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双碳目标实现路径的九个抓手
杜祥琬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杜祥琬院士于4月21日莅临盘古智库，作《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的思考》主题讲座，在讲座中提出：
面对“碳中和、碳达峰”的新发展目标，首先要观念创新，现代非化石能源的巨大进步正在推动人类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其次，必须认识到节能提效是中国能源战略之首；第三，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逐步倚重可掌控的非化石能源；第四，重新认识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打破“富煤、缺油、少气”的传统印象，更多关注我国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第五，能源结构转型虽有困难，但低碳转型从能效方面将会获益更多。
谈到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路径，杜祥琬提出九个抓手：
第一，能源减碳与蓝天保卫战。蓝天保卫战并不是针对减碳，而是针对空气污染PM2.5，这两者有高度协同性。国际上的标准是15微克/立方米，我国的目标首先是35微克，美丽中国必须要实现这个指标。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同时通过管理节能、技术进步节能和文化节能等举措。现在高耗能产业占比过大，比如说钢铁、水泥，全世界钢铁56%在中国生产，全世界水泥56%在中国生产，我国需要钢铁，也需要水泥，但是不一定需要这么多钢铁和水泥。现在一些省想用高耗能产业拉动经济复苏，坚决要抑制这样的冲动。
第三，电力行业减排，大力开发非化石能源电力。非化石能源是我国可以掌控的，发展高比例的非化石能源，必须发展智能电网，集中式和分布式相结合，提升配电网服务水平。建设以非化石能源电力为主的新能源电力系统，是以太阳能、风能为主，让电力是优质的、高质量的和灵活的。
第四，交通行业减排，切实倡导绿色出行，以可再生零碳燃料代替石油。
第五，工业减排。工业耗能占全社会耗能60%，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抑制发展高耗能产业的冲动，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碳强度。
第六，在建筑的建造和运行中，通过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加速建筑的低碳化。建筑改造不仅可以节能，还能产能，利用BIPV，与建筑结合的光伏，电力自发自用潜力巨大。能源产消一体化，要提高灵活性电源：储能、电动车、充电桩等成为一体化的新型建筑配电系统。
第七，发展循环经济，充分利用固体废弃物资源化，争取走向无废社会。
第八，发展碳汇，鼓励CCUS等碳移除和碳循环技术。以减排为着力点，同时努力发展碳汇，增加碳吸收，平衡排放量与碳汇值。
第九，依靠碳交易、气候投融资、能源转型基金、碳中和促进法等政策手段，引导碳减排。
徐林：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需要切实采取行动并强化机制
徐林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徐林围绕“如何促进碳达峰和碳中和”撰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切实采取行动并强化机制》，并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作《技术创新和革命完全能够应对城市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主旨发言，他指出：
碳排放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被认为是我们全球全人类目前面临的一个共同重大挑战。尽管学术界和政界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全球主流意见已经基本形成一致，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被认为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按照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在六种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过往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都是基于这一主流观点形成的国际协议。
中国一直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上述两个国际协定的谈判和执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承担着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在维护自己发展权益的同时，一直坚守并完成了控制碳排放强度的承诺。不过，中国面临的碳排放挑战巨大且具有难度。中国是人口大国、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出口大国，毫无疑问也是排放大国。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单位GDP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都名列世界前茅，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还在上升。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19年碳排放总量达98.25亿吨，占世界总量的28.8%，这一比例超过中国的人口和GDP在世界总量的占比，因为中国的人口占全球人口大概是五分之一，中国的GDP占全球的GDP只有17%多一点，这说明我们人均碳排放和单位GDP碳排放量都是比较高的。
针对我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徐林提出：第一，全方位加大节能力度，推进节能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第二，要加大加快绿能的结构性替代；第三，要在城市和乡村规划设计中，推行碳中和理念；第四，加快全社会植树造林和森林碳汇的建设；第五，实行化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额度控制，构建用能权和碳交易机制；第六，构建全球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产品、服务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第七，构建更好的绿色低碳金融和投资环境。
针对城市化导致环境恶化的问题，徐林表示，城市依然是人们向往的生产和生活之地，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数字技术恰恰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解决在城市社会治理方面带来的各种难题。中国应对新冠疫情时所采用的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确有效帮助政府实现了对疫情期间人口流动和疫情防控的检测和管制，为中国政府最早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新技术融入社会治理树立了典范。基于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智慧城市技术的集成及其广泛运用，将有利于城市政府在医疗、教育、社保、交通等不同公共服务领域，以及城市社会治安、社区管理等方面，实现更加便利、精准和高效的服务和管理，并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主要是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因为中国已经提出了明确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靠绿色低碳技术的持续创新和运用。在中国，对碳排放贡献最大的就是城市地区，超过90%的碳排放都来自于城市产业、城市居民和城市建筑，特别是城市生产生活导致的能源消耗及其碳排放。从我们对绿色低碳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观察来看，未来在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创新突破，特别是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一代电力体系建设方面的技术突破，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化解城市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的挑战。
张蕴岭：人类应作为地球生态的维护者
张蕴岭
盘古智库顾问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张蕴岭在《世界知识》2021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有感于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解》，指出：
人与自然和解包含深刻的含义，其要旨是恢复地球生态的平衡，把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的维护者，而非破坏者。长期以来，人类主宰地球，一切以人的欲望与动能为导向，从而导致了综合生态的失衡、失序，人类自身也成为受害者。回顾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最大的改变始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也大大加快了改变自然的速度。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水平，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工业化进程，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也不断扩大。
当前，气候变暖的趋势在加强，导致气候升温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在增加，南北极的冰块在加速融化，世界被认为“处在气候紧急状态”中。按照《巴黎协定》的目标，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应该在2030年达到峰值，2050年达到碳中和。2021年要在全球建立碳中和联盟，各国根据《巴黎协定》目标，设定落实目标的行动计划。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人定胜天，但事实证明，忽视自然规律的蛮干是“自毁长城”。工业革命开启至今只有几百年的时间，人类对地球生态的破坏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是人类的危机，也是地球的危机。正因为如此，古特雷斯才呼吁, 人类必须与自然实现和解。
签署《巴黎协定》应该是人类在共同认知上迈开的一大步，但这还不够。和解需要行动，人类的集体行动、志同道合的行动，而做到这一点可能是最为困难的。在国家本位的世界，各国的利益差别、发展差别、治理差别等，使得形成合作与有效的集体行动变得非常困难。同时，在强调各国采取负责任行动的同时，需要调动各种力量，从联合国组织、区域组织到民间组织，以及个人的能动性，以形成推动变革的巨大合力。
其实，要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首先需要实现人类自身的和解，否则前者就很难和解。
郑新业：建议降低增值税、
所得税抵消碳税 减轻企业负担
郑新业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兼院长
在盘古智库举办的“碳中和、碳达峰与地方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第二次研讨会上，郑新业提出：
碳市场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求很高，应该高度重视财税体系对碳中和、碳达峰的推进作用。
应通过降低增值税、所得税等来抵消碳税，从而降低企业负担。
国家提出“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郑新业认为，目标实施将带来身体健康，自然灾害减少等诸多红利，但也需关注由此带来的成本问题。在前景向好的大方向之下，“大众并未意识到碳中和、碳达峰带来的价格冲击和控电可靠性冲击。”
供给侧需要核算电气化改造、水电与核电、可再生能源等成本，促使替代方案价格更低。从这个角度来看，火电作为非常重要的候补力量，目前不能完全退出。另外，需求侧国家应该停止对高耗能产业的补贴。
“由于不同省份间存在差别，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时不能整体对待。”他按照收入与排放划分了四个象限，北京、上海等高收入、低排放为为第一象限，广东、浙江等高收入、高排放为第二象限，海南等低收入、低排放为第三象限。与这三个象限相比，位于低收入、高排放第四象限的河北、山西等地实施过程更为艰难。
从国际上来看，郑新业建议多边机构项目碳中和，全球碳税协同。郑新业直言，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碳排放空间，没有道理进行限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减排与适应都很重要。
他还提出“代际减排成本均等化”概念，即根据每一代人整体收入来决定对减排的贡献。例如，随着中国服务业增长，下一代人整体收入将会有所提升，由此带来减排投入提升。这样来看，中国在2035年后对降低碳排放的承受能力更强，与此相关的重大政策可以后移。
周牧之：全球碳排放格局和中国的挑战
周牧之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
周牧之在中国网发表文章《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的思考》，提出：
全球碳排放格局今天呈现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是，存在着已经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的国家和碳排放仍然在持续增加的国家这样两大群体。
第二个特征是，全球碳排放量高度集中在上位国家。2019年，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等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前5位国家的碳排放全球占比高达58.3%。也就是说，全球近6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于上位5个国家。将尺度稍微扩展一下可以看到，排名前10位国家的碳排放全球占比达到67.7%，前30位国家的碳排放更是占到全球的87%。在这次“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美国和日本分别承诺，到2030年削减50～52%（与2005年相比）和46%（与2013年度相比）的碳排放。这两个挑战性的目标对促进美日两国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迭代而言无疑是一剂猛药。
第三个特征是，中国以28.8%的全球占比，不仅位居首位，而且体量惊人。2019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接近排名第2至第5位的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4个国家的总和。正因为如此，中国“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意义重大，同时也任务艰巨。
关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考量离不开六个基本的要素。
第一是“单位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被称之为“能源碳集约度”。这个指标与能源的品质和效率相关。比如说，像中国这样目前以煤炭作为一次能源主力的能源结构，单位能源碳排放量就相对较高。今后，随着火力发电的一次能源由煤炭向天然气进行转化，风能、太阳能、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比重的增加，以及核电的发展，单位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逐渐减少。
第二是“单位GDP能源消费量”，也被称之为“能源强度”。在工业化的初期，这一指标将会上升，但是随着工业化程度提高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落后产能的淘汰和工序设备的优化，能源强度将会转为降低趋势。因此从长期看，一个国家的单位GDP能源消费量曲线会在工业化的初期陡然上升，如果工业化发展顺利的话，又会在某一个时期出现下降趋势的拐点。
第三是“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被称之为“碳强度”。这个指标是衡量一国经济同碳排放量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单位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单位GDP能源消费量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碳强度的高低。
第四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活动的扩大，以及人们在吃住行上生活模式的现代化，人均的能源消费量将会增大，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应增加。
第五大要素就是“人口的总量与结构”。人口体量越大的经济体当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会越大，同时人口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第六大要素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上五大要素相互影响的结果最终体现在这一指标上。其实这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碳排放的关键指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拐点才是碳排放真正意义上的“峰值”。
一般而言，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首先会出现“单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 和“单位GDP能源消费量” 呈现下降趋势的拐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要相对滞后。然而只有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开始持续下降才意味着进入真正的转折点。
21世纪的第一个20年是借力科技进步和全球化，推动国际分工合作，实现全球性财富爆发性增长的20年。这20年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大分工了实现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二氧化碳的大排放。
中国在2000―2019年期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6倍。虽然单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GDP能源消费量、碳强度都已经通过拐点呈下降趋势，但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没有达到峰值。如何快速地达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拐点，并使其持续地下降是中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承诺这一宏大挑战的关键。
下一个20年，人类需要通过推动全球合作，快速推进大幅度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循环经济增长，通过提高发展品质来应对气候变化，保住来之不易的繁荣。
4月15―16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上海举行了关于气候危机问题的会谈。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两国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
国际能源署（IEA）预计，202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去年增加4.8%，碳排放增长压力依然严峻。中美作为21世纪前20年国际分工合作的最大推手和财富爆发性增长的最大受益者，在下一个20年责无旁贷地应该成为引领全球绿色循环经济增长的旗手。
郑后成：“绿色低碳”是
“十四五”九大发展方向之一
郑后成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
郑后成作《宏观政策“缓慢转弯”，护航经济恢复性增长》，提出：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开篇提到国务院编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纲要草案》量化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主要包括以下9个方面，分别是：着力提升发展质量效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预计以上九个方面将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重点方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工作报告》对“绿色发展”高度重视，体现在六提“绿色”，分别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使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推动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尤其是提到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包括“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等，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市场主体、交易市场、政策工具等多个维度提出了具体的引领要求。“绿色低碳”可能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投资主线之一。
图文编辑：王毅博
责任编辑：刘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