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美兰教授
摘要
北京官话地位的确立，与海内外官话的传播模式紧密相联。在中国本土，清朝的《圣谕广训》白话宣讲运动、《清文指要》满汉双语教学、“正音运动”与闽粤方言区正音馆的设立等等，促使官话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推广传播。同时在南方工作的西洋人认识到北京官话的地位，在根据当时本土官话代表教材的基础上进行外文翻译、直接引用或改编加工而形成了符合北京官话的口语教科书，这个过程加速了北京官话的海外传播，为北京官话地位的确定提供很好的媒介。
清末；北京官话；继承；创新；传播模式
汉语有“书面语”( Written Language)和“口语”(Spoken Chinese)两种。“口语”又分为“官话”和“乡谈”两种。“官话”则有“北官话”和“南官话”之别。整个明朝和清初，南京官话是官场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主流官话。明末清初传教士写的一批语言学著作，正反映了当时中国仍以南京官话为共同语的阶段，《华语官话语法》《汉语札记》这些著作里已经点明了这一点。由于清人入关后政治上对北京产生了强劲的冲击，语言上反而起了推进统一的作用。到了康乾盛世，北京话已经趋于稳定和定型。雍正年间（1728年），开设正音馆，雍正推广官话的目的，是使朝廷的旨意能准确无误地传达下去，官民皆知,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此后刊行的《正音撮要》《官音汇解》《正音咀华》是推广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官方标准语。19世纪末随着形势的变化，清朝官场改行北京话（当时也称“清话、京语、京话”），确立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标准语的北京官话地位才迅速抬升。张卫东从共同语的语音标准角度论证了汉语官话分为南、北两系，大约是1850年前后北京官话才取代南京官话成为汉语共同语。张卫东所依据的材料中，包括了《语言自迩集》。郭锐等依据《官话类编》等一批材料，从词汇和语法的角度论证了汉语共同语在晚清时期经历了从南京官话到北京官话的转变，并指出清代民国时期的汉语共同语经历了三个阶段：南京官话（1850年以前）、北京官话（1850年—1911年）和南京官话成分渗透进国语（1912年—1949年）。两位专家都自然地把1850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
《华语官话语法》
那么，1850年前后的北京官话是如何传播的？有没有一些模式可以借鉴？北京官话地位的确立，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可以追溯到雍正年间正音馆的设立，在海外的传播可以追溯到早期来华西洋人的北京官话学习。本文立足于早期域外北京官话教材编写这一角度，观察北京官话的海外传播史。清末域外北京官话教材充分结合了中国本土同类教材加以继承与创新编成，这批口语教材的记述可靠，可以用来研究清末北京官话。
王澧华、吴颖主编《近代来华传教士汉语教材研究》
一、《正音撮要》（1810年）与罗伯聃的The Chinese Speaker（1846)
（一）罗伯聃与北京官话
说到早期北京官话的海外传播，我们不得不关注英国人罗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7)，学界也有译作“罗伯特”。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在《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第一版（1867年）《序言》中专门介绍过这位当时在南方的汉学家：“惟一一位讲北京官话的有名望的汉学家是罗伯聃先生（Mr. Robert Thom）。”罗伯聃在1834年—1840年一直在广州工作，而且他曾于1840 年与他的中国老师“蒙昧先生” ( Mun Mooy Seen-Shang) 合作翻译出版过《意拾喻言》。《意拾喻言》即是《伊索寓言》的早期中文翻译本。这为他后来编写汉语教科书和描写汉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编写的北京话口语教材The Chinese Speaker（《中国话》），大概是目前能见到的西方最早用来教授北京话口语的汉英对照双语体课本。也许大家会问，罗伯聃一直在南方的广州工作，为什么会编北京官话的教材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本文仔细分析了这本教材的内容，从中找到了答案。这个北京官话与此前中国南方读书人进行的正音运动密切相关。
罗伯聃像
(二)正音运动与北京官话
“正音运动”是雍正六年(1728年)至乾隆末年(1795年)期间，在闽粤两地进行的以北京话为目标的正音教育运动。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官话》：“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其间涌现了一批教授官话的正音书馆、正音书院、正音蒙馆，陆续撰写、刊出了一系列的官话正音读本。据周晨萌统计，雍正至同治年间，针对闽粤地区推行的正音书大致有：袁一州《官语详编》（1729年）、张玉成《南北官话汇编大全》（1785年）、蔡奭《新刻官话汇解便览》（1794年）、高敬亭《正音撮要》（1810年）、莎彝尊《正音辨微》（1837年）、莎彝尊《正音咀华》（1853年）、莎彝尊《正音切韵指掌》（1860年）、莎彝尊《正音再华》（1867年）、潘逢禧《正音通俗表》（1870年）等。这些官话读本都是以教授北京官话为目的的。正如高敬亭《正音撮要》云：“一县之中，以县城为则；一府之中，以府城为则；一省之中，以省城为则；而天下之内，又以皇都为则。故凡措绅之家及官常出色者，无不趋仰京话，则京话为官话之道岸。”王照在其《官话合声字母·新增例言》中说：“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路，南距扬子江，东傅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话(北京官话)。”又说：“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创制“江苏新字母”的朱文熊，起先是用它拼写“吴音”的，后又增“官话音方案”，那是因为“官话”为“各省通行之话”。当时的《竞业报》载有一篇署名大武的文章，题为《学官话的好处》。
王照著《官话合声字母》
（三）《正音撮要》与北京官话
黄薇全面介绍了《正音撮要》的版本、语音系统以及词汇系统，指出其语音系统主要记录的是清代中后期读书音与口语音并存的北京官话音，其词语系统主要记录了清代中后期以书面语词为主、兼有部分口语词的北京官话词语，其中亦载有一些南方官话词语。我们对《正音撮要》“习话定式”20段进行阅读，的确文选中早期北方话特征的词使用普遍。同时，还有一个特别能反映北京官话的地方是，《正音撮要》中的58段《问答》有13段被北京官话《官话指南》（1881）第1卷《应答须知》第33段—45段所采用。《正音撮要》由浅入深、由短而长的编撰体例对北京官话《语言自迩集》教材也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详见下文）。
（四）《正音撮要》与The Chinese Speaker
正是由于正音运动，罗伯聃选择北京官话作为学习汉语官话的对象就顺理成章了。在“正音运动”结束后，《正音撮要》仍然是在广东使用的正音教育课本。罗伯聃在广州工作期间能接触到《正音撮要》。他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正音撮要》翻译成英文，同时用罗马字母对中文加以相应的拼音标音，形成了英汉双语二语习得教材The Chinese Speaker 。通过英汉句子的对照来通晓汉语的语义，通过注音来习得汉字的读音。将母语与目的语多方面的结合，达到入门学习的目的。
罗伯聃著《The Chinese Speaker》
在该教材英文序言（To the Reader）中，罗伯聃指出教学目的：Try to get an intelligent native of Peking to read the Chinese and do you follow him on the English side of the page, as a clerk follows the parson in church. A Peking teacher for the Peking language is always the best; no other person can pronounce it like a bond-fide Peking man.正因为《正音撮要》是北京官话教材，所以中文部分的主体内容录用了高静亭《正音撮要》“习话定式”20段，同时也录用了《正音撮要》中另附的短文“见面常谈”和“问答”。需要强调的是，高静亭将对官话习得循序渐进的规律认识融纳到他所编撰的教材体例中来。他指出：“习话之法，先从一两句，至三五句，至十余句，觉得顺利，再以曲折事由三五十句成套，讲得首尾相照，听者了然，然后谓之成功。今撰成闲话二十段，于后宜熟读多讲，自可生发话机。”《正音撮要》以“习话定式”“见面常谈”和“问答”有序编排，是考虑到入门教材的体例。
王为民、吴静通过对高氏文本与罗伯聃文本的比较，发现书中后者在“问答”部分删去了内容不雅的“闹小旦”“诫嫖”“警嫖”和“女人看狗”四个小段，增添了“闹玩意儿”和“看变戏法的”两个小段。增加了《红楼梦》第六回（也删去其中不雅的内容）和《家宝全集》的“和夫顺妻”两个长篇。罗伯聃这一编撰模式对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编撰安排长篇的体例影响很大。通过对The Chinese Speaker的研究，我们发现罗伯聃所编双语教材和注音系统，其开创性在北京官话海外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以前学界很少关注的。虽然罗伯聃使用马礼逊拼音方案的罗马字母注音，即用一套标注南京官话的注音方案来标注北京官话，准确性存有很大问题，不能代表北京官话语音系统。但这个注音实践是具有开创性的。
高静亭著《正音撮要》
二、《圣谕广训衍》(1726年)与威妥玛《寻津录》( 1859年)
（一）关于《圣谕广训衍》
康熙皇帝为了教化百姓，颁布了以七言为一句的《圣谕》十六条（1670年），112字。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在此基础上进行万余字的文言训释，形成《圣谕广训》并颁行于世，清代两百年间成为地方官员教化百姓的主要内容。随后，《圣谕广训衍》（王又朴，1726年）、《圣谕广训直解》等以北方官话对《圣谕广训》进行解读、衍说，成为《圣谕》白话口语宣讲本，也成了清末民初官方规定的学习官话的教科书。当时也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俄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多种译本。仅英文全本翻译就有米怜(1817年)、鲍康宁(1892年)、理雅各(1877年)三种文本。《圣谕》不仅成为白话口语宣讲本，也成为官话广泛传播的媒介。
（二）关于《寻津录》的背景
英国人威妥玛于1842年随英军来香港，开始学习的是汉语粤方言。曾任见习翻译官、临时翻译员，也担任过香港总督的私人中文秘书，此间开始学习北京官话。那时，《圣谕广训》在清朝读书人和一般民众心目中至高无上，在民间，各地地方官以直白的语言宣讲大众读物《圣谕广训衍》《圣谕广训直解》等。这种白话宣讲和白话解释的模式对西洋来华宣讲《圣经》的传教士影响很大，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米怜（Milne）在1817年完整英译了《圣谕广训》（The Sacred Edit）和《圣谕广训衍》。所以，当英国的见习译员们让威妥玛推荐学习汉语的入门教材时，他首选了王又朴的《圣谕广训衍》。有米怜英文翻译基础，从英汉双语角度来习得汉语是很好的捷径，因此，他编撰了《寻津录》（The Hsin Ching Lu or Book of Experiments: Being 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自然也考虑到它。他在该书序言中这样写道：“《寻津录》，正如书名所示，与其说是一本指导手册，不如说是一部仍在摸索汉语学习的正确方法的作品（As its name will show, is not so much a guide-book as the composition of a man still in quest of the right way）。”正如威妥玛（1867）在《语言自迩集·序言》中所云：“1859年我出版的初级读物《寻津录》。”
威妥玛著《寻津录》
（三）关于《寻津录》的语言基础
《寻津录》是为使馆译员北京官话口语的学习（For the Benefit of Students of Mandarin Chinese）所编，是一本针对英国来华翻译生而编写的实验汉语教材。
1.语音方面
《寻津录》共三章，其中第三章声调练习（section I tone exercises）、读音准备（section II do phonetically arranged）、读音、声调和韵律（section III sound, tone, and rhythm)。最大的贡献就是附录中一套新创制的“北京话音节表”( The Peking Syllabary )，这是学界第一次提出了北京话音节表，在语音系统上初步制定北京官话汉语拉丁字母注音方法。在此，有两位关键人物是必须介绍的。一个是英国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 1815-1868），威妥玛在《寻津录》书名中题写的“致密迪乐，感谢他给予的指导与帮助”（to Thomas Taylor Meadows in grateful acknowledgment of his guidance and assistance )，在《寻津录·序言》中引用了密迪乐的言论作为论证北京话地位的依据：In the distant province of Kuang Tung（广东）, in 1844, Mr. Meadows tells us from the Red Book, 74 of the 231 Civilians of the establishment were natives of Peking, and 15, provincials of Chih Li（直隶）.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erefore which is the dialect an official interpreter should learn. 可见，密迪乐在依据北京话所作的正音系统和北京话发音方案中的重要作用。另一个是威妥玛的中国老师应龙田（YING LUNG-T’IEN），当时北京话的实际读音和词汇面貌，以《五方元音》为基础，剔除了《五方元音》中第五声的入声调和那些非北京官话的词汇，将其余部分重新分类，提供一份按字母顺序排的北京话音节表和一份词汇表(an index of words )，附在《寻津录》之中。一个中国老师参与和一个西方汉学家的影响，一个抓住本土北京话语音的发展特点，一个借助西方拉丁字母方案，将东西方对语音的认知完美结合。“北京话音节表”为西方人学习北京话提供了方便。英国著名汉学家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在1867年曾评价《寻津录》指出：“威妥玛在《寻津录》一书中开始了他一系列对汉语研究的贡献，书中包含了根据北京方言而建立的注音表。这本书在我本人以及其他很多人初学汉语时帮了大忙。”詹姆斯·萨默斯（1863年）在《汉语手册》中评论威妥玛的 《寻津录》时曾提到 “It is devoted to the dialect of Peking, the species of Mandarin which is affected by the court and the officials of the empire; but not employed throughout the provinces as Mandarin, excepting by the high officials who come direct from the northern capital.”当时在全国通行两种官话，所谓的北方通行的北京官话（北官话），一种是在其他省通行的官话（南官话）。北官话的重要地位是非常明确的。而威妥玛《寻津录》为当时西方人学习北京官话指点了道路。
密迪乐
2.词汇方面
《寻津录》主要内容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天类”( The Category of T’ien )，借鉴了中国古代类书的编撰方法，搜集了“天类”中与“天”概念相关的北京话口语词汇和例句，包括汉字课文和英文翻译注释两部分。第二章选用了西方人汉语学习材料《圣谕广训衍》第一章（First Chapter of the Shêng Yü Kuang Hsün），实际上是“圣谕（The Sacred Edict）十六条”之头条：“敦孝弟以重人伦”部分作为教学内容，并对其进行了修改，使它更适合北京话口语教学。第三章是读音方面的内容(Exercises in the Tones and Pronunciation )，包括汉字课文139句及附录“北京话音节表”。汉语部分提供了约400个北京话词汇，2000个左右的短句。
我们通过对第一章《天类》总共362句、第二章《圣谕》共44短句（共2 700多字）分别进行了调查，充分说明了其中词汇的北京官话特点。例如：《天类》：“明儿个，衙门里有要紧的公事，必得一亮就到，我们黑姑冬的起来，才赶得上呢。”“天黎明了，不早了，差不多儿要亮了，今儿这站最大，別弄得黑灯瞎火的，还不能到呢。”“今儿响晴的天，道儿都干爽，老爷儿（太阳）照得屋里大亮的。”“我今儿出门，碰见挑水的泼街冷不防溅了我一身水点儿。”
张美兰对比了《圣谕广训衍》原文与改编后之间的词汇异文现象，指出威妥玛引用这些汉语材料的同时，有意将其中的用词用语朝北京官话的方向改编。如：那里疑问代词—那儿疑问代词、吃—喝、晓得—知道、不可—别、讨寻找—找、兄弟—弟兄、今日/明日—今儿/明儿、这般—这样儿、有些—有点儿，有20多组词汇替换，即把王又朴时代所用通语底层的带有南方官话色彩的词纷纷改用为北京官话口语词。大量增加了儿化韵达49处之多，从词汇角度非常清晰地反映了《寻津录》改编本的北京官话倾向。
王又朴著《圣谕广训衍说》
三、《清文指要》（1789年）与威妥玛 《语言自迩集·谈论篇》 (1867年)
（一）关于《清文指要》
《清文指要》(百章) 是《清文指要》(50章) 及《续编兼汉清文指要》(50章)的合称，是清朝最早刊行的一部大型满汉对照双语教材。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版本是乾隆五十四年( 1789年) 双峰阁刻本。现在常见的是嘉庆道光年间的版本：A.嘉庆十四年（1809年）夏三槐堂重刻本、嘉庆十四年夏大酉堂重刻本。B.嘉庆二十三年西安将军署重刻本。C. 道光十年（1830年）五云堂刻本。刘曼、张美兰：《清代著名的满汉双语教材〈清文指要〉(百章)及其价值》，《海外华文教育》2012年第1期。又根据张美兰、綦晋的论证，从语言特征上，A、B、C三版共同特点：均以当时的官话为背景，且受满汉语言接触影响的痕迹明显，同时也有当时通语层面即南方官话用词特点。
（二）威妥玛《语言自迩集·谈论篇百章》（1867年）
介绍《寻津录》的过程中，我们得知威妥玛很早学习了北京官话。关于这一点，他在《自迩集》“序言”中谈到指引他关注北京话的是密迪乐先生，直接指导他的汉语老师是应龙田。是应龙田将《清文指要》作为所编教材的内容：“These last are nearly the whole of a native work compiled some two centuries since to teach the Manchus Chinese，and the Chinese Manchu，a copy of which was brought southward in 1851 by the Abbé Hue．Its phraseology，which was here and there too bookish，having been thoroughly revised by YING LUNG T’IEN（应龙田）.”张美兰、刘曼对《清文指要》及其改写版七种文献语言进行比较，发现威氏1867年版本经过龙应田做出很大的改写。而且影响了日本明治时期的北京官话在日本的传播。张美兰、綦晋通过对早期《清文指要》文本与改编本《语言自迩集·谈论篇》进行个案调查，发现由于语言接触，《清文指要》( 百章) 中曾出现了带满语特征的汉语表达，随着满语的历时衰落，在《语言自迩集》改动为具有北京官话口语特点。如：阿哥（age）—你纳/老弟、因此上—这么着、是呢（cina）—罢、罢咧（dabala）—就是咯。张美兰将《清文指要》与《语言自迩集·谈论篇》改编中所产生的异文进行了比较，如：两个人—俩、一日—一天、行走—逛、与—给、些—点儿等，阐述了威妥玛教材的北京官话用词用语的新特点。这些特点在《语言自迩集》之《问答十章》之十的对话中就有直接的记录，如：“那《清文指要》，先生看见过没有……那一部书却老些儿，汉文里有好些个不顺当的。先生说得是，因为这个，我早已请过先生，从新删改了，斟酌了不止一次，都按着现时的说法儿改好的，改名叫《谈论篇》。”
《清文指要》
四、《正音撮要》与《语言自迩集》的编撰体例
《正音撮要》涉及语音、词汇、对话短文等内容。就体例来说，《正音撮要》共分为四卷。第一卷前言和正文。前言有官话的简述、音理知识介绍、官话和土话的异同四大部分内容。正文含“习话定式”20段：“日常、择交、杂话、厅堂、摆设、官话品、身体、形容、称呼、衣服、应酬杂客、病疼、动静、训童、珍重、闹臭话、即景、酒食、省俭、劝学仪注”，有围绕各自主题展开的北京官话“见面常谈”，有60段“一问一答”的“问答”。第二卷有“天文、节序、时刻、地理、都邑、宫室、屋料、衣冠”等31类官话词语。第三卷有“科目、官职、外官、武职、登仕应用、官物、身役、生意、农桑、女工、非为、外教、瓜菜等”36类官话词语，对于一些较难理解的官话词语，高氏还在右下角处标注粤语词语作为注解。第四卷是语音部分，其前言包括“正音千字文集类”和“寻字捷法”两块内容，正文部分便是“千字文”同音字汇。
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一书包括：第一章发音，第二章汉字部首，第三章散语，第四章问答，第五章谈论篇，第六章续散语，第七章是一套练习，第八章及最后的附编部分是“词类章”。将《正音撮要》与《语言自迩集》 在内容上和体例上两相比照，从易到难的结构设想，从散语篇、问答篇的布局设定，从音节表到词汇表，后者受前者影响很大，在继承中又有了自己新的特色。
威妥玛著《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
五、《正音撮要·问答》与《官话指南·应答须知》（1881年）
日本驻清朝公使馆翻译生吴启太、郑永邦在北京三年期间，在中国教师的帮助下，将平日课本整理成书 ，名曰北京官话《官话指南》。该书共四卷，第一卷“应对须知”45段，内容为短小的日常对话，包括见面寒喧、询问姓名、年龄排行、问候探病、拜客聊天、送礼游玩、品评人物、建议请求等，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篇幅简短。然而，将之与《正音撮要·问答》58段进行比较，发现《官话指南·应对须知》第33段—45段均来自其中。有所不同的是《问答》用问与答标示，且有四字标题，《应对须知》没有标示，略举几例，如：
（1）问：嗐，这小子不堪，你瞧他幌头幌脑的，两个眼睛放在脑梢子后头，好没出息。
答：他老子娘不管他吗？由他的性儿吗？没家教的，活活的葬了他就完了。（《问答·笑人轻狂》）
嗐，这孩子实在没出息，整天家游手好闲，不做点儿正经事。
他老子娘也不管他么？这么由着他的性儿，闹到多咱是个了手啊。依我说，不如把他活口儿的埋了就完了。（《应对须知》第33段）
（2）问：干事要认真。我瞧你都是胡弄局，又不上前又不漏脸，怎么巴结得上呢？
答：不误就是了。我不像人家耍马前刀的、抢差事的、捱松香的、溜沟子的，咱门不干。（《问答·逼人做事》）
无论作甚么事情，都要努力向前，不可自己哄自己，才能勾（彀）往上巴结哪。
虽是那么说，我的差使不悮就是了。我不能像人家竟会耍马前刀儿、溜沟子、捧臭脚，干那些下贱营生，我是来不及的。（《应对须知》第34段）
（3）问：有个姑娘，不知谁家的，在胡同口儿走过，又标致又稳重。我明儿给我们老表做个媒。
答：这个姑娘倒不错，我认得。他是那家子的女孩，对你们老表真配的了。（《问答·老媒》）
那个姑娘刚才起这儿过，也不知是谁家的。长得很标致，又稳重。明儿给我们舍亲作个媒。
这个姑娘真不错。我认得，是那边儿张老二跟前的。若给你们令亲说，倒也配得过。（《应对须知》第38段）
通过这一比对，我们可以看到《正音撮要》的词汇面貌就是北京官话的用词。这也促使我们意识到北京官话的地位在《正音撮要》的1810年已经在民间得到明确认可，为了避开官话之南北，而冠之以“正音”。而域外汉语教材却在序言、在书名上明确地标示出北京官话加以确认。
吴启南、郑永邦编著《官话指南》
结语
清朝的满汉双语教学、正音运动、《圣谕》白话宣讲运动推动了清代本土一批官话教材的编制和官话的推广，极大影响了晚清西洋人的汉语学习。罗伯聃、威妥玛认识到北京官话的地位，在中国读书人帮助下继承和改编了本土官话文献，编撰成新的官话教材，成为北京官话的海外传播媒介。罗伯聃的The Chinese Speaker与《正音撮要》，吴启太、郑永邦的《官话指南·应答须知》与《正音撮要·问答》，威妥玛《寻津录·圣谕》与《圣谕广训衍》，威妥玛《语言自迩集·谈论篇》与《清文指要》，域外汉语教材的内容正是在借鉴本土教材的精华得以新生，其中罗伯聃背后的“蒙昧先生”等人，威妥玛背后的应龙田等人，吴启太、郑永邦背后的中国教师黄裕寿、金国璞，分别为新的域外汉语教材的知识把关。这些域外北京官话教材凝聚了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编撰者的共同智慧，或凝聚了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编撰者的共同智慧，以此共同推动了清末民初北京官话的海内外传播。这是北京官话域外传播的一种主要模式。
威妥玛
从双语背景角度去设计编写第二语言汉语教材，是一个行之有效习得官话的方法。在正音运动中，广东人高敬亭熟习粤语，13岁入京学会了北京口语，他深知自己的粤语方言与北京官话在语音、词汇中有很大的差异，在掌握了广州话和北京话之后，从双重语言背景的角度来编撰针对粤地的官话读本，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他能够从语音对比的角度对官话进行更全面、细致的描写，《正音撮要》中就专门设立了“土话同音官话异音”和“土话异音官话同音”这种官话与粤方言的比较内容。在第四章专章的词汇部分也是官话与粤语的词汇对照表。《正音撮要》是为广东福建学习官话所编写的教材，是正音读本。书中保存了大量清代后期北京话和粤方言的语音和词汇信息，为研究清代后期北京话和粤方言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北京官话的海外传播过程中，英国人罗伯聃、威妥玛在编写教材时，首先就是把汉语材料翻译成英文，或利用已有的英文翻译材料（米怜《圣谕广训衍》英译），在双语的基础上习得。同时在对官话语音、汉字偏旁部首等的英文描写，词汇的英文注解，从《中国话》《寻津录》《语言自迩集》处处都显示出从英汉双语角度来习得北京官话，即实现从母语到目的语的双语比较。这种双语体体例，影响了后来的域外北京官话教材，如：美国传教士狄考文编撰《官话类编》（1892年），其编排的目的是：“乃为学话而作也”“乃模仿口中句法，以自然为贵也”“所记之四声乃凭北京之语音而定”。但主体课文也是汉语与英译双语对照呈现，课文由词汇、课文和注解三部分组成，并以注解的形式详尽地讲解了汉语的语法知识。20世纪初朝鲜半岛北京官话教材如：《汉语独学》（1911年）、《汉语指南》（1913年）、《华语精选》（1913年）、《华语教范》（1915年）、《汉语大成》（1918年）等基本上也是汉文谚文双语对照。这种汉英双语体、汉文谚文双语体的教科书，也是北京官话域外传播的又一种模式。
狄考文
清代早期本土的官话教材有《正音撮要》《圣谕广训衍》《清文指要》，这些教材已初具北方官话的主要特点，但还有当时通语底层南方官话或其他成分的语言因素存在，如《正音撮要》含有粤语的成分，《清文指要》含有满语硬译的成分，《圣谕广训衍》含有南方话的成分，但是，罗伯聃The Chinese Speaker继承了《正音撮要》的“习话定式”“见面常谈”和 “问答”，增加了英文翻译和罗马字注音，还节选了《红楼梦》第六回和《家宝全集》的“和夫顺妻”两个长篇作为教材泛读篇目。《谈论篇》则是将满汉语言接触的部分与通语底层非北方话的部分都尽量改编成北京官话。《语言自迩集》依据汉语特点，根据西方的教材模式构建自己的教材体系。这种继承与创新，是北京官话域外传播的另一模式。
在罗伯聃、威妥玛的影响下，域外北京官话教科书纷纷出版，如狄考文的《官话类编》、日本明治北京官话教科书系列等，提供了各自不同的教材体例与范式，在世界汉语教育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本文作者著《明清域外官话文献语言研究》
学界曾把1850年作为北京官话形成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认为这个时间节点可以追溯到清中期的正音运动、圣谕广训的官话宣讲运动。通过论述《正音撮要》对英国汉学家罗伯聃编撰北京官话教材The Chinese Speaker的直接关联、《正音撮要》对北京官话《语言自迩集》编写体例的影响、《正音撮要》片段内容对北京官话《官话指南》的渗透。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推论：早在19世纪40年代的域外汉语教材The Chinese Speaker中，北京官话的地位基本确立。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作者：张美兰，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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