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些人认为好得很，遍地精华。另一些人又一口咬定，中国的传统通通都是糟粕，经不起科学验证。
中国文化究竟是好还是坏？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老师将带领我们深入中国文化的内部，思考过去的历史，理解当下的现实，明白民族的未来。
口述：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
访谈：陈为 正和岛总编辑
编辑：杨羽婷
来源：正和岛商业洞察
(ID：zhenghedaoshangye）
01、儒家对商业是有包容度的
我们过去对待传统的思路，是“儒家不能适合现代化”。如果按这个思路来，会发现儒家思想有很多短板，但是如果细细分析的话，会发现儒家没这么简单。
第一，儒家敢于直面人性。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从这个张力里面发展出来“仁”“义”“礼”的思想。其中，“仁”是内心的道德品质，“义”是去做道德上应该做的事情，“礼”是一套制约行为的社会伦理规范。儒家到了宋明理学，吸纳了佛教的心性之学以后，对人性当中的幽暗面有了较深的认识，所以才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它不是说仁的欲望不能存在，而是要有节制。
实际上，儒家的问题不在于它不包容人性，而在于它没有发展出一套制度架构来遏制人性中的恶。儒家不寄希望于制度，坚信人“内在的自觉”，一心盼着“内圣外王”的“圣王”出现。这种中国文明的突破方式，与西方文明中寻求“外在突破”的方式不同。“外在突破”的文明不相信内在的人性，认为最靠谱的还是外在制度的刚性约束。
第二，儒家注重实用而非科学。科学一直是中国的短板，所以今天中国拿诺贝尔奖的数量很少，除了文学奖之外，只有一个医学奖，还是集体公关的产物。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包括儒家、墨家等中国文化都太实用了。
在一个实用的文化中，技术会发展得非常好。现在，中国的技术和应用是世界一流的，这和中国传统有关。但是注重实用，在创造性方面就会有缺陷。创造性需要古希腊传统精神，为求知而求知。古希腊人最开始研究科学的时候，都不知道那些东西有没有用，但是最后发现这些东西是有大用的。
第三，儒家并不仇视商业。在先秦，商人还是蛮受尊重的，商业也受到政府的重视。到了周代，有专门的部门分管价格核定、营业证明、度量衡等各类商业事务。春秋时代，诸侯争霸，各国都想富国强兵，商业政策大都比较宽容，比如郑国对商人的政策是：只要你忠诚于我，我就不干涉你的生意。
为什么到了秦汉以后，政府要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呢？抑商的思想究竟来自哪里呢？过去，一直是儒家在背这个锅——因为儒家重义轻利，而商人总是想着赚钱，所以儒家治国的各朝统治者都要重农抑商。其实，这可能是大冤案。
孔子有好几个学生都是大商人。其得意门生中有一位叫子贡，生意也做得很大，孔子教他：“贫而乐，富而好礼。”儒家厌恶商人吗？绝对不是，贫富与道德无关。作为人，无论贫富，最重要是有德。穷人只需安贫乐道，而富人财富愈多，责任愈大，必须“富而好礼”，为建立礼的天下秩序有更多的担当。
那么，抑制商业的思想究竟来自哪里呢？法家。在战国晚期，商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开始投资政治了。有一个叫吕不韦的大商人，把作为人质押在赵国的秦国王子扶上秦国的王位，生下儿子秦始皇。大商人在秦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等到儿子即位成为国君，他也当上秦国宰相。商人干政太可怕了！于是处处为君主利益着想的法家，将市场和商人视为头号的敌人。
商鞅提出对市场课以重税，而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更是对商人非常敌视，说社会上有危害国家安全的五大蛀虫，其中一个就是商人。所以真正排斥商业、仇恨商人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自秦始皇采纳法家思想，实施抑商政策之后，在汉唐两宋，这个政策一直延续下来。
不过，这个政策最主要的影响不是抑制商业的发展。中国古代商业一直是蛮发达的，甚至看《清明上河图》，北宋的时候甚至可以说算世界领先的。抑商政策最主要的影响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在古代中国的四大社会阶层“士农工商”中，商人排最后一位，至少不算社会精英。
02、法家具有工具理性，欠缺价值理性
在先秦几家重要的思想流派当中，法家的出现比较晚。原来，在周代是靠一套封建宗法制度管理整个国家，到春秋时代，封建制崩溃了，特别在战国时期，权力逐渐向各国的君主集中，政府的职能变得复杂，需要有一种新的治理方式，于是法家应运而生。
法家的治理术就是法、术、势这三大法宝。君主的权势是核心，法和术都是驾驭臣民的具体技巧。君主喜欢法家，这套治理术是用来对付谁的呢？可能有人要说：人民大众呗，统治者不是最怕人民起来造反嘛。这种看法也不能说全错，但我要告诉你：法、术、势三大法宝与其说是对付庶民，不如说是冲着贵族和官僚来的。
西周时代，“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对贵族的要求是各守本分的周礼，对付百姓另有一套严酷的刑法。社会上下两个等级，各有各的规矩，不能僭越。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个等级化的礼法秩序被儒家和法家携手打破了。
孔子提出的“仁”是每个人的人性之善，那么作为仁的外在秩序，“礼”也一定是超越等级的、普遍化的道德秩序。原来是“礼不下庶人”，如今也下移到基层社会，成为贵族与平民共同要遵守的良序美俗。
而法家破的是“刑不上大夫”。战国时代的贵族势力太厉害了，直接威胁到君主的权威，于是，吴起帮助楚悼王，李俚在魏国搞改革，商鞅协助秦孝公变法，做的是同一件事儿——君主与平民联手，一起做掉中层的贵族。这样，原来对付庶民的刑法也上挪普遍适用于贵族卿大夫。
君主治国，为什么不用儒家的“礼”，而要用商鞅的“法”？这要谈到韩非子对人性的独特理解。法家的两个大弟子韩非子、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他们认为人性是很恶的，人生而趋利避害，君主要善于利用人的自利之心，奖勤罚懒，奖罚分明，这样臣下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干了以后又有什么后果。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有一个观点：中国古代商业这么发达，遗憾的是没有发展出一套用数目字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所谓“数目字管理”，就是现代的管理制度。法家没有达到数目字管理的程度，但是它提出了一套治理方法和手段来制约人性当中的弱点，已经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岗位责任制，监督制度等。
从技术层面而言，法家是理性化的。但这是工具理性，而宗教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只关心达成目标的手段是否合理、有效，价值理性则更关心实现的目标是否合理、正确。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工具理性成为主流，出现了很多困扰人的问题。
从管理层面来看，法家中有很多东西可以和今天的管理制度对接。但是现代管理制度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有一个更宏大的背景——法治，即“rule of law”，它排斥各种各样的意志，各方可以彼此讲信用，互相平等地交易，而且是有安全感的交易。
法治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儒家相信的圣人治国是一种人治。法家的法制叫“rule by law”，把法看成是驾驭臣下、治理百姓的工具，法的上面是拥有最高立法权的专制君主，没有给臣子、百姓提供权利。
也就是说，法家也是一种人治，它是打着法制的旗号，披着法的外衣，要求绝对服从君主专制的人治。法家也因此，没有发展出一套现代制度的上层结构，没有发展出现代的市场体系。
03、仅有杨朱是不够的，还要有人承担责任
亚当•斯密是杨朱的2.0高级版，他发现了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只手下，只要交易是有契约的、公正的，人人追逐自我的利益，这套自发的秩序最后就能形成理想的秩序。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市场不是万能的。
杨朱是道家最早的祖先，比老子、庄子更早。乱世里，儒家、墨家、法家都要救世，也都有一套救世方案，但是杨朱讲避世。墨家讲牺牲，为天下公利，杨朱讲贵生，讲为我，处在两个极端。在杨朱看来，这个世道乱成这样，就是被大家救坏的。如果人人不想着先救别人，而是先救自己，人人为自己，你不妨碍我，我也不妨碍你，天下不就相安无事了吗？
这就是杨朱说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出发点。杨朱给出了一个“不救世的救世”的方案，但是他的这句千古名言却成为千夫所指：那不是彻头彻尾、自私透顶的铁公鸡吗？你可能会说：我可不要和这样自私自利的人生活在一起！
蔡元培先生对杨朱之学有比较公正的理解。他说，杨朱式的个人主义，是一种不损人的唯我主义。一般的利己主义，都不免要损害他人，但是杨朱利己而不损人，讲究纯粹的无为，不干涉主义，人人自爱，个个自洽，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杨朱的三观用今天的话来说，叫“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大自然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人人为自己的动力，转化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我在课堂上给“90后”大学生讲到这里，年轻人在下面是一片欢呼：老师，杨朱讲得有道理啊！不要批评我们是利己主义一代……
过去，中国人老是被教化：不要为“小我”，要为“大我”而活。于是在这个世俗时代，发生了反弹，许多人愿意只为自己活着。到了近代，为了实现人的个性解放，从梁启超到蔡元培，都很欣赏杨朱。杨朱之学在清末民初有一个大复兴。
但是，等个人主义真的在中国出现了，他们又发现杨朱式的唯我主义还是有负能量，那就是人人为己，未必一定会增加公共利益的总量，并不能形成理想中的自发秩序。于是，“大我”的问题被重新提出，只是现代社会的“大我”不再吞噬“小我”，而是无数个“小我”共享“大我”而已。
现代社会变得很复杂。如果人人为自己的话，谁以天下为己任来担当？如果大部分人像杨朱说的只是为自己的话，最理性的选择是搭便车，让别人去担当。如果人人都这样想的话，最后会出现一个无穷大的国家的利维坦，我们也没法活下去。
所以杨朱之学只有部分合理性，不能称之为普遍的人生哲学；仅仅有杨朱是不够的，总是要有人出来担当一些公共责任。不仅国家要通过收税来提供公共产品，而且社会也要有人、有团体来提供公共产品。
04、看似没有用的，恰恰是有大用的
中国有很多人比较功利，就连学什么知识和本领，都要问“学这个有没有用”，如果不涨收入，那就不学了。文化这东西是没有用的，但是就像庄子说的，没有用的恰恰是有大用的。有大用的东西只对大人物是有意义的，所以越是精英的大学越会教看起来没用的课。
欧洲的大学如牛津、剑桥，它们的核心是自由人格的教育，注重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人格的培养。美国的哈佛也是这样，它培养的不是某方面的专家，而是领袖。领袖最重要是人格。中国的书院也有这种理念，它按照儒家理念培养人才，但最核心的是培养人格。
今天的大学更多的是传授技能，甚至有人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学店，“我出钱来买知识，你来出售知识”，人格培养的目标被淡化了、被边缘化了。这是职业学校培养人的方式。越是好的大学越注重人格的培养。人格的培养不仅包括道德，还包括理解力、意志力，特别是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今天，我们强调要有创造力，要创新，前提是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中国古代书院在这点上是有短板的。儒家中有一部分思想特别强调一切唯从于古人，圣人怎么说，后人只能解今，像朱熹注《四书》。这样，创造力外面就有了一个硬壳，无法通向独立思考的层次。
只能说中西的思维方式有差距。古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非常注重逻辑，注重表达的清晰性，但是中国先秦时代，更多的是一种形象思维。比如《论语》里孔子教弟子，通常不是推理式的，而是举一反三，通过比喻或实践性场景告诉后人道理是什么。庄子更是编段子、讲故事，让后人自己通过寓言去体会这里面是什么意思。
哪个更好？恐怕要看运用于什么场景。为什么过了两三千年，今天还是有人在研究诸子百家？因为诸子百家的思想不具有某种确定性，而是具有某种多意性。多意性可以让人不断地自我理解，赋予它新的意义。
实际上，到了东汉末年，儒学受到了佛教的冲击，花了八百年才复兴，把佛教的这套逻辑吸纳进来，使得儒学的概念、演绎更细腻、更复杂了。所以宋明理学以后的学说思想和先秦诸子百家的很不一样，更具有一种东方哲学的意味。
人类并不是说只能有一种思维，特别是在系统世界，在商业管理领域，古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非常管用的，可以达到精确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世界中，有时候需要某种模糊，什么都清晰了就无趣了，这时候东方哲学就显示它的魅力了。
所以中西方的两种哲学、两种思维怎么用，要看不同场合。如果写个法律文书，签个契约，都是孔子式、庄子式的，那就没有制约了，一套表述各自解释，还制约谁呢？但是如果是写情书，要写出文学修养，用一套法律语言，那太枯燥无味了，人见人怕。
05、上层儒法，中层儒道，下层儒墨
中国古代学说主要是儒、道、法、墨四家，但很少有人去思考它们是什么样的结构关系。我琢磨了近二十年，才发现它们形成了一个互补的关系。这个互补关系分为上、中、下三个结构：
对上层统治者来说，他治理靠儒法互补。儒解决正确的合法性问题，而法提供了一套治国理政之术。儒法两家，各有长短，儒家好言王道但拿捏不住权柄，而法家擅长治理却少了道德正当性。两者结合，恰恰能弥补彼此的不足。所以汉代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希望“外儒内法”。
对中层社会精英来说，他们的人生观是儒道互补，毕竟有得意的时候，也有失意的时候。进则兼济天下，这是儒家思想；退则独善其身，这就变成道家了。这个独善和退隐，就是不再纠结于世俗的得失，回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中重新思考和定位自己。
对下层老百姓来说，他们需要儒墨互补。平民阶级是沉默的大多数，平时都是庶民，都是儒家形象，乖乖的，敢怒不敢言，等到王朝末年，官逼民反，大家揭竿而起，这就选择了墨家。墨家思想反映的正是下层老百姓的正当愿望——能好好过日子。
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轴心文明和一般文化不太一样，它的内部充满了张力，能够解决人在不同的处境下，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应对的问题。儒家当然是积极进取的，墨家也是这样。但要知道人生没那么顺畅，总会碰到困境，也没有谁能一根弦绷得这么紧，老是“冲冲冲”，所以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它们都给人提供了另一面的思想。
比如一个人很得意的时候，读庄子是读不进去的，因为庄子让人回归内心，而人得意的时候都是向外发展，会觉得他讲的东西太上了，太隐逸了。什么时候会读进庄子？当他突然遭受了挫折，觉得这个坎儿过不去了，这时候，他读庄子就会发现有另一个境界。
庄子要人抛弃各种各样的欲念，追求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但是庄子把它表述为“自由”。我们现在说的“自由”都是一种权利，拥有某种权利，能做什么的那种自由。庄子说的“自由”是内心的自由，所以他讲“大鸟和小鸟的故事”，认为麻雀这只“小鸟”和鲲鹏这只“大鸟”是一样自由的，因为它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儒家包括孔子也有一种张力。比如“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如果天下比较开明就亮出自己的想法来，如果天下无道，一片昏暗，就算了，不跟这世道玩了。但是儒家的隐不是彻底的隐，他在等待下一个明君。
我们不能把一种文化看成是干干净净，完全无缝接轨的。如果有一种文化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一定很单一，而且无法流传下去。越是大的文化，其内涵就越丰富。它们往往存在各种对立的命题，让人们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心境下灵活运用。这样的文化充满着张力，永远不倒。
中国文化是一个大文明，它在各种张力里保持一种中庸、适度，达到某种动态的平衡，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