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兴杰，经济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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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减少不可避免
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则简短的消息：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具体数据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消息迅速登上热搜。
上热搜的原因是：早在今年3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就已宣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已到最后的数据审核汇总阶段，结果将于4月上旬发布。
一个多月过去了，时间到了5月，统计数据还是迟迟不出。“七普”历时几个月，统计汇总那么长时间，是否有什么大变数？
深层次忧虑是：这次人口普查，中国将从人口总量的峰值转头向下，变成一个人口逐步减少的国家。这样的公众舆论并非空穴来风。
全国数据没有公布，一些地方人口数据正陆续透露。据人口学家梁建章汇总媒体消息，温州、合肥、广州、银川、台州、宁波、潍坊、黄山、贵阳等地报告，发现2020年全年或前几月的出生率，相比去年同期，降幅在9%至32.6%之间。
今年2月，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报告，从另一侧面反映问题严重性。这份报告指出，2020年出生并到公安机关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
如果说“出生并登记”不够准确，不妨看趋势。《2019年全国姓名报告》，当年出生并登记的新生儿数量是1179万。从2019年到2020年，下降14.9%。
考虑到公安户政部门的统计规模，基本排除误差；再考虑到趋势性，结论已经出来：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正处在陡峭的向下通道。
中国人口总量正不可避免减少。至于“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是不是真的，不影响结论。用静止状态看待人口问题，无异于刻舟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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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人口漩涡
很多人对“中国人口总量减少”的结论无感，甚至隐隐然有“这一天终于来了”的欣快。
多年计生教育下，国民普遍持有“中国人太多”的心态。他们没意识到，中国面临的人口减少不是西方国家那种长达半个世纪的人口平缓向下，而是剧烈的人口漩涡。
第一个人口漩涡，是人口断层式减少。
据上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80后为2.28亿人，90后为1.74亿人，00后为1.46亿人，降幅分别是23%和16%。只用了二十年时间，中国新出生人口就减少超过三分之一。
80后出生于上一次“婴儿潮”（这次“婴儿潮”的原因是建国后“婴儿潮”）。等80后进入生育期，新一拨“婴儿潮”（即00后和10后）没有发生。
80后如此，何况数量更少的90后和00后？无须预测，未来每隔十几年，年轻父母们将不断减少。他们的下一代，大概率也将继续减少。
这是一个向下的漩涡。每隔一代人，减少三分之一。有数学思维的人知道这个趋势的可怕。
当下中国人口虽多，从建国之初的5亿到现在的14亿，只用了七十年时间；一旦趋势掉头向下，我们这一代人，极可能见到中国人口重回10亿以下的规模。
除非在这期间，生育率大幅提升，扭转趋势。而这难度非常大，大到几乎不可能，因为我们面临第二个人口漩涡：城市化。
第二个人口漩涡：城市化带来生育意愿降低。还是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城市的总和生育率为0.88，镇的总和生育率为1.15，农村总和生育率为1.44。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从这几个数据就能看出问题严重性：中国无论城市乡村，人口都已不能维持自然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妻生育2.1个孩子的总和生育率），城市尤其严重。
据梁建章研究，北京生育率为0.71，上海生育率为0.74，天津生育率是0.91。中国的大城市生育率之低，位居世界前列，比欧美甚至日韩的城市生育率还低。
二线城市的生育率略高，但也普遍不到1.0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城市每隔一代人，新生人口要减少一半。
中国城市的逐年膨胀不靠自身人口发展，而是以吸收中小城市和农村人口实现的。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近些年中国各个城市不断降低落户门槛，给予福利的“抢人才”政策。所谓的“抢人才”，其实就是“抢人口”。
2020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为60%。这和真正意义的城市化并不相同——很多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迁徙，大规模人口住在离农村不远的城镇。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未停止，还会有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一直到国际通常的80%左右，才会停下来。城市化在创造巨量财富的同时，也在消耗人口。
人口学界谈到国际常见的城市低生育率现状，经常有一句描述：城市是人口的熔炉。
把这一句话放在中国，差不多可以改成：中国大城市是人口的超级熔炉。它的规模更大，生育率更低，对这个国家的人口消耗作用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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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人口漩涡
中国的人口漩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最突出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它是人口出生率在过去三十年急剧下滑的重要原因。
中国80后一代人大多有兄弟姐妹，到90后则突然全变为独生子女家庭。这种情形在城市尤为明显。
要扭转人口漩涡，第一步应是废除限制生育的政策，改为倡导和鼓励生育。中小学教科书和社会舆论，应停止宣传“中国人口过多”“人口是负担”的错误观念。
改为教授正确的人口知识：生育是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人口不只是财富消费者，更是财富的创造者。社会进步发展，离不开人口的繁衍增殖。在社会和经济政策上，要形成鼓励生育的大氛围。
除此之外，面对“城市化”这个超级漩涡，情形就变得格外复杂。
城市化源于人们的自由选择，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对个人来说，城市化意味着更多机会，更美好生活；对国家而言，城市化就是现代化，它是产业聚集、财富爆发、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
中国不可能为扭转生育率，就停止城市化进程。那样代价巨大，没有人道，也缺乏可行的操作方式。
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中，避开低生育陷阱，实现长远繁荣。
提升生育率的总目标，可以是分阶段的：近期止住生育率下降趋势，防止人口黑洞越陷越深；中期达到日韩水平，生育率企稳复苏，回到1.0以上生育率水平；远期达到欧美国家水平，最后实现2.1以上生育率水平。
这条道路有指标参考和经验借鉴，才是真正的人口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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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如何让人生孩子
城市的物质条件和医疗教育水平高，按理说有利于生孩子；但各国经验昭示出，城市人更不爱生孩子。其实不难理解：城市生活的紧张竞争和丰富多彩，分散了人们对家庭的关注。
孩子与其说是快乐来源，还不如说是沉重负担；城市人拥有更多选择自由，他们倾向于通过自身奋斗改善生活，而不是将任务交给孩子。
此外，城市看似有丰富的物质条件，但限制和门槛也很多，养育孩子的成本居高不下。
人们错误的观念导致生育成本变得极为高昂，超出普通人负担——最典型的是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对孩子教育过度重视，使得生育代价极为高昂。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从土地政策看，中国应加大城市土地供应，降低住房价格，增加家庭住房面积。
这个政策适用于大城市，同样也适用于中小城市——从一般规律看，中小城市的居住条件往往更好，这些城市的发展，也有利于舒缓大城市的压力。
发展二三线城市，利于中国优质产业从一线城市分流，年轻人有更多选择空间。
中国应形成独特的“生育产业”：从奶粉、婴护到产房、托儿所到学校，政府应给予宽松优厚的政策。
按照梁建章的建议，中国应用GDP的2%到5%来奖励生育（即2万亿到5万亿的投入），其实这些投入可用退税免税、放宽管制来实现。
大城市是各种反婚反育、不婚不育思想的策源地。很多人鼓励及时行乐，“只问今生，不顾将来”，先锋的女权思想更是挑动男女对立，宣扬婚姻生育是“剥削压迫”，这造成大量年轻女性恐惧婚姻，恐惧生育。
城市女性首婚首育的年纪，一再后延，这是城市女性生育率一路走低的原因。
2015年全国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十个省市
正如宣扬“工人和资本家天生对立”不能让工人生活更好，挑动男女对立，破坏男女合作的女权思想，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女性处境，甚至可能让她们面临更大风险。
稳定的婚姻家庭是绝大多数人生活幸福的保障，尤其老龄化时代，不婚不育者将面临巨大的风险。生育孩子，正是解决这些危机的出路。
有鉴于此，正确的婚育观念和男女合作之道，也应得到重视普及。一个男视女如奴婢，女视男如雠仇的时代，人们怎么愿意多生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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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微博上有一个热搜标签“低生育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吗”，似乎是为即将公布的人口数据吹风，以便于人们从容接受。
从大趋势来说，生育率降低确实不可避免；但像中国这样，生育率降到不能维持正常更替、将来持续萎缩的地步，绝对不是正常。
严峻的事实要求我们要改正错误政策，实行挽救式的政策，从而避免更糟糕的结果。
对个人和家庭而言，生孩子最直接的受益者，永远是父母。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生儿育女从来都是值得祝福的选择。
不是“为国家生孩子”，而是为家庭生活的长远幸福。迈过生活的波澜起伏，穿越历史的兴衰，人生一路向前，只有家庭和孩子才能带来延绵不绝的动力。这种丰富的人生体验，不是那种悲观短视者所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