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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孝廉下的衍生品:“二十四孝”故事为何多发生在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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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 2021-05-01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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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83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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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浙江湖州营盘山景区内的一座“乳姑不怠”的雕塑引发热议。目前 雕塑已被拆除。

这座雕塑出自“二十四孝”故事,抛开其中的少数“过分孝行”,故事整体是在弘扬“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古人为什么会编纂一个“二十四孝”的故事集,而其中的故事又为什么会发生在东汉呢?

跻身治国大道:“孝”的一场升华

《二十四孝》的作者、成文时间目前尚有争议。历史学者杨伯峻在《经书浅谈》认为,《二十四孝》应该是元代郭守正将24位古人孝道的事辑录成书,由王克孝绘成《二十四孝图》流传世间;到了清末,再由张之洞等人将其扩编至《百孝图说》。

无论这份关于孝顺的故事集是如何流传,但有一点可以发现,就是其中绝大多数的故事都发生在东汉,这是为什么呢?

二十四孝书影。图源/网络

“孝”这件事,从诞生开始,就有着温暖美好的意味。早在远古时期,人们便有了“孝”的意识。不管是略显神秘的“生殖崇拜”,还是各式各样的“敬天祭祖”,都为“孝”这样的行为赋予了最初的含义,即敬仰与崇拜祖先、希冀福泽与庇佑。商代卜辞中,孝头上的“爻”,也带着点生命延续的美好期许。

先秦时期,人们对“孝”也有了更接地气的理解,便是从心里敬爱自己的父母,也是在这一时期,“孝”渐渐脱离了简单的日常行为,被纳进了道德体系,成为人们所追逐的崇高品德中的一种。孔老夫子,算是其中的主要推动者。

《论语》有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这么一来,“孝”成了人生在世的立足根基,只有做好这一点,才有资格谋求下一步的发展。孔夫子对“孝”还有着特别的认识,比方说,孝的核心是“敬”,也是对父母诚挚的爱。那要怎么做才算真正的孝顺父母呢?按照《礼记》的说法,便得有“和气”“愉色”“婉容”,时时刻刻都得对父母客客气气、和颜悦色,而且还必须发自内心。

《孝经》的出现,不仅将“孝”定义为“德本”,视其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让“孝”有了自己的概念体系,还给了人们一本行孝“说明书”,把通过什么方式行孝、孝的原则、意义这些问题,讲得一清二楚。

真正的升华发生在汉代。在汉廷对儒家学说的极致推崇下,“孝”奋起一跃,从简单的道德要求,变成了治国方略中的关键一环。

刘邦建汉,在儒学的影响下,便慢慢有了“孝治”的做法。其妃子唐山夫人所作的《房中祀乐》中便唱道:“皇帝孝德,意全大功,安抚四极。”不过,这时的孝治还比较笼统,也就是针对宗室诸王,封个同姓王,共同维护统治。

到了汉惠帝时期,“孝悌”成了教化百姓的一种手段。据考证,惠帝重孝,可能和叔孙通、四皓有关,尤其是儒者叔孙通。作为惠帝的老师,他不仅让“以孝治天下”成为汉室宗法利益中的主要内容,更想出了给皇帝的谥号加上“孝”字的“创举”。

汉儒叔孙通的影视形象。图源/网络

汉代推崇“孝”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

首先是统治者以身作则,带头行孝。《二十四孝》中的“亲尝汤药”,说的便是汉孝文帝刘恒的故事,文帝还专门设立孝经博士,其子景帝对待自己母亲窦太后也是好得没话说。

再来,便是大肆表彰孝举。据《汉书》《后汉书》记载,自西汉惠帝到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道的褒奖、赐爵多达三十余次,各地还设有专门负责鼓励和保证孝道执行的官员,称为“孝悌”“三老”。与之相对,在汉代要是有了不孝的名头,不仅会受到谴责,更可能触犯刑法,而且“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最严重的可能会丢掉性命。

如此而言,汉代孝子、孝行故事众多,也就说得通了。

勾连仕途:东汉与察举制

推崇孝道让汉代孝子多起来不假,可为什么这些孝子的故事偏偏能让世人知道,还有了记录在册的机会呢?难道人们孝顺父母,还拿着大喇叭宣告不成?

两汉时期,人们的孝道、孝行真的受到瞩目,甚至还会和官运仕途产生直接关联,这背后是两汉对“孝”的另一种推崇形式——察举制。

察举制始于汉朝,顾名思义,这种制度下,人们可以通过他人举荐来做官。而举孝廉,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所谓孝廉,即孝子和廉吏,后来合二为一,成了一种制度。相对于“廉吏”,“孝”更为注重从民间选拔人才,用大白话来说,即便你出身草民,但若行为向孝,感动世人,不仅有做官的机会,兴许还能成为大官,一举光耀门楣。

兴廉举孝的产生关乎着汉廷对人才的渴求以及教化百姓的需要。 汉高祖在位时,便开始要求官员们,但凡发现“有意称明德者”,必须得“劝为之驾”,汉文帝更是直接下诏:

“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

要求全国上下举荐“孝悌”“力田”和“廉吏”,为了鼓励大家应选,文帝也是备足了诚意,决定赏赐三老每人帛五匹,孝悌和力田每人帛二匹。

真正的察举制始于汉武帝时期,主要推动者是大儒董仲舒。武帝元光元年 (公元前134年) ,在董仲舒的提议下,各郡、国分别察举孝廉一人。 “举孝廉”这种制度很快开展起来,逐渐成为汉室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 对各郡、县的官员来说,察举孝廉不仅是责任义务,还和自己的乌纱帽有着直接关系。

西汉大儒董仲舒画像。图源/网络

到了东汉时期,察举制真正成熟起来。一来“孝”“廉”合为一科,且逐渐被固定下来;二来如何察举、向谁推荐等问题都被具体落实。比方说,按照当时的规定,察举的名额和郡国人口有关,郡国人口二十万以上的,每一年推举一人,不满二十万的,两年推举一人。三公、监御史、州牧、郡国首相等都有察举人才的资格。士人被举孝廉之后,大概率会被拜为郎中,然后内升谒者、尚书侍郎,或者外放县令,转升太守。概言之,“孝廉”渐渐地成为将草民百姓与官运仕途连接起来的一条通途。

“举孝廉”兴立之初,给汉廷带来了实打实的好处。一时间,读书人竞相开始追求孝廉,社会风气逐渐向好,而且越来越多品行优良的人才被发掘,为官执政,不少官吏还成了国家的股肱之臣。

“二十四孝”中的主人公,有着“江巨孝”之美称的江革便是如此。王莽时期,国家动荡, 当时,临淄有个叫江革的人,他从小失去了父亲,只有母子两人相依为命。 那时各地战乱不断,盗贼四起。盗贼不仅抢财物,还常常把家中的男子抓去逼着入伙。江革为了避乱,背着母亲弃家逃难。母亲年迈,腿脚不方便,为了尽量减少母亲的颠沛流离之苦, 江革整天背着母亲奔波。一次 ,他们遇到了贼人,江革痛哭哀求,希望留下自己一命以照顾母亲。盗贼们被他感动,还给他们指引逃难的方向。后来回到乡里, 江革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孝子,母亲走后,他卧在冢庐旁睡觉,丧服期满,都不忍心离去。

二十四孝之“江革负母”。图源/网络

天下平定后,到东汉明帝时,江革被举为孝廉,后升为司空长史、五官中郎将。汉章帝十分欣赏江革的德行,在他去世后还专门在诏书中称赞其孝举:

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国家每惟志士,未尝不及革。(《后汉书·江革传》)

被举孝廉,出世入仕,报效朝廷,这成了许多东汉重臣的人生轨迹。东汉名士李膺、范滂、符融皆是如此,辅佐曹操半生、美名流传至今的谋士荀彧,最早也是出身孝廉。

某种程度上看,此时的“孝”,不再是单纯的美德,也不光是治理方略。在朝,成为一种伦理秩序和官政准则;在民,则是言行的指导细则和求取功名的考核“科目”。

归于落寞:“孝廉”的变味

按照最初的设想,举孝廉应是于国有利的,可为什么后来这种制度又逐渐被抛弃了呢?

首先,通途渐渐成了捷径。对士子而言,寒窗苦读多年,还不如对父母好点,装装孝子的样子,便能换得功名,这样的“买卖”确实“划算”,所以一时间,为了求名而弄虚作假、沽名钓誉者不在少数。

《后汉书·陈蕃传》中就记录着这样的例子。有个平民叫赵宣,下葬双亲后没有封闭墓道,吃住都在里面,地方官员感念其孝心,把他推荐给陈蕃。谁知一见面就漏了馅儿,陈蕃一问,原来赵宣的五个孩子都是服丧期间所生,气得大骂赵宣——你睡在墓道里,样子做足了,结果在墓中养育儿女,这是欺世盗名,辱没鬼神!赵宣没求到一官半职不说,还因此获罪。

东汉名士陈蕃塑像。图源/网络

再来,就算百姓端正了心态,可举孝廉的权力基本掌握在大族手中。“孝廉”早期全凭推荐,没有任何考核程序,所以,谁孝顺谁品德好,举荐人说了算。到了后期,干脆变成了“权”和“钱”说了算。据统计,顺帝初年,河南尹田欲察举六名孝廉,其中被大族指定的就有五名。钱财贿赂也是一种方法,考古工作者曾在东汉墓葬中发掘一块“吾阳成”砖刻,上书十九字,尽是对东汉时期为举孝廉而贿赂成风的痛骂与控诉。

最为可怕的是,凭着推举孝廉,高官的门生遍布天下,诸多“孝廉”逐渐缠绕出一个个世家大族,乃至一人身死,三百二十人“作谥”。正因如此,推举“孝廉”变成一场风险投资,甚至是利益交换,察举之时,官员们还要计算“预期回报”,以至于“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此后,门阀士族们把持朝政、横行霸道,也就有因可循了。

当然,统治者也曾意识到这个问题。汉顺帝时期,名士左雄还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制”运动,增加“限年考试”之法,尝试用客观的考核制度挽救走向歧途的察举制。

作用倒是有,却没能阻止孝廉的“落寞”。正如《抱朴子》中所嘲讽的: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将怯如鸡。”

毕竟,当始于人性深处的温暖与慈悲,交织起利益和权名时,变质变味怕是无可避免。

好在举孝廉止步于旧时,遵孝道却传承至今。有关“孝”的暖意,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正在用更多元的方式传递给长辈。正如景区雕塑事件发生后有人评论:“孝”没有错,错的是把孝当作搏名谋身的方式。

参考资料:

[1](东汉)班固著;孙建军主编.汉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

[2]纪连海著.纪连海点评 后汉书 上[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3]纪连海著.纪连海点评 后汉书 下[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4]董大中著.二十四孝评点与考述[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

[5]罗国杰著.罗国杰文集 下[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6]杨志刚,于军.中国古代“孝”文化述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4):241-242.

[7]季乃礼.论汉初的“孝治”[J].学术月刊,2000(09):87-92.

[8]黄留珠.试论东汉举孝廉制度的利弊[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2):90-92.

[9]曹婉丰.从“孝悌”到“举孝廉”——略论汉代政治与伦理的同构[J].现代哲学,2020(06):142-147.

END

者丨念缓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袁晓

排版 | 于嘉夫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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