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霞飞
毛泽东自从在1939年把陈伯达调到自己身边担任秘书直到陈伯达出世，二人之间共事有30多年。在这30多年里，二人之间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关系？
毛泽东原本不认识陈伯达
陈伯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先后在福建、莫斯科、天津、北平等地工作或学习，曾任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相当于市委常委会——笔者注）成员之一。在此期间，他主要是从事地方工作，在全党范围内并不知名，也没有与毛泽东共事过。因此，毛泽东肯定不认识他。
但是，那时毛泽东听到过陈伯达的名字没有？这倒是个问题。以笔者推论，毛泽东肯定也听到过陈伯达的名字，原因是：1936年，在北平的陈伯达带头掀起了一场具有全国影响，也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很高地位的“新启蒙运动”。
什么是“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又称“新理性主义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文化界为适应抗日民族斗争而开展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时任中国大学国文系教师（公开身份）、共产党北方局的高级领导干部陈伯达，于1936年9月和10月，先后在《读书生活》《新世纪》上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论新启蒙运动》两文，建议组织“中国新启蒙学会”，共同发扬五四革命传统精神，号召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发动一个反对异民族奴役，反对旧礼教、复古、武断、盲从、迷信以及一切愚民政策的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唤起广大人民的抗战和民主的觉醒，提出，在哲学上要与那种外仁义而内残忍的旧传统思想作无情的斗争，同时使哲学上的争斗与现实的政治、一般人的争斗相结合。接着，艾思奇在《生活星期刊》《文化食粮》上发表《中国目前的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两文，响应陈伯达。陈、艾的倡议，很快得到各阶层的响应，引起了广泛讨论，至1937年春、夏间，讨论最为热烈。但亦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文人的攻击。北平师范大学杨立奎曾通电全国，诬蔑此运动为“诋毁忠孝节义，五伦八德”，宣称要“决心全力铲除”。当时，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驳斥。经过热烈讨论，大体统一了对运动的性质、任务的认识，确认：“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运动；是反武断、反独断、反垄断的三反运动；是建立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同时，北平进步的思想文化界人士在《北平新报》《华北呼声》《动向》《现实月刊》《新文化月刊》等报刊上广泛宣传启蒙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并发起组织“新启蒙学会”。到1937年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形成，“新启蒙运动”前后进行了一年，对廓清蒙昧和宣传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以上参见1985年版《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中的条目“新启蒙运动”，以及李新、彭明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4卷）
陈伯达是“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和代表人物。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论战中，他一口气发表了十几篇关于“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在文化界影响很大。他还到上海推动“新启蒙运动”。他关于“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书名为《真理的追求》，很畅销。此外，陈伯达在1936年还参与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争论中，陈伯达不倒向任何一方，而是独树一帜，提出了“休战”的观点。他分析了双方的观点，找到了一致性，提出了争下去吃亏的是自己的见解，算是第三种观点。由此，陈伯达一时间成为中国文化界的名人。此时，一向关注中国思想文化界动向的毛泽东虽然远在延安，但他是很可能知道当时的文化界名人陈伯达的名字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毛泽东当时知道陈伯达的名字，也不认识陈伯达，更不了解陈伯达。他们没有见过面。
在一次讨论会上，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认识陈伯达，是陈伯达到延安之后的事情。
1937年7月下旬，日本攻陷北平、天津后，陈伯达经中共北方局同意，于8月上旬由天津乘船到青岛，经西安，于八九月间到延安。陈伯达到延安后，人生地不熟。在多数人文化程度不高，很多人还是文盲的延安，别人对陈伯达过去的经历是不太了解的，加上陈伯达性格内向，因此，他属于默默无闻的那一类人，不被人所注意，也不被人重视。陈伯达到延安后，组织上先后让他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教历史和哲学，但他的闽南口音很重，讲课时，学生听不懂，因此，他很不适应。后来，组织上又调陈伯达到中央宣传部当出版科科长。陈伯达过去曾任相当于北平市委书记职务的“三人委员会”成员，现在竟让他担任一个出版科的科长，陈伯达觉得他是坐了冷板凳，感到委屈，心情不舒畅。因此，他每天做完公务后，闲下来的时间就是读书、写作，或到延水边去散步，并不与人交往。这样一来，更少有人知道陈伯达了。毛泽东可能当时还不知道陈伯达已经在延安工作呢！陈伯达虽然在这个时候也写作并发表过《三民主义概论》，但影响也不大，中央高层仍然没有注意到陈伯达。
◆1954年，毛泽东与陈伯达(右二)、田家英等在杭州。
毛泽东注意到陈伯达，是缘于一次讨论孙中山思想的座谈会。那时，延安已经聚集了一批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当时毛泽东提倡：民主空气和学术空气要浓一些。在党中央机关的组织下，延安时常开一些理论问题座谈会，吸收一些理论造诣较深和从事理论、宣传、教学工作的干部参加，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参加这种座谈会。会上，大家围绕会前确定的主题，畅所欲言，有不同观点还可以争论。国共合作后，中共中央很重视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这次孙中山思想座谈会，就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但他没有发言，只是作为一个旁听者，坐在一边静听。在这次会上，对孙中山的思想发展阶段问题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范畴。双方争论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一直坐在后边一言不发的陈伯达发了言。陈伯达果然出手不凡，他运用辩证法，分析孙中山的思想，提出了一个别人谁也没有考虑到的观点：孙中山思想有“两重性”，不但如此，孙中山思想还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陈伯达口气缓慢，一字一板，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得全面、周到、逻辑性强。有分析，有根据。这引起了坐在边上旁听的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目不转睛地看着陈伯达，认真地听着。陈伯达发言毕，毛泽东小声问主持会议的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主持会议的人告诉毛泽东：他叫陈伯达。毛泽东眼前一亮，原来，“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和代表人物早已经到了延安。一向爱才的毛泽东，在心中已经有了对陈伯达的爱意。会议结束时，从不轻易表态的毛泽东高兴地站起来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他鼓励大家要像陈伯达那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会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下来，问了他的一些情况。此时，毛泽东才晓得，原来，陈伯达曾任北平“三人委员会”成员，在共产党内还当过不小的官呢！而陈伯达到延安后竟是这样的低调，心中更增加了对陈伯达的好感。不久，毛泽东即叫警卫员通知陈伯达和他一起去陪一个美国记者吃饭，说是让陈伯达陪同，实际上，毛泽东是想找机会和陈伯达好好聊聊。吃饭时，毛泽东又问了陈伯达许多北平文化界的情况和周秦诸子等学术问题，又问了陈伯达许多其他情况。陈伯达知识渊博，记忆力也好，几乎有问必答，且夹叙自己的见解；毛泽东也精通文史，因此，二人之间谈得很投机。这次谈话后不几天，经毛泽东提议，让陈伯达在延安开中国古代哲学讲座，陈伯达很高兴，也认真地做了准备，不久即开讲，毛泽东带头去听。听说毛泽东在听一个讲座，延安的高级干部也都去听，普通干部也跟着去听。一时间，陈伯达开讲座时，屋里屋外都坐满了人，这使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名声大振。1938年秋，经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毛泽东点名让陈伯达牵头，陈伯达也不推辞，当上了牵头人，还动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一文，发表在1938年9月《解放》周刊上，从此，经毛泽东亲手扶持，陈伯达成了延安理论界的权威。那时，中央机关一提理论家，在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中央领导人之外，首提的，就是陈伯达。而且，由于陈伯达开的讲座，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让人感兴趣，好理解，乐于接受，因此，似乎陈伯达在理论界的地位更特殊些。（史料见叶永烈：《陈伯达传》）
陈伯达向毛泽东三呈文章
得到毛泽东的重视，陈伯达对毛泽东十分感恩。在与毛泽东的几次谈话中，陈伯达也感觉到，毛泽东不光是一个善于打仗的军事领袖，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对毛泽东在理论、历史、文学方面的精辟见解，十分佩服，感到毛泽东是自己的“知己”，因此，他也愿意向毛泽东讨教。另一方面，陈伯达也有在中共核心领导人毛泽东面前展示自己的学识，以便进一步引起毛泽东重视的心思。因此，陈伯达每次见到毛泽东，在谈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见解的同时，都要向毛泽东请教一些问题。陈伯达还把自己写的文章送给毛泽东请求指教，向毛泽东展示自己，同时也确有向毛泽东讨教之意。1939年，陈伯达曾经向毛泽东三呈文章。
陈伯达第一次向毛泽东呈送文章，是在1939年1月。当时，陈伯达写出了《墨子哲学思想》一文，字迹工整地抄清，送到毛泽东处，同时附一函，意为请毛泽东指正。毛泽东此时也正在思考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读的书和文章很多，包括中国古代哲学的书。陈伯达的文章送来了，毛泽东立即看，看后提笔给陈伯达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笔者注）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夜
在另一纸中，毛泽东对陈伯达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的题目、事物的本质、君子行为中的仁、因果性、中庸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给别人写信或者复信，向来很短，但毛泽东给陈伯达的这封信却很长，可见毛泽东与陈伯达有共同的学术兴趣，对陈伯达的文章也十分重视。
陈伯达第二次向毛泽东呈送文章，是在第一次不久的2月，他把自己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呈送给毛泽东指正，同时也另抄一份送给张闻天。毛泽东和张闻天都看了陈伯达的文章。张闻天看得快，看后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建议毛泽东仔细读一读此文。毛泽东看完了陈伯达的文章后，见到了张闻天的来信，又第二次读了陈伯达的文章，之后，于1939年2月20日给张闻天、陈伯达复信写道：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指张闻天——笔者注）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接着，毛泽东写了七点意见，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看法，建议陈伯达修改。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信后，仔细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再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回信说：“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都好。”同时又补充了三点意见。陈伯达按照毛泽东的三点补充意见再改，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对此十分高兴。
陈伯达第三次向毛泽东呈送文章，也是在2月，他把自己写的《老子的哲学思想》送给毛泽东审看，同时又另抄一份送张闻天。毛泽东这一次仍仔细读了陈伯达的文章，之后复信给陈伯达，提出修改意见，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修改，其过程与第二次呈文相同。
通过向毛泽东三呈文章，毛泽东对陈伯达的好感又增加了一步。他做出决定：调陈伯达到自己的身边来工作。
毛泽东的特殊秘书
1939年春，张闻天亲自找陈伯达谈话，告诉他：毛泽东亲自提名，中央研究决定，调他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陈伯达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内心欣喜异常。他立即表态同意。从陈伯达内心来说，他是真心愿意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的，他深知，给中共最高决策人当秘书，非同小可，不仅使自己目前的地位变了，而且今后自己也将前途无量。同时，他也愿意与毛泽东相处，二人兴趣相同，可以共同探讨许多问题，这是难得的乐趣。
张闻天与陈伯达谈话的第二天，中央的命令下来了：陈伯达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陈伯达见此，自然高兴，很快就到毛泽东办公室报到了。当时，毛泽东办公室（即军委主席办公室——笔者注）的秘书长是李六如。陈伯达这个副秘书长的任务是帮助毛泽东处理军务电文，即把前方发来的电报内容向毛泽东报告，然后按毛泽东的意见草拟复电，发往前线。干了不几天，陈伯达感到很不适应。一来他是文人出身，从没有在军队里干过，根本不熟悉军事，无论是向毛泽东报告，还是代毛泽东起草复电，他都感到很吃力，因为许多术语他不懂得。二来让他这个大文人、大理论家干这种抄抄写写，又总是不断去跑腿报告、请示的工作，他也觉得大材小用，没有兴趣做。虽然陈伯达也在尽心尽力地工作，没有讲什么，但一向敏锐的毛泽东已经看出了陈伯达的不适应和陈的心思。于是，毛泽东主动向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提议：不要再让陈伯达同志处理军事电文了，要让他研究问题，请他把研究的兴趣，从中国古代哲学转向现实，研究现实问题。毛泽东还当面对陈伯达讲了自己的上述意见。陈伯达听后自然高兴。从此，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当上了特殊的秘书，即不处理任何文电，只埋头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和写作。陈伯达乐于当这种“材料员”。他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定了四个题目——《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然后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对这些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使陈伯达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了解比较全面，也研究得比较深了。他后来所以能够写出很有分量、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著述，也得益于此。陈伯达还算有良心，他知道自己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成就，是毛泽东的指引，直到晚年，陈伯达仍然说：“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来说，在三十年中，他给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够稍为知道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的帮助给了我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条件。虽然我极浅薄，常犯错误，即使看过一点材料，写过一点东西，也毛病百出，经不起严格审查，这只能说明我的无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难。学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我承认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当然，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不会有某些缺点或错误，略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这类问题的一二……”（史料引自叶永烈著：《陈伯达传》）
的确，陈伯达在理论上小有成就，是毛泽东给了陈伯达以指引，毛泽东甚至给他创造了别人难以得到的条件：一是让他当毛泽东办公室的一位特殊的秘书，什么杂事也不管，只是一心一意地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二是他可以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的一切资料，虽然当时延安闭塞，但作为中共中央机关，还是可以集中一些重要资料的。在这些条件下，正值盛年的陈伯达，进入了旺盛的创作期。他研究孔子、老子、墨子哲学的文章，在毛泽东的推荐下，先后在延安的《解放》周刊上发表，陈伯达在延安的名声已经很高了。
在毛泽东的启发下，陈伯达写出了《评〈中国之命运〉》
进入1943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大多数中国人已经看出：日本必败。对这一点，蒋介石自然也看出来了。但蒋介石与别人不同的是，他考虑到了打败日本后，由他统治中国。怎样统治？蒋介石认为，首先是争取人心，而争取人心的关键，是宣传国民党的“主义”。于是，蒋介石开始着手在思想战线上操作起来了。实际上，早在这之前，蒋介石就动手了。他指派“国民党顾问”、国民党内的“大笔杆子”陶希圣代他写一本书，蒋介石亲自为此书起名，叫《中国之命运》。陶希圣捉笔替蒋介石写完此书后，于1943年3月10日出版。此书的中心思想是讲：“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在书中还以“新国父”自居，称：“中正身当我中华民国独立自由重新发韧之初，抚今思昔，策往励来，特陈述我国家民族百年的经历，指出我国民族今后的方向……”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在全国广为发行，国民党为此还搞了一个全国性的宣传运动，一时间，闹得全国人心混乱，一些思想糊涂的人还以为，只有国民党、蒋介石才能救中国。这本书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看完了，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蒋介石想以“思想统一中国”的阴谋，同时，毛泽东也看出，此书的作者的水平很差，论理浮浅，比在延安的中共“笔杆子”们差得很多。因此，毛泽东的心情轻松起来。第二天，毛泽东见到陈伯达等几个“秀才”，指着《中国之命运》，以轻松的口气对他们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做文章呢！”其他几个“秀才”都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当作一句玩笑话，唯有陈伯达领悟到：毛泽东的意思，是让他们写反驳的文章。他由此受到启发。回到住处后，陈伯达仔细读了《中国之命运》，又找来许多资料和参考书，便把自己关在窑洞里，写批驳《中国之命运》的文章。
陈伯达后来回忆他写作、发表批驳《中国之命运》文章时的情况说：“我一口气写了三天三夜（当然要吃饭，也略有休息），我一面写，一面哭，我太激动了，因为极大义愤吧。我以前写过许多文章，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当时陈伯达也没有考虑发表的问题，他只有一个想法：写出批驳文章，把《中国之命运》批倒。对此，他回忆说：“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将以什么名义发表——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呢，还是评论员文章呢，所以，我没有署自己的名字。文章的原标题是《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写完以后，我马上给毛主席送去。当时，毛主席住在枣园。记得，送去的时候，毛主席正在休息。我不敢惊扰他，就把稿子留在他那里，回去了。”“毛主席起来后，就看我的稿子，一口气看完，然后在原稿上添了好些极尖锐、精彩的句子，并署上我的名字。”“第二天早上，毛主席派人把我找去，毛主席把稿子给了我，上面写着他的批示：‘送《解放日报》发’。”“稿子送到《解放日报》，报社领导同志看了，觉得有些地方说得太厉害了。另外，这篇文章势必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震动，一定要请负责那里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过目。”“正巧周恩来同志刚从重庆回来。毛主席召集了一个小型的中央会议，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我的文章。经过讨论，作了些小的改动，题目改为《评〈中国之命运〉》。”“这篇文章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上发表。周恩来还指示，用内部电报把文章拍送重庆，在国民党统治区印小册子发行。”“此文发表后，蒋介石发出了一个内部通令，严禁这个小册子，并叫我做‘陈逆伯达’。”（史料见叶永烈：《陈伯达传》）
毛泽东以轻松的姿态，布置了一场反击国民党思想进攻的“大战役”，而当时理解毛泽东意图的是陈伯达。陈伯达也确实十分重视毛泽东的意思，写批《中国之命运》的文章也确实很投入，并以自己的理论、学识、写作才能，完成了这场“大战役”，把国民党的思想进攻给压了下去。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不光在延安广为流传，使读者感到说得有理，驳得痛快，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广为流传，使那里的读者也感到：道理在中共方面；中国的思想不能统一于国民党。特别是一些青年读者，由此书而投向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陈伯达的这本书，还引起了国外的关注。1943年7月21日，陈伯达的文章在《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时，苏联、美国、英国等国均予以关注，并在本国报刊上发表了报道。随着这篇文章的发表和传播，也随着这篇文章的被广泛重视，陈伯达也大大地扬了名。此时陈伯达的扬名，已经不同于30年代在中国思想界的扬名了，而是在全国人民中普遍扬名。世界一些重要国家的报刊上，也提到过陈伯达。
◆“文革”中的陈伯达。
其实，真正使陈伯达扬名的，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提示、启发，陈伯达是想不到要写《评〈中国之命运〉》的；没有毛泽东的支持，乃至亲笔修改，陈伯达的这篇文章也不会广泛传播。对这一点，陈伯达倒是有自知之明。他后来回忆说道：“其实，写这篇文章，不是我自己的功劳，是党的工作。如果说有功劳的话，那是党的功劳。”“ 我确确实实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不是毛主席启发我，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就不会有这篇文章。如果我不去延安，也不会有这篇文章。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才有可能写出这篇文章。”陈伯达能说这样的话，还算有一点自知之明。
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进入中央高层
此时的陈伯达，头脑还是冷静的，他对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另一方面，他当时也确实很佩服毛泽东。就拿毛泽东在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所加的话来说，就直教陈伯达佩服得五体投地。毛泽东在陈伯达的文章的一开头，加上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蒋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国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毛泽东这种站得高、立意深远、轻松、幽默、泼辣，又入木三分的笔法，使陈伯达从心里佩服。
因此，陈伯达当时确实是把毛泽东认定为中国人民的领袖的，对毛泽东的思想，他也很佩服。他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就十分明确地提到了“毛泽东的思想”，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思想上，不但和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相同，而且也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思想相同，但是，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要求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政纲，决定政策，而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工作，正是这样做的……”在当时，像陈伯达这样提的人还不多。可以说，陈伯达是较早提出“毛泽东的思想”的人之一。
毛泽东此时也通过陈伯达写作并发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之事，对陈伯达增加了信任。毛泽东感到了陈伯达是能对自己的意图比较快又比较准确了解的人，也感到，陈伯达确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写作才能，因此，毛泽东在延安的众多“秀才”中，对陈伯达是尤为赏识的。他已经不单纯把陈伯达当作自己的一个秘书来看待了，而是认定了陈伯达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理论家的地位。随着《评〈中国之命运〉》社会影响的日益增大，毛泽东还把陈伯达当作共产党内的一个重要人物来看待。1943年8月，毛泽东亲自列了党内五篇必读的学习文件，其中前三篇是中央起草并发表过的文件，第四篇就是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最后一篇是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陈伯达的文章能作为党内教育必读文件之一，并且列在了中共老资格领导人王稼祥的文章之前，可见毛泽东对陈伯达的器重。
◆陈伯达在审判席上。
毛泽东对陈伯达的器重，更重要的是亲自提名，让陈伯达以自己秘书的身份，进入中央委员会。那是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期间的事。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121万党员，中央委员会也要相应扩大。决定选出正式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来说，这个数量，当时算是扩大的，但依一个大党发展的需要，还是不多的。陈伯达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而且，在33名中央候补委员中，陈伯达的名字是靠前的，仅列在廖承志、王稼祥之后。他的名字排在了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谭政这些老资格的革命家之前，可见毛泽东对他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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