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镇江英租界，从1861年开辟到1929年租界被收回，69年的时间里，人们对它始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它曾使人愤恨，也曾让人向往。近代镇江的民众之所以愤恨，是因为租界侵夺了中国的主权，使镇江人民饱受欺凌；之所以向往，是因为租界带来了西方的近代文明，让镇江人看到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和希望。
壹 海关
海关原是中国政府独立自主的行政机关，但在《南京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清政府又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协定关税税则——《1843年税则》。中国海关从此丧失关税税率自主权。
清咸丰十一年正月十五日（1861年2月24日），清政府委派镇江关道江清骥到任。道在清代及民国初年是介于省、府（县）两级之间的行政监察区，主管官员称道台，是代表清政府全权处理涉外事务的权力机构；三月十八日，第一任外籍税务司林纳来镇江关任职。是年，镇江关正式开关。海关始设于焦山，以北岸江都七濠口为通商码头，设关船监管税收。
同治元年（1862年），镇江海关设立理船厅管理长江航政。同治四年，在镇江西门外江边运河口，东至风神庙，西至英国租界界址，南至镇屏山脚，北至江口选用了一块空地，占地20亩，仿上海海关建筑式样建造镇江关署，并建造了验货码头。
海关即迁镇江，撤销七濠口关船。在建造关署的同时，还在英租界内江边大马路的中部建造税务司署（又名税务司公馆）（图1）。由海关总税务司遴派外籍人员担任税务司。
图1
1858年，清政府与英、德、美、俄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随后又在上海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
《天津条约》内订有“中国政府海关之统一制度，适用于各通商口岸”的条文，这就把江海关由外人管理关务的制度推向全国海关。
1863年9月，赫德（Hart,Sir Robert）被任命为江海关税务司兼管汉口、九江、镇江和宁波诸海关，不久又被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并连任达48年之久。
赫德不仅制订了一套由外国人管理这个海关的制度，控制中国海关的财政收入，还干涉中国内政、军事、外交以及包揽港务、海务、邮政等。当然，这套由外人制定的海关制度对遏制走私、防止偷逃关税等方面，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要说镇江税务司，最著名的还是英籍德人德璀琳，他1872年任镇江海关税务司，1876年调往烟台海关，1877年正式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前后任期达22年。
在1878年到1882年以及1884年到1893年这13年间，德璀琳先后10次被推举为英租界董事长。其主要劣迹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胁迫开滦矿产负责人张燕谋阴谋夺取了开滦矿产。
当时的镇江社会也曾出现过外国洋行倒卖“洋票”获取暴利的特殊状况。
晚清时期，陷入财政窘境的清政府，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军的费用，于征税的常关外，又在全国各地设立厘卡3000多处，征收相当于通过税和货物税性质的厘金。于是商贾运输货物必须通关纳税，遇卡抽厘，负担很重。
在镇江经商的各地华商为减轻负担，往往托庇于洋商，向其购买洋票，挂上洋旗，有了外国特权，沿途关卡便不收税金，验票后立即放行。
“镇江20家外国洋行，均可向华商出售洋票洋旗。这也是当时镇江能吸收大批南北客商来此经商的一项特殊条件。” “因而，1875年镇江口岸进口的洋货中，申领子口税单（洋票）运入内地的货值竟占总货值的78.4%，高于各口之上。”
“洋票”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中国丧权辱国的状况和中国商人唯利是趋的本性，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经商的艰难，以及清政府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勒索敲诈。
贰 经济
近代镇江城市经济的加速发展，除了固有的优越地理区位外，租界的设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租界的设置和西方城市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租界里居民的生活和居住环境较为安定，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外国商人、冒险家聚居在租界，从事各项活动。
租界的设置也为外商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场所，从而大大地加强了镇江同世界和内地的经济联系。
镇江开埠后，外商在长江边一带设立了20多家洋行。“英商有怡和、太古、亚细亚、德士古、麦迪、华昌；日商有大阪，锦隆，一二，三井、三菱；德商有美最时；美商有美孚，以及其他国籍的禅臣、安利、捷成、沙逊、和记、福来德、东方等。”
他们大多在江边一带建有码头，停泊趸船，上下货物。有的洋行还擅自超越不平等条约所许可的范围，肆意侵犯我国的主权，他们在通商口岸销售鸦片，美其名为“洋药”。
“当时外轮直接向镇江进口‘洋药’，并由此转销附近各县及苏北各地，数量甚巨……由镇江报关进口鸦片6584担，在当时全国31个口岸中，仅次于上海和广州，居第三位。” “县志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是鸦片进口最少的一年，据海关统计运入有3500余担。”
在鸦片侵入的同时，侵略者的其他洋货也纷纷涌进镇埠。
洋布、洋缎、洋绉、洋纱、洋棉、洋糖、洋烟、洋火、洋碱、洋面、洋油、洋钉、洋锁、洋松等大量倾销，各种洋货充斥市场，满布城乡。
原销售外省的土布、土棉骤然停滞下降，日渐冷落，手工布机多半停机。原旱烟店纷纷倒闭。由于镇江是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的重要口岸，与此同时洋商又将内地的原料、大批农产品运往其他港口或国外。
外国经济的侵入，极大的摧残了本国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严重地影响民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早在19世纪70年代，洋油已从国外侵入镇江。首先是美孚(图2），后有亚细亚和德士古，它们相继占地建行立栈，逐步联合起来，垄断了镇江的火油市场，除了这三家公司外，别的油商不容沾边。后来，连苏北偏僻地方和苏南邻县都有这三家公司的直销点和宣传画。
图2
为了垄断市场，他们采取了种种手法，进行着残酷的经济侵略，小至医药上用的凡士林、臭药水、化妆用的生发油等都不放过。
同时，这三家火油公司为了主宰火油市场，分沾利润，避免倾轧，还作了一些相互妥协、相互制约的规定：
首先，价格涨跌必须共同议定，不得擅自定价；
其次，营业额要遵守比例。美孚原为55%，亚细亚为45%。德士古加入后，比例改作美孚42%、亚细亚38%、德士古20%；
再则三家公司在各地的石油可以互相调剂余缺，互换商标，互相转让销售额。
叁 宗教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如果说中英《南京条约》仅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忽略了宗教楔入之正当性的话，那么后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浦条约》，就把这个小漏洞给补上了。
鸦片战争后各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宗教传教自由得以载入约章之中。西方宗教的主要派别先后在开埠的地方及设立租界的城市建立了教会组织，修筑了教堂。
来华传教士初以法、英教会势力为主，19世纪60年代后美国势力渐为增强，他们凭借其本国教徒和教会的经济资助、完善的组织机构、灵活的传教政策和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
最早来镇江传教的是英国新教的差会组织——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1863年在镇江伯先路建立教会和药局；
1883年，由苏格兰官方支持的教会——长老会传到镇江，曾办有教堂、学校、医院和孤儿院；
1889年，美国北方卫斯理宗的教会——美以美会传入镇江，先后在大西路又新街口和小码头分别建立了福音堂，现位于大西路343号的福音堂就是美以美教会传教士郎登·库思非所建设。
在教堂南边，还建有一座红、青砖间砌的铁皮顶二层楼房，这就是教会小学“崇真学校”。
另外在风车山上还建有“崇实女中”和“基督教妇幼医院”，分别建于1924年和1914年，都是砖木结构的券廊式楼房。
传教士为了缓和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更好地接近广大百姓，采取了穿中国服装、与百姓谈心的办法，以达到其布教的目的。
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小名安德鲁）和母亲卡洛琳（小名凯丽），是一对执着的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1880年7月，他们新婚后不久即踏上到中国传教的漫漫征途。
赛珍珠一家（左一为赛珍珠，左二为赛兆祥）
赛兆祥在镇江传教多年，赛珍珠在《战斗的天使》这篇文章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安德鲁在他一生的这个时候确实是非常积极地去争取灵魂。瞧他，身上穿上中国长袍，头发也任它长长并编成一个辫子。因为他心里明白，他的高大身躯和洋人面孔是会吓着乡下人的。”
为了扩大教会队伍，拉拢民众入教，教士们有目的地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百姓，“因为安德鲁和凯丽等筹集了食物，还从国内的家乡和教堂筹集了金钱，尽力为人们减轻一点灾难的打击。人们热切的期望远远超出安德鲁所能提供的帮助。他们纷纷挤进各礼拜堂，呼叫着要求得救。当他们发现，所募集的东西不够人人都有一份时，许多人又离开了礼拜堂。”
有的传教士还采用中国经典与西方形制相结合的形式来宣传教义。真道堂位于镇江城西宝盖路127号，是由基督教牧师王泰真等人兴建的，“该教堂的建筑形制与一般基督教堂不同，很有特色。
其他基督教堂一般都使用西洋式的瓦楞黑铁皮攒尖顶，而真道堂则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形式的‘歇山式’大屋顶等形式”，很显然，真道堂的建筑完全是中西混合体。
基督教传教士集传教、学者、政客于一身，进入镇江后，他们传教、译书、替教徒诉讼，就医办学，兴办慈善事业，办报出版，参加社会活动，同时他们也与达官显贵频繁交往，与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广泛接触，开展政治活动，这些都对镇江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张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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