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米尔的代尔夫特出发，重新解读开启荷兰黄金时代的八十年战争

被誉为荷兰黄金时代三大画家之一的维米尔，有一幅名为《代尔夫特一景》的作品，这是他为数不多的风景画之一。画面中，小城代尔夫特沉浸在一派安宁祥和的气氛之中，运河上停着数艘船只，有小货船，也有载客平底船，河岸一侧有几个行人在悠闲漫步，另一侧高矮错落的建筑物在厚重的积云下静默矗立。

乍看之下，维米尔所描摹的不过是17世纪60年代，代尔夫特城中再寻常不过的一天，但这幅画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绝不仅限于此。运河上的船只、岸上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大楼仓库，让人们得以窥见荷兰黄金时代贸易繁盛的景象，两座顶尖高耸的教堂分别是天主教徒、新教徒集会的场所，彼时尼德兰宽容的宗教氛围可见一斑。

如果再把时间线往前追溯，我们不难发现，维米尔生活的代尔夫特之所以能够经济富足、宗教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场耗时长达80年的漫长战争，史称“尼德兰八十年战争”。这场战争的交战双方分别为西班牙和尼德兰，以1568年海利赫莱战役为起点，终结于1648年《明斯特和约》的签署，法兰西、英格兰、德意志等周边国家不时卷入其中，宗教、贸易、外交、政治、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

其间

在过去的百余年间，关于尼德兰八十年战争的讨论有很多：它究竟是独立战争，还是一场反叛运动？为何会持续近百年之久？奥伦治亲王、腓力二世、伊丽莎白一世等人物，在其间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荷兰历史学家安东·范德伦从专业的视角出发，以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清晰的逻辑，在《海洋帝国的崛起：尼德兰八十年战争，1568-1648》一书中，为我们重新梳理了这场彻底改变尼德兰、西班牙命运的战争始末，并将贯穿始终的宗教、利益因素呈现得淋漓尽致。

从地理概念来说，尼德兰（又称“低地国家”）是指莱茵河、缪司河、德河下游以及北海沿岸地区，包括荷兰、泽兰、布拉班特、佛兰德、卢森堡等17个省区、300余座城市。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尼德兰并非拥有完全政治自决权与宗教信仰自由的独立国家，更像是一个拥有共同领主的松散联省组织。

些尔

在14世纪初期至16世纪中期的两百余年间，尼德兰作为一项政治财产，通过联姻、继承等形式在不同的统治者之间辗转。从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到善良的腓力，在勃艮第家族的手中，不断有新的领地被纳入低地国家的范畴。其后，当勃艮第公国的女继承人马克西米连一世与哈布斯堡家族联姻，尼德兰又并入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16世纪中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退位后，将包括西班牙、尼德兰在内的领土，交由自己的儿子腓力二世统治，自此开启了西班牙统治尼德兰的时期。

根据安东·范德伦的观点，尼德兰与西班牙之间存在着三大核心利益的分歧：宗教、自决权和参与权。换句话说，西班牙国王同时作为本国君主和尼德兰统治者的双重身份，游走在宗教信仰氛围、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诉求不同的两个“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

一方面，在尼德兰，以奥伦治亲王为首的新贵族们推崇“宗教与良心自由”，允许人们持有不同的信仰，而西班牙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将加尔文宗、路德教等视为“异端”。

另一方面，在对待尼德兰的态度上，西班牙统治者更多将其当作政治附属品和税赋来源地，并不承认尼德兰拥有政治自决权，而是派遣总督作为代理人执行自己的统治意志。与此同时，西班牙还强加给尼德兰十分沉重的税负，据估计，当时西班牙的税收收入有半数来自尼德兰地区。尼德兰方面则希望能够实现国王与贵族的共治，通过三级会议等组织管理自身事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累积，尼德兰人强烈要求改变这一局面，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战事一触即发。其后腓力二世、腓力三世、腓力四世、血腥玛丽、伊丽莎白一世、 阿尔瓦公爵、奥伦治亲王、亨利三世等人物轮番登场，血腥敕令、异端审判、捣毁圣像运动等将信仰纷争带入白热化阶段，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海外贸易利益的争夺，也成为八十年战争背后的另一驱动力。

16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掀起了一股宗教改革的风潮，严重挑战了拥有大量特权、掌握丰厚财富的传统天主教会势力。在新兴资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的尼德兰，宗教改革进行得较为彻底，同时存在着天主教、门诺派、加尔文宗等不同信仰派别。

以查理五世、腓力二世为代表的西班牙君主，则以打击“异端”为己任，不能容忍路德派、加尔文宗等的存在，通过任命红衣主教、设立宗教裁判所，甚至是军事镇压等方式，试图维护他们心目中唯一的“正统”——天主教信仰。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统治时期，重新严格执行“血腥敕令”，“异端”分子不仅要被罚没财产，还面临着砍头、火刑甚至活埋的悲催结局。在腓力二世的支持下，彼得·蒂特尔曼斯被任命为尼德兰宗教裁判官，他所经手的1500余件异端案件中，有127件以死刑收尾，断头台、火刑柱一时成为人们谈之色变的名词。尼德兰总督玛格丽特（帕尔马的）的顾问格兰维尔，在1561年成为布鲁塞尔的红衣主教，更是招致尼德兰贵族群体的集体抗议。

在尼德兰贵族奥伦治亲王威廉等人看来，“只要（一个人）表现得当并做出财政贡献”，那么无论他（她）是天主教徒，还是门诺派教徒，抑或信奉加尔文主义都无关紧要，用残酷迫害的形式制造恐惧氛围，以严格控制臣民的良心不过是徒劳之举。这种现实主义取向的宗教观念，既反映出他们颇具前瞻性的理念，也符合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为了争取宗教信仰的自由，尼德兰高级贵族们成立了贵族协会”、召集三级会议、派遣使者递交请愿书，要求西班牙暂缓宗教法令和迫害，他们的诉求自然没能得到应允，还落得一个“雅号”：乞丐。他们并未以此为耻，反而佩戴上乞丐勋章，将“忠于国王、忠于乞丐的袋子”作为自己的口号。

顺便提一句，在之后的战事中，还有另外两股乞丐势力异军突起，成为对抗西班牙军队的重要力量：由水手、流亡贵族、渔夫等组成的“海上乞丐”，和包括手工业者、农民在内的“森林乞丐”。

西班牙与尼德兰的宗教分歧，在1566年的圣像破坏运动中达到顶峰。最初参与破坏圣像的活动的只有20人，发生在佛兰德的圣劳伦斯修道院，但不久之后，越来越多的愤怒群众加入其中，规模越来越大，人们用锤子砸碎圣像、破坏昂贵的祭坛画，无数宗教艺术精品毁于一旦，天主教会的巨额财富被没收。

圣像破坏运动，是长久处于精神压抑状态的尼德兰人发泄怒火的途径之一，这既与当时尼德兰部分地区，由于贸易停滞、自然灾害等造成的失业、贫困等严酷现实情况有关，也将西班牙与尼德兰的冲突搬到了台面之上，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决意派出军队镇压这些“反叛者”，点燃了此后近百年的连绵战火。

在宗教信仰与政治利益上的分歧之外，尼德兰与西班牙的矛盾更多体现在经济方面，八十年战争更多还是双方争夺海上控制权和贸易利益的战斗。

就16世纪的尼德兰本身而言，渔业、商业、贸易是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初具规模。尼德兰北部的荷兰、泽兰、佛兰德等地，鲱鱼的捕捞、腌渍、运输等行业为20多万人提供生计，还带动了远洋航行、船舶制造等周边行业，在当地金融家、富商们的共同参与下，荷兰等地的财政收支状况得以持续改善。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长期军事负担过重、缺乏有效财政管理手段等问题拖累下，一度陷入破产泥沼的西班牙。腓力二世等西班牙国王为了摆脱财务困境，向布鲁塞尔的银行家们进行借贷，还在尼德兰加征繁重的流转税。阿瓦尔公爵甚至扬言，“宁可把一个贫穷的尼德兰，也不把一个富庶的尼德兰留给魔鬼”。

考虑到西班牙统治下不同领地间模糊的财政责任分担现实，尼德兰人对这一掠夺性加税措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许多受到波及的贵族、手工业者、商人或者被迫流亡国外，或者加入反抗西班牙的群体之中。

海外贸易方面，15-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新航路的开辟等，在东西方世界间通过开拓海外殖民地、发展商业贸易等形式，建立起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连接。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国家间的“贸易战”也不断升级。

荷属西印度公司的皮特·海因曾带领私掠船只，在大西洋上袭击西班牙的运银船，抢到了价值高达1100万荷兰盾的白银，大大缓解了西印度公司的财务状况，也为联省共和国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提供了资金支持。

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出于财政和军事的考虑，一度默许英国私掠船只横行海上，拥有“官方牌照”的英格兰海盗们大肆劫掠西班牙商船，还扣押过腓力二世在尼德兰的利益代言人、阿尔瓦公爵运送黄金的船只。英格兰等周边国家与西班牙的贸易关系，影响了它们在西班牙-尼德兰冲突中的立场，进而塑造了当时的欧洲政治格局。

为了尽可能地攫取海外贸易的利润，在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组织下，原本互相竞争的众多尼德兰贸易公司共同联合起来，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并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贸易中心城市设立商会，维米尔画作中、作为荷兰第六大贸易城市的代尔夫特，就有一座显眼的荷属东印度公司仓库大楼。

尼德兰与西班牙的贸易关系，随着战争形势的改变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一点在1602年双方订立的《十二年停战协定》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协议的第一条就约定要保障人员与货物的自由流通，不得随意扣押对方货物，西班牙还将向荷兰重新开放港口，允许荷兰商人将西班牙羊毛、波罗的海谷物、金银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世界各地。

1648年，在法兰西、英格兰的调停下，西班牙与尼德兰重新坐回谈判桌前，在明斯特缔结和平协议，签署了著名的《明斯特和约》，新生的荷兰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正式确立。

随着八十年战争的结束，荷兰成为西方世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以海上马车夫的姿态活跃于海外贸易领域，原先的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彻底走向陨落之途。荷兰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文化、艺术、哲学等领域同样进入了黄金时代。

荷兰的市民阶层通过商业贸易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取代了原先的封建贵族，成为艺术家们的赞助人，催生出以描摹日常生活见长的风俗画派，伦勃朗、维米尔、哈尔斯等大师都诞生于这一时期。荷兰在宗教上的自由宽松氛围，使其成为受宗教迫害者的避难所，诸如斯宾诺莎、笛卡尔等哲学家纷纷来到荷兰，莱顿大学等学校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荷兰的人文艺术气息。笛卡尔曾评价他生活的阿姆斯特丹城，“是一切可能性的集合点，又是一个平凡物件和新奇小玩意儿都能见得到的地方”。

从命途多舛的边缘小国到独立强盛的海洋霸主，荷兰用了近百年的时间，生活在代尔夫特的维米尔，见证了荷兰黄金时代的辉煌景象，他用画笔将我们引领至某个资产阶级的人家，徜徉于代尔夫特运河边的街道。

然而，到了17世纪后半叶，由于代尔夫特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地位日渐衰微，曾经富裕的市民赞助人对于艺术品的需求随之缩减，画家维米尔在病痛、贫困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结，此时荷兰的黄金时代也将迎来它的尾声。

参考资料：

1、安东·范德伦，《海洋帝国的崛起：尼德兰八十年战争，1568-1648》

2、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

3、李真淑，《艺术的记忆：名画背后的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