式：一是他治翻译———外来军事力量依赖冲突发生地的当地译员进行翻译，二是自治翻译———外来军事力量培养自己本国军队中会说冲突当地语言的军事译员。
由于英语属于国际通用语言，美军至今都对自治模式的翻译培训完全不大重视，主要都依赖本国中的对应少数族裔，比如朝鲜战争中像吕超然那样的华裔美军作为汉语翻译官。
可一旦面临不常见的小语种，美军基本上两眼瞎，比如在1993年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中，美军计划逮捕索马里军阀艾迪德，因为对当地线人的不信任，打算让自己人担任索马里语翻译，找遍整个海军陆战队后，却发现仅有1人懂索马里语，而此人竟然还是艾迪德的儿子......
所以，美军基本上严重依赖他治翻译模式，并不断对在这种制度进行完善，90年代后，英语在全世界的的普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像英语这样能够在被全球人广泛接受的国际语言，因此，不论是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及地区的政府部门、民间，找个精通英语的人易如反掌。
在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军进驻当地初期，曾受到许多当地人的欢迎，尤其是在那些被塔利班、萨达姆政权侵犯过利益的人更是将美军当作解放者。
另外，当美军在当地建成基地后，驻扎其中的美军士兵拥有很强的消费能力，这也给伊拉克、阿富汗当地人带来了不少工作机会，其中就包括随军翻译官。
对于美军自己来说，这些当地的翻译官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据在伊拉克、阿富汗的美军前线指挥官反馈，假如没有这些当地翻译官的帮助，美军在当地的三分之二的工作就无法展开。
（唯一穿上美海军陆战队军服的伊拉克女翻译萨曼·卡里姆）
西方媒体在采访驻阿、伊美军时，也经常听到他们对这些精通英语的当地翻译官赞不绝口，其中最多的形容词是“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眼睛”。
（许多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影视剧都对当地的随军翻译予以正面评价）
除此之外，随同美军的其他国家部队，如英军、澳军，也同样雇佣了不少当地人作为随军翻译。
这些翻译官一般都由当地的年轻人以及具有高学历的群体组成，他们往往深受西方流行文化影响，同时也长期不满自己在前政权时代的不得志，美军的随军翻译官无疑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对口好工作。
不过，这份钱并不好赚，甚至还得付出生命危险，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平民身份翻译官来说更是如此。
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美军士兵巡逻、检查可疑人员身份时，他们都需要陪同、在场，负责美军与当地人的沟通，翻译美军的宣传材料，帮忙寻找情报线人，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还要拿起枪帮助美军作战。
甚至在审讯战俘时，翻译官们也要在一旁陪同，可这些翻译人员们往往只有很简单的护具，经常不配自卫武器，在美军队伍中尤为显眼。
（一名伊拉克翻译官在帮忙盘问伊拉克平民）
在执行任务中，翻译官们经常遭受到反美武装的重点“照顾”，这还只是“工作时间”面临的风险，更大的威胁则是在他们下班后。
当他们结束了一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在回家的路上，却可能遭遇更大的噩梦，他们会被武装劫持后，以残酷的方式进行虐杀，他们的凄惨死状还被发到网络上，并用来警告其他民众不要通敌、为外国军队服务。
据ＰｒｏＰｕｂｌｉｃａ网站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披露的名单显示，仅在2003年3月到2008年5月，就有667名伊拉克籍英语翻译被打死打伤（其中死亡208人）。
（为美军工作残废的伊拉克翻译官）
这些还不是伊拉克、阿富汗的翻译官们最难受的，因为祸必及家人。
当翻译官们白天提心吊胆完成任务回家时，却发现全家人被残忍杀害，横尸当场，讽刺的是，出卖他们家人信息的往往是邻居甚至亲戚。
实际上，在阿富汗、伊拉克的主要战事结束初期，确实不少当地百姓真的把美军当作救世主和“人类灯塔”。
不少伊拉克、阿富汗人以为美军工作为荣，毕竟他们的报酬至少是当地平均收入的很多倍，也因为这样，翻译官的亲友也将这些作为炫耀的资本，对外吹嘘，结果却给自己挖了个大坑，以至于为此丢了性命。
（不少阿富汗、伊拉克女翻译都和美军士兵结婚，得到移民机会）
于是，翻译官们从一开始的趾高气扬、四处显摆，不得不随时绷紧神经，低调做人。
在美军基地外，翻译官外一般不敢真面目示人，只能以滑雪面具与太阳镜遮住面
部，并使用诸如“Ｅｒｉｃ”或“Ｓａｌｌｙ”等英语假名掩护身份。
到最后，翻译官们已经拒绝下班回家，并坚持要求留宿在美军基地里。
除了最直接的生命威胁外，这些为西方军队工作的翻译官更沮丧地发现，自己这份曾经光鲜的工作现在带来的却是无尽的屈辱，不仅和周围的邻居、亲友反目成仇，连至亲都得跟着受歧视和排挤。本身为美军工作就是想混口饭，改善自己及家庭的生存环境，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他们最后得到了什么呢？众叛亲离，朝不保夕，即便没有送命也注定社会性死亡，在本国族群中再无立足之地。
【为驻阿富汗的波兰军队、美军工作的翻译官（右三）】
不过，上述那些伤害对于伊拉克、阿富汗的翻译官们来说，来自他们所效忠西方军队的歧视与抛弃，更是“心灵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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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驻扎伊拉克、阿富汗的美英等外国军队基地内，当地翻译官往往会成为基地内唯一被搜查的群体，尤其是在饭后和下班前，翻译官会被突然叫住，并被无理搜身，而女翻译官最难忍受的就是那些西方士兵还经常借机揩油、性骚扰，这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
（美军中的伊拉克女翻译）
除此之外，这些翻译官还被各种特殊对待，比如他们在上班期间被禁止携带手 机、照相机，还不允许用基地的电脑发电邮、看视频、玩游戏。
即便是他们中许多人已经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了“忠诚可靠”，遭受的区别对待也是一样不少。
不少美军普通士兵在评价和自己并肩作战的翻译官时，都有这样的心态：“这些家伙有胆量做他们的工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在当地的工作根本无从展开，可我就是在内心没办法彻底信任他们。”
总之，这些翻译官们可谓是里外不是人，这令他们精神上备受折磨。
可如果他们再读一读迈克尔·克罗宁在《翻译与身份认同》就该明白，这是他们选择这份职业后理应承受的风险：在两个群体爆发武装冲突后，他治翻译模式下的译员身处原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之间，处于“他者”与“我者”的接触面，虽然身为“我者”，却通晓“他者”的语言，具备与“敌人”沟通的能力，而被本族人视为“通敌 者”、“叛徒”、“间谍”，遭到排斥，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
（被反美武装斩首的伊拉克翻译官）
同样，在外族人眼里，这些他治翻译模式下的翻译官同样无法得到信任，对国内而言，他们是国外； 国外而言，他们是国内。”
在阿富汗、伊拉克百姓看来，这些翻译官具有异质，是我者中的他者，会引起自己的惶恐与不安，这种情绪胜过面对美军。
对西方国家军队而言，当地翻译官属于“他者中的我者”，但他们归根结底仍然是阿富汗、伊拉克人，是“我者中的他者”。
这就导致美军为首的外国驻军全面撤出伊拉克、阿富汗后，留下的当地雇员发现自己已经难以回归族群中，只有离开故土，带着家人移民他国。
可令他们寒心的是，雇佣他们的西方国家却对其生死毫不在意，还设下重重门槛来阻挠。
其中之一就是签证和移民申请屡屡被拒，2020年《纽约时报》报道：上个财年中，有大量曾经帮助过美军的伊拉克人申请移民和难民身份，可政府只接纳了161人进入美国，这不到申请总名额的5%，而这161人里，大多数人都被迫抛妻弃子只身来到美国，因为美国当局对于翻译官们的亲属签证几乎都是拒签。
（等待签证申请的翻译官们）
美国人自己都担心这么做下去，会不会让那些“热爱美国”的“盟友”们寒心。
有美军退役的军官就担忧，“用完即弃”的态度不可取，这会让美军在未来的海外冲突中失去当地人的支持。
除了美军外，其他几个西方国家军队同样令自己的翻译官心寒齿冷。
（为英军提供翻译的阿富汗人）
在英国，曾经有上千阿富汗籍翻译官获准移民英国，在发放签证上，英国做得是比美国地道一点。
当这些为“大”英卖命的翻译官万里迢迢来到英国后，却发现这里根本容不下自己，难以找到工作不说，连难民身份都得不到。
（举家逃到英国的阿富汗籍翻译官）
2018年时，英国内政部进入要求每个在英国的阿富汗籍原英军翻译官们缴纳2389英镑，方可继续留英，否则将面临驱逐。可这些人来英国时已经倾其所有，他们在英找不到工作，穷困潦倒，根本掏不出这笔钱。
于是，他们决心集体写信给英国内政部抗议，却石沉大海，倒是等来了英国防卫大臣加文·威廉姆斯的“诚挚”回应：“我们一定要给50名为我们工作的翻译官赴英避难权。”
【帮助阿富汗国民军和北约军队沟通的普什图语翻译官（中间）】
至于这50名翻译官的签证申请，至今尚无下文......
至于给澳军卖命的阿富汗籍翻译，目前最新消息是：即便他们本人的申请得到批准，还得接受身体检查，另外他们的家人也得获得赴澳批准，然后这些人才能在9月份随同澳军一起撤离阿富汗。
但是，澳大利亚方面似乎不打算叫他们通过申请，因为他们的家人铁定是通不过的.......
如果说西方国家军队里也没有一点温情？当然也是有的，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哪怕养只螃蟹和虾，过个十天半月都得有点感情，何况人乎?
加拿大就曾有过这样的“感人”故事，一名叫穆罕默德·拉赫曼的阿富汗翻译官兼医生曾经冒死救了多名加拿大士兵的命。
最后他的故事感动加拿大，于2011年获准带着自己的7个孩子和仅有的190美元前往加拿大，之后他和七个子女都获准加入了加拿大国籍，并且还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帮扶。
但是，拉赫曼的故事虽然励志，却不具备代表性，因为驻阿加军本就不多，逃得也早（2014年全部撤出），翻译官数量很少，而其中大多数人还都没有得到拉赫曼那样的待遇......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些西方军队工作的翻译官大半在劫难逃，面临悲惨的命运，可这些人却很难让人同情。
如果说抗战中出现的翻译官中还有不少是受日军强迫征召的话，这些阿富汗人、伊拉克人为美英军队效力可都是完全基于他们真实意愿。
（日军翻译官夏文运反正，曾向李宗仁提供情报，为台儿庄大捷下大功）
因此，这些伊拉克、阿富汗人选择当翻译员是无法拿“生计所迫，混口饭吃”来辩白的
如果他们稍有历史常识就该明白，美国在过河拆桥、卖队友上向来果断——古巴的索摩查家族、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吴庭艳以及伊朗的巴列维这些位高权重的政要都不免被抛弃出卖，更何况一个普普通通的“带路党”！？
（1975年3月30日，南越灭亡前夕，美国人拳打想登上直升机的南越“带路党”）
参考资料：
杨孝文：《提心吊胆的驻伊美军翻译官》
陈昕：《为敌人翻译：伊战中为美军服务的伊拉克译员》
蒋生元：《被迫隐居于世：美军翻译遭塔利班追杀》
迈克尔·克罗宁《翻译与身份认同》
黄敏、刘军平：《殖民语境下译员对帝国殖民秩序的阻抗》
郑学富《被李宗仁策反的日军翻译官》
观察者网《他们冒死帮助美军，如今被美国关在门外》
星岛日报欧洲版《阿富汗翻译官冒死赴前线，竟要付费才能留英》
环球网《澳军要走了，阿富汗翻译很“方”》
加拿大生活报《当年在阿富汗为加拿大军队担任翻译，如今圆梦成加拿大公民》
图说老电影《抗日战争中的“带路党”——日军翻译官》
国家人文历史《抗战时期，侵华日军身边的翻译官都是从哪儿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