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5月10日，五四运动刚刚爆发不久。照片中的C位，站着美国教育家、哲学家约翰·杜威，他是那个年代中国教育界的“精神导师”。有不少中国的教育家出自他的门下，或者从他那里受益良多。
那一年的4月30日，杜威从日本来到了中国，5月3日，他受江苏省教育会邀请，做了一场题为《用平民主义做教育的目的，用实验主义做教育的方法》的演讲，剑锋直指传统教育的弊端。这场报告由黄炎培（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主持，陶行知（中国人民教育家）组织，蒋梦麟（前北京大学校长）翻译，据说听众中还有开国伟人。
在他演讲的后一天，大事发生了。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这次运动不仅颠覆了社会大众对于大学生的看法，也彻底改变了杜威对中国的看法。他曾经认为中国是个积重难返的国家，五四运动之后，他的思想转变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 。
5月12日，孙中山亲自赶到上海与杜威见面。杜威曾经在《是什么阻碍了中国》一文当中提到过这一次会面。他回忆说，自己曾对孙中山先生说过"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这一句话。"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简单来说就是物极必反嘛，这四个字出自《吕氏春秋·博志》中的那一句“全则必缺，极则必反。”
改变了对中国看法的杜威，毅然决然地更改了自己的日程，原本只打算停留几周的他，直到两年后的1921年6月30日才离开中国。居住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辗转11个省份，做了大约200场演讲。
忙于“赶场”演讲的同时，他频频在美国的报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他甚至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对美国在东亚的不光彩角色进行了反思。胡适对杜威评价道：“对于国外，他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用最忠实的态度向世界为我们作解释。”
杜威告诉美国学界：“西方要想了解中国，必须要先充分了解中国的历史习俗和制度。因为是社会制度塑造了人们的思考方式，而非思考方式决定社会习惯。”
对于那些想要从外部干预中国的人，他劝诫说：“要实现中国的自由正如实现世界和平一样，其关键在于无为而治。给中国一个机会，并给她以时间……中国不会被外界拯救，因为她早已习惯于自己解决问题。西方世界那些急迫的改革措施无法融入她自身的智慧，对她而言毫无意义，也不具价值。”
“无为而治”四个字，恰恰与老子的思想相合。《道德经》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无为的，但“道”有规律。老子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干预，要讲究规律地去做。
杜威是胡适、陶行知、蔡元培的思想导师，前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等人，都从杜威那里受益良多。
“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这是杜威对教育，对学校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2006年12月，美国知名杂志《大西洋月刊》将杜威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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