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红衣女子在25层阳台外跳舞坠亡，“前前后后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事情发生在三亚），在经过媒体舆论“第一波”狐疑之后，警方给出通报，但是最有价值的信息不过是性别女，姓氏史，年龄41岁，房间内留有一份遗书。
不过有一段9秒的视频中显示，曾有人在门外制止其行为，但红衣女子表示，自己正在拍视频，随后开始驱赶劝说者。而另有一段7秒的视频显示，红衣女子从楼上坠落。到此为止，公域层面之于红衣女子坠楼信息也就这么多。
只是当遗书的信息释出后，红衣女子匪夷所思的行为又被打上“鬼魅色彩”。要知道，阳台跳舞坠楼和遗书勾连在一起，这分明就是“自杀剧本”。可当“自杀剧本”遇上红衣扮相后，“自杀剧本”又会立马升级为“惊悚剧本”。
并且事情也就不再只是红衣女子“一人自杀一人悲”的氛围，而是会将具体的“鬼魅色彩”延伸到她坠楼的周遭四处。就比如隔壁的邻居还敢不敢继续住下去，同一楼层的人还能不能待下去，以此延伸到同一栋楼的居民，同一社区的居民等。
说到底，在“凶宅”的可怖感中，不管人们信不信“鬼魅色彩”，总还是觉得这事儿挺玄。在这个问题上，即便人们依然会说“逝者安息”，但是在舆论的洪流里，红衣和遗书所构建起的“鬼魅色彩”幻境，却成为这件事情当前的大背景。
这导致自杀行为并没有回到自杀本身的注解上，而是被更为道德化的氛围强势淹没。甚至从遗书信息释出后，舆论上给红衣女子的“自杀行为”打上“负罪的标签”，也就是她的自杀行为已经干扰到周遭人的“正常生活”，所以不是个“完美自杀者”。
在一定程度上，“完美自杀者”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弥漫着对自杀的鄙夷，混杂着侮辱、恐惧以及不认同。但是对于既定的自杀者来讲，只要不太影响周遭人的生活，人们多半还是会生发悲悯之心。
只是在绝大多数时候，没有人会觉得自杀者在去死之前是理性状态，所以对于悲悯的看待，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惋惜，也有批判，所以自杀行为很容易被道德化。当然具体的道德化也并非为道德而道德，而是希冀道德的约束让人们远离自杀行为。
这种情况下，虽然可以挽救部分非理性的自杀者，但是对于理性的自杀者却是不公平的。之所以这样强调，是之于生命景观中那些赤子而言的，在他（她）们的世界里，俗世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于此理解那些“天才们”（哲学家、艺术家等）的自杀行为，才能更容易一些。
另外红衣和遗书已经有“鬼魅色彩”，再加上坠楼前的女子的跳舞行为，这更让人觉得充满“仪式感”。并且“这一切”随着可怖感的加强，终将会被指责淹没，即便她的家人再怎么悲痛欲绝，依然无法消解来自民间审视的恶评。
这方面的问题，如果真是以“自杀行为”去探讨，那么可能真是不值一提，起码对于当事人而言，她都打算抛弃这个世界，怎么还会在乎别人的眼光呢？如果真是考虑影响现实的自杀者，想必也不会搞得“兴师动众”。
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说“红衣女子就是非理性的自杀者”，因为对于一个人自杀前的心理活动，只有他（她）自己清楚，甚至用语言也是无法讲全面的。这使得自杀行为之外，所谓的因果关系，也都只是强势弥合，并非绝对弥合。
所以回到自杀的问题上，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可能确实不值一过，自杀也可能是合理的选择。但这种观念终究是边缘性的。因为它默认放弃了重归美好生活的机会，然而能思考清楚“这一点”的绝望者往往并不多，所以自杀行为始终存在，而我们只能盯着统计学数据去揣测外因，至于背后的具体人，根本无法触及到。
因此就死亡的合理性讨论，永远都是被“悬搁”着，并且多数时候是学理性质的。甚至就算有人私下谈论，也都是鬼魅脚本，就比如女子、跳舞、红衣、遗书这些元素掺杂在一起，很容易构建出惊悚气氛，即便言说者也都是半信半疑。
而且回谈到自杀行为，人们多数时候是不会跟自己或亲密关系者联系在一起。这导致他（她）者的自杀，就是跟自己毫无关系的生命陨落。于此在悲悯和围观之间，人们总是切换自如，就如同看惊悚电影之后的观感一样无所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