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调研》2021年第一期发布了文章——《关于当前我国考古工作面临的编制与从业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陈星灿 常怀颖)，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随着现代化的浩荡推进，建设事业的高涨，我们的土地被前所未有的翻动着，导致越来越多的古代遗迹、墓葬等重见天日，同时，不少历史书的凿凿说辞正接受着考古实物的答辩，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将被现代人更为深刻地阐释，而这些都离不开考古工作的发展。
前些日子，四川三星堆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通过直播，人们看到了那些身处一线的考古人员（四分之三都是90后），他们身着防护服，或在现场用铲刷谨慎地发掘，或在实验室对文物细节进行认真的分析，亲手感受着来自3300年前的第一手遗存文物，看起来还挺酷的，不是吗？
说真的，把考古作为一个人安身立命的职业，怎样？这篇业内人士撰写的调查报告告诉你：难！
——当前我国考古工作面临编制与从业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
“以我国国家级考古科研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例，至2020年，该所编制仅为140人，实有人员133人。
该所各考古队缺编严重，在30多个田野考古队或课题组中，大部分遗址的实际在编工作人员仅有1名，有的考古队仅有建制而无法补充人员。
在一些重要遗址，人手短缺情况严重，如著名的二里头遗址仅有2名在编工作人员，殷墟遗址仅有4名在编工作人员。”
触目惊心！国家队尚且如此，省队的情况完全可以想见：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现有编制131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17人。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来实有编制仅40人，2018年改制后增编为80人。
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有编制52人，2019年改制后增编也仅有88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有编制61人
江苏，省级文物考古事业的专业行政单位是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其编制仅有30人。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人数为50人。
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所则都仅有21人的编制。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有编制42名，聘用待岗硕士30余人。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70名，聘用待岗硕士20余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数为50人。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数49人。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数43人。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数40人。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数25人。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制数28人。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数仅7人。”
考古大省陕西、河南，其编制才100多号！海南省竟然个位数！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且“各省级事业单位的现有人员编制中，还包括了其财务、行政、后勤和安保人员。若将这些人员的编制数目扣除，各级文物考古部门实际可参加野外工作的人员数量会更少。”“更严峻的是，全国市、县级的基层文物保护力量更加薄弱，基层文物管理机构多不健全。”
文章打了一个比方，“若以国土面积计算，每名考古人员需要承担4571.4平方公里的考古勘探与发掘任务。新疆、内蒙、青海、西藏、云南、贵州六个省、自治区的235名省级考古工作人员，则需要承担全国56%的国土面积的考古工作。”欲哭无泪。
那么，全国的考古工作真的就靠编制内的2100多人承担吗？为了解决供需矛盾，“大部分省级文物考古一线单位，多数采用聘用待岗的形式，以技师、研究助理等方式聘用硕士研究生作为聘用制员工，边工作边等待编制。”但是我们知道，有编制和聘用制，其待遇程度与稳定性是完全不同的。所谓我们读到看似光鲜的“考古人员”云云，其实隐喻着巨大的悲哀。
现实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考古后备人才正在流失，中国的考古工作有陷入后继无人、孤立无援之境的危险。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发掘将由盗墓团伙进行，一个接一个，肆无忌惮，将盗掘的文物轻易贱卖。我们的三三两两的考古队员，姗姗来迟，疲于奔波，打扫着一个接一个的“残羹剩炙”，还受着世人的质疑，甚至谩骂。
考古反哺着历史研究，如果我们总是擦盗墓贼的屁股，靠着几片散乱无序的碎瓦进行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由此仍是团团迷雾，疑窦丛生，甚至陷入停滞与倒退。
文章提到“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固然有毕业生因为考古行业的薪资待遇较低，在省会及以上城市家累(拓跋案：此处不通，或应为“压力”)较重而主动转行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因为文物考古事业单位岗位编制不足，文物行政管理岗位稀缺，造成了专业后备人才的流失。”
原因有很多，但是编制和待遇无疑是最牵动人心的！我们不能欺负老实人，总期望着考古工作者都“用爱发电”，只靠着他们廉价的热爱来鼓动他们从事这份事业。
我们的年轻人中，越来越多的感兴趣于自家的历史文化，感兴趣于考古，就像直播中的那些认真的90后学生，绝不会辜负这项事业和使命。反过来说，我们的国家也不应该辜负这些考古工作者，不应该拿着直播和宣传视频去“套路”那些天真赤诚的心。
要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群沉默的、不善言辞的人，最终自会有他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