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曹米糯
这篇推送跟电影无关，原本应该赶在“4·23世界读书日”前后，但最近乱七八糟的事情实在太多，拖来拖去竟然拖到了用三个周末换来的五一小长假。
前情提要是这样的：“读书日”之前我们推荐了徐贲老师的书 ，其中包括刚刚上市的《与时俱进的启蒙》。有感于“新左派”利用“后现代主义”否定启蒙运动所开创的“现代性”问题，徐贲老师决定以三部曲的形式为“启蒙”正名。《与时俱进的启蒙》是第一部，全书系统详尽地分析并比较了启蒙运动期间英、法、美、德四国的具体情况，末段还联系到了本土的“启蒙先驱”梁启超。
我不做学生很多年，不晓得现在的教材改动到什么程度，总之我读书那会儿，“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符合“人民觉醒推翻统治阶级”的官方宣传。所以当后台编辑史提芬传给我如下截图时，我的确是目瞪口呆了几秒钟的时间——哇哦，原来现在“启蒙运动”都算是愚昧的，而“经典”必须是本土传统的。
▲某图书公号转发徐贲专访后收到的留言。
秉承着“反正醒着也是醒着，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的还珠格格精神，我们也滥竽充数地聊几句“启蒙运动”好了，尤其在“五四青年节”这个同样极具“启蒙”意义的日子里。毕竟除了“爱国”（当然特指“理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也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欧洲问题专家陈乐民老师曾经吐槽过“启蒙运动”这个译法，因为“运动”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感情色彩比较微妙，有“宣传、鼓动”的意味，难免给人一种“急进感”。而17/18世纪欧洲的所谓“启蒙”恰恰是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它并不是一场被领导甚至被操控的政治运动，也并不是一股绝对统一的思想潮流，甚至没有“五四运动”这样的标志性事件和时间点。
宽泛意义上的“欧洲启蒙”覆盖面很广，时间跨度也很长。它上承宗教改革，下启工业革命，著名的“三十年战争”、“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等都发生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是一个“启蒙时代”，或者叫“理性时代”，用《企鹅欧洲史（第六卷）》中的话说——这一时代的确见证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理性主义和世俗化。
▲《企鹅欧洲史（第六卷）》。
陈乐民老师在北大的通识课上也批评过“新左派”滥用“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他和徐贲老师的观点相当一致：反思“启蒙”可以，但首先我们必须把“什么是启蒙”搞清楚，把“启蒙”的代表性作品读明白，把“到底是‘启蒙不宽容’还是‘不宽容的人利用了启蒙’”区分开。
我们没有必要将“启蒙时代”形容得多么完美，那段时间里依然有战争，依然有暴力，依然有宗教力量的卷土重来，依然有对进步思潮的诋毁与封禁，依然有无处不在的不自由、不公平、不理性等等……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启蒙时代”是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思想界的又一次空前繁荣期——诸如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近代物理学之父”牛顿，英国哲学家、“自由主义之父”洛克，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休谟，法国数学家、哲学家、“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法国哲学家、文学家、“欧洲的良心”伏尔泰，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卢梭，法国哲学家、“百科全书派代表”狄德罗，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德国哲学家康德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相继登上历史舞台。
动力学、万有引力、自由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批判哲学等等都源自启蒙时代，而且重点是，这些三四百年前的理论和思想并不是昙花一现，它们持续发展、完善、直至影响着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这种感觉很奇妙，既遥远又触手可及。
▲《启蒙札记》。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他鼓励大家“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很显然，这根本不是一个“西方标准 or 东方标准”的问题，因为在中文里，“启蒙”也是“启发智慧，摆脱蒙昧”的意思。所以并不是说不可以质疑欧洲的“启蒙时代”，但在质疑的同时，你得拿出中国同一时期更有价值的“文明成果”给全世界看看，也好让人家心服口服。
那么17/18世纪的中国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当时正值明末清初，无论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中国都既不是“最文明的”也不是“最愚昧的”。其实单讲思想领域，那一时期中国本土还真的出现过一次“小高潮”，即胡适先生在北大哲学讲义最后部分特别提到的“反理学时期”。
这里所说的“理学”并不是西方的“理性主义”，而是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内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本质上是儒、释、道的三教合一，属于儒学体系的一个分支。明末清初，受腐败、战乱、外族统治以及西方文明传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宋明理学所强调的“天理”“天道”越来越不被信任。
按照胡适先生的讲法，清代思想史（注意，不是“哲学史”）有四大趋势：第一，实用主义；第二，反玄学运动（包括反先天象数之学和反心性之学）；第三，考证的精神（包括疑古和考信）；第四，历史的研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是“反理学先驱”，胡适先生还给了“朴学”代表人物戴震非常高的评价，称“他认清了理学的病根在于不肯抛弃那反人情性的中古宗教态度”。
▲《中国哲学常识》。
“反理学”的影响恕我了解有限，但从脉络上讲，五四新文化运动显然继承并发扬了其中的精髓部分。按理说，这种断断续续的重视科学性与批判性的思想发展进程完全可以视作中国本土的“启蒙运动”，吊诡的是，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后来，每当推翻旧政权时“传统”都会成为被暴击的对象，每当巩固新统治时“传统”又会成为彰显合法性与保持稳定性的关键。
于是，“反传统文化”时明末清初的“反理学”因为包含在“旧社会”之内，必然没有抬头的机会；“振兴传统文化”时“反理学”又因为立场的不正确，继续被排斥被无视。这也是很多国人一听到“启蒙”、一听到“批判传统”神经就会异常紧绷的原因，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启蒙”“批判”一直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中。
▲《与时俱进的启蒙》。
陈乐民老师在回答有关中国与启蒙运动的问题时再三强调，也许西方可以不谈或者少谈启蒙运动，因为人家确确实实地经历过启蒙阶段，科学、理性、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等早已是不再需要深入讨论的全民共识；但中国——当下的中国——不可能不谈启蒙，因为我们连很多根本性的问题都不清不楚，我们远未走出蒙昧。
所以我们当然需要“启蒙”，不但包括欧洲17/18世纪的“启蒙”，还包括本土文化中的“启蒙”，还包括与时俱进的、不断完善的“新时代启蒙”。诚如徐贲老师所言：启蒙是我们在社会里一点一滴共同积累的智识成果，它不一定能改变现实，但能改变人们看待现实的方式和他们对现实的看法，在现实晦暗不明、是非不清的时候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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