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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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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论坛 2021-05-06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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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作者:陈安庆(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

如果你在百度新闻里检索“公知”二字,看到“为什么有人讨厌公知”、“公知们为什么要与中国作对”、“公知——当代中国最无耻的阶层”、“公知一句话坑了中国人四年”……

类似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负面信息占了大多数。

大众传播媒介上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手法,大都是通过“贴标签”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先让自己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获得看似合理的正当性,然后不加论证地向对方开火,集中火力抹黑对方。“

这种手法无须论证、无须理由,整体性地将一个群体污名化,就跟文革中流行的“臭老九”一样。

在互联网舆论场上,一旦这些人士发表对时局和社会的批评言论,便会面临各种四面八方的道德批判、调侃谩骂甚至是人身攻击。

如今,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跟许多贬义词汇,正一步步滑向被社会道德舆论批判的深渊。

为什么这几年公共知识分子被踩了呢?这是因为“公知体”曾经一度占据网络空间,“公知体”逢西必捧、逢中必踩的特征十分明显,在政治正确和中国国力变得强大的大前提下,中国普通公众越来越觉得自己没必要推崇西方,更没必要学他们了,而且觉得只要是提倡学西方的,那就有点妄自菲薄了。

那么,到底这些知识分子,是不是臭老九呢?

社会上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的这种倾向,表面看来是一种自发的公共舆论现象,但其实充满着矛盾和不公。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即使媒介参与其中的程度很深,也绝不可以把全部责任都归结于媒介。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以专业知识和学术背景为支撑,以维护公众利益的心理为基础,以动态形式反映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愿望、利益、要求,并在传播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的人被称为公众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内容是公共话题,不涉及私人利益。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希冀通过自己的行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他们利用自己的学识和舆论影响力,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公共事物公开发表议论,刺激政府和民众关注和应对公共议题。

中国传统社会中跟“公众知识分子”对应最相近的是“士”。

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士”精神,可以视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只是在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士”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并且自觉担负起“唤起民众”的责任。

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体现了“三不朽”的内涵。为天地立心是“立德”,为生民立命是“立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立言”。

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明夷待访录·原臣》

在中国,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权威声音。

公共知识分子的“天然属性”就是热衷于对时局发表质疑或批评声音,这样就很容易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因此媒体所呈现的公共知识分子,往往不可避免地出现比较多的负面新闻,这是传播者框架在媒介组织传播中的最直观体现。

但是,这几年,在后现代社会的畸形消费主义与大行政思潮的兴起的背景下,公共领域逐渐瓦解状态,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消退了。

中国的公众知识分子是怎么来的?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并呼吁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引路人。

他们希望作为公众人物发表文章、演说、研究论文、评论文学和艺术作品;进行社会批判,针贬时弊,呼唤正义,呼唤公民正义,论证社会主义原则,阐述政治改革的方向,甚至构建新社会的蓝图。

那是一群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社会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人的尊严、价值、自由、民主、启蒙与思想解放自然,成为知识分子与公众共同追求的目标。

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满怀忧国忧民的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呼吁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和呼唤民主政治,强烈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展露无遗。

公共领域的重心就在于有话语批判功能的公共舆论,而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对于公共领域的作用无疑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是公共领域中“对话”的倡导者、参与者、推动者、反思者和批判者。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以舆论监督促进公众事件的解决。他们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在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对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直言不讳,聚集社会公众的目光。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每当发生大事的时候,他们的“粉丝”会第一时间去浏览,从而使事件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他们的言论将引导公众舆论的方向,最终以公众舆论的压力推动舆论事件的解决。

另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开拓公民的知识视野。公共知识分子有着一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基础,他们对公众事物发表的言论也具有专业性。对于没有知识背景的人来说,他们的对事件的批判观点、论证观念、对政府提出的意见或建议,无论是理性的,还是偏激的,都是一种知识的收获——“哦,这个问题原来还可以这么去看!”

从这个层面来看,公共知识分子的某些言行是某些个体“智库”系统的珍贵资源。

殊为难得的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启蒙公民的参与意识。通过自己的“意见领袖”作用,聚集公众的目光,此时,很多公民可能还只是观看他们“论战”的旁观者,当此种言论或行为影响越来越广以至于与公众内在的心理相契合、情感相共鸣时,公民的参与意识开始觉醒,不再是只关注其言论的旁观者,而是跟随其步伐以不同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自觉地参与到公共利益的维护行动中来。

但是有很多时候,他们也是体制内官方不太喜欢的人,原因是什么,你懂的。

以传媒为中心的路径中,其实记者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批判首先是一种参与,一种融入并发挥影响的过程,同时,批判又是一种精神,一种不盲从,不迷信的精神。

记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要素雷同:记者与公共知识分子均使用一般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提出社会重要性议题;对象是一群广泛大众,记者其实也等同于知识分子。

记者与公共知识分子都在进行仪式性传播,这点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角色内容之一,并且与记者在社群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相近,例如“客观性”是记者写作时的仪式性要求,也是记者的共同信仰。还有一个一样的,记者与公共知识分子一样,都要依靠传媒出声,如果无法得到传媒组织的认同,声音就无法出现在媒体上。

传统媒体黄金十年之后,神话陨落了。

2015年是传统媒体巨变之年,彼时受到多重因素的耦合影响,中国传统媒体经营,特别是纸媒体受到了新技术媒体,社交媒体的瓦解式冲击。

多少资深媒体人彼时开始大量出走,传统官媒中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消退了,或者说偃旗息鼓了。

市场化媒体不香了,报酬丰厚的文化人落花流水春去也,从放浪不羁,到接受政治规训,投机迎合,上升到官僚和管理领导层的威赫尊贵……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部分,分裂成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权贵专家。

经济的和行政管理的合理性的形式,货币和权力媒体的荣耀虚浮,这种链接,不仅是精神层面的,其实还存在经济供养上的生存依赖。

文化人明显受制于货币与权力媒介的控制,以语言为媒介的沟通与共识为利益交换所操纵,知识分子也丧失了目的性而沦为工具性手段,“学而优则仕”、热衷政治而凸显的犬儒哲学和追名逐利的市侩哲学,于是大行其道了。

这就有点像科举废除之后的那一阵子,士大夫阶层消失了,道统与政统赋予的话语权沦落了。没有科举制的承接,他们为官为绅的制度途径中断了,不能为官为绅,与民众联系的纽带也断了。

知识分子从社会中心走向边缘,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急剧下滑,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另一个战场是自媒体,社交媒体平台,一部分转战其间,早期做得成功的,赚到了一点点粉丝打赏,但是因为敢说真话,常常遭遇封号危机,那也不是长久生存方式,然而他们也不想屈从于所谓污世,文人骨子里的清高和桀骜不羁,导致他们还是时常议政清谈,批判公权力和某些官员的不作为和胡作为。

从传统媒体走出去的一部分人赚到了钱,在自媒体红利中,几家欢乐几家愁,二八开,其实大多数人也没赚到钱。

兜兜转转中,他们内心充满焦灼与失落。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和追名逐利的市侩哲学的重新抬头,以及消费社会的知识的专业化、体制化、有机化、商业化、功利化,知识分子或者选择退守专业领域,要么成为领域内的专家学者。

或者投身商业,大赚其钱,或者干脆与强势精英集团结盟成为既得利益者,重新处于社会的中心——“功利性”取代“公共性”。

随着经济地位和利益格局的辩护,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分化:一些人抛弃了知识分子的操守,变身为特殊利益集团的辩护士,为权力和资本说话;一些人退回学院高墙内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还有一些人投身到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流中,将知识价值变现,成为资本家。

这些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学院化”、“精英化”、“犬儒化”、“官僚化”、“体制化”、“市侩化”,使得这一群体蒙受巨大质疑。

公共知识分子本应承担起批判社会弊端、代言社会公正、实现社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促进阶层话语权均衡博弈的作用,然而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消退,原本已经不合理的阶层话语权进一步失衡了。

有人呼吁,需要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恢复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但是现在多重政治和文化力量和社会思潮派别的舆论混战中,公众知识分子其实被污名化了。

近些年,随着价值观念的进一步多元化,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对公共知识分子质疑、丑化甚至是谩骂的声音。

微博、微信,就像哈贝马斯所描绘的欧洲市民阶级讨论公共问题的咖啡馆,形成了一个虚拟社区里的“公共领域”,其间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观点常常相互尖锐对立,常常以微博为战场打笔仗和口水仗。

这种激辩更深层地反映和牵涉着意识形态冲突、经济和政治势力较量以及文化格局的变迁。

现实中,令人奇怪的是,很多知识分子自己也使用这类词汇,先假装自己不是公知,然后再抹黑公知,把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90年代发扬的反智主义进一步推向极端。

公知被进一步同流氓和汉奸划上了等号。公知=流氓以及公知=汉奸的等式被设定以后,倒公知成了倒伪民主,一场冗长的滑稽剧就此达到高潮。

公权力视普通人为马牛猪羊,自视牧羊者;视知识分子为麻烦制造者,希望他们在马牛猪羊当中越少越好。

普通人既认为掌权者在利益分配中捞到绝大多数好处,可遇到麻烦又只会乞求掌权者多分一杯羹;既认为知识分子大多数时候与掌权者沆瀣一气,求助无门的时候又只好央求知识分子为其发声。

知识分子并没有敌视掌权者的意思,但总是戳掌权者的蹩脚,让其难受;并没有蔑视普通人的意思,却又往往自视清高,脱离群众。

更有一些人,为了“搞倒”、“搞臭”一两个勤于为公共事务发声的人,不惜花费成本组织舆论,批判他们的瑕疵,甚至动用公器诽谤诬陷,目的就在于让他们在公共领域闭嘴。

“公知”也越来越式微,不仅是那些有组织、有准备的攻击“公知”的人在不遗余力的对每一个试图关心公共事务的人展开批判,许多普通人也加入这个潮流,在各种场合对“公知”展开嘲讽、诋毁,最终让“公知”变成一个可笑又可怜的词。

受众变了吗?受众为什么变了呢?其实,受众并没有变,而是信息传播的方式变了,导致参与最主流信息传播途径的群体发生了变化。

这个社会需要批评者,只是,批评应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而不是去批判主观臆想的世界。

找问题容易,找准问题难,提出对策则更是难上加难。人们从某些公知那里只看到无意义的抱怨与不准确的批评而看不到任何真正建设性建议之后,亲自经历一些事情之后,认识到公知的局限性已经是一种必然。或许,这也是公知在舆论场上逐渐式微的原因。

应该认识到互联网社会永远不会是一家之言,多元思想的出现和交流正是文明进步的一个表现。

捂住耳朵拒绝其他意见,给与自身观点不同的人贴上伪公知的标签并对其进行嘲讽与谩骂,如此极端的做派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也不是互联网所需要的,更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应该有的样子。

个人不赞同全盘否定某一群体,更不接受污名化某一群体。在展开讨论甚至是争论时,我们应该就事论事、不恶意揣测他人动机。相信理越辩越明,理性对待不同意见,而不是恼羞成怒、破口大骂。

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其中大学教授、作家、媒体人占了绝大部分。公知们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所以非常关心一些所谓的公共事务,自认为是真正排除个人利益干扰而站在集体或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所以人们发现公知们在很多问题上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批评政府,因而赢得了较高的公信力。

公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到底是我们的民众素质提高,已经不再需要意见领袖,还是大部分公知自身不再具备合格公知的素养,由此惹人嫌弃?

公共知识分子是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拥有普遍价值的基本底线;保持个人独立和正义立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能够对重要公共事务发表真实意见。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

但是,公知的一个诟病是互联网公共空间出现了大量胡乱指点江山的人,他们以公知自诩,但是远远达不到一个公知的水平,实际上这些人是伪公知。

中国社会是没有普遍价值作为公约数的,这就导致一大批没有良知、不独立、不具批判精神的人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引发了对公知的认知混乱。而很多公知经常就自己不熟悉的社会领域发表意见,脱离专业而存在的公共言论,最终将抽空公知的能量和灵魂。

“我不愿意当公共知识分子。那是别人乱叫的,有人还把我归为明星呢!别指望我有多高的境界,我只是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一个研究学问的学者而已。”——易中天

“知识分子关怀国家社会,并非只有政治一途。在卷入政治之前,必须先有政治认识,也必须有自知之明,最好还有些具体的理想。所以,知识分子首先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齐邦媛

“免不了有空头发言者,但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好好做学问,而不是曾经专心做过,做不下去了才转向社会发言。”——徐友渔

“相当多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资中筠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当代中国,需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独立思想、批评精神与人文关怀。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仅要展现思想魅力,更应该通过行动践履。

理智是要在立场正确的前提下针砭时弊,而不是脱离现实进行盲目批判。对于普通大众,理智则是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避免盲目跟风。新媒体时代,当人人都以丰厚的学识为基石用理性把关,指责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污蔑将会减少,而增加的却是多元思想的碰撞与心平气和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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