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命也是独一无二,十分宝贵的!”随着印度疫情大爆炸,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等印度多座大城市,再次启动了隔离封锁计划。但所有人都清楚,这一次的隔离封锁和去年大相径庭,仍是所谓“灵活抗疫”的一部分。

事实上,与其说是在“抗疫”,不如说是在已经沦为“人间炼狱”的印度大都市中,给予市民一剂安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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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阅读了所有新冠新闻和自己附近的死亡消息,当真的感到了恐惧和担忧,我害怕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冰冷数字。”

“虽然我还有工作,但我不想留在那座城市(苏拉特)里了。”

“去年,我回到了工作上。但是这次,我不想等待经历这一场封锁隔离。”

“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在社交软件上看到死亡消息。”

桑吉特·库玛(SanjitKumar)在村中的公共电话旁,接到了国外媒体采访电话——他在一周前逃离西海岸大都市苏拉特,回到了比哈尔邦乡村。

在印度大都市里的人,有些没得选择,只能默然接受,毕竟手停口停。可也有更多的人,宁可支付高昂的火车票钱,也要逃离这些大都市,尤其是各大城市里的“漂族”。

逃离苏拉特已经一周的桑吉特如今余悸仍未消。

那“末日炼狱”般的都市景象,让他永生难忘。

自4月23日以来的七天里,印度新增病例都超过三十万,一周平均新增更是高达357040,一周单日平均死亡人数也超过三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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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带来的后果就是孟买等大都市的医疗系统被击穿,火葬场成了大都市里最繁忙的机构。

甚至为了满足已经超负荷的需求,就连公共花园、停车场都已经沦为了举行火葬的地方。

亡者的家属们,甚至不得不穿梭在火葬场的各处角落,从此处或彼处,乃至于别人未烧完的柴火中,捡取木头或干草,来为亲人送完最后一程。

而在远离孟买、新德里、苏拉特等大城市的省邦郊区——譬如桑吉特所在的比哈尔邦的乡村,却仍然拥有着疫情海啸里的一份“岁月静好”。

桑吉特的村庄在春季之中已是一片郁郁葱葱,这个印度东北部省邦虽然也没逃过疫情的波及,但迄今为止的新冠病例,却只有四十万出头,是印度疫情“震中”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十分之一不到。

而且大量的病例,都主要集中在城市里,像村庄其实很少被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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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特、孟买等城市的贫民窟,虽然号称“贫民”,但其实这只是印度版的“城中村”,这些来自印度各地的打工人,虽然跟大都市里的中产阶级甚至普通市民的收入比起来有所不如,但在印度仍属于“中位收入”以上的人群。

在孟买贫民窟中,居民的收入在138-449卢比之间,这在印度已经是很不错的收入。

除非是定居在贫民窟的“真贫民”,哪怕是如桑吉特一类的漂族,在面对新冠大流行时,是有得选的。

所以大都市的市民,有很多人因此纷纷出逃。

譬如去年印度第一次封锁,大量的印度漂族,就纷纷踏上了回程的旅途,哪怕彼时因为“印度全境封锁”宣布的非常仓促,但全印仍有四千五百万“漂族”,还是宁可徒步回乡,也不愿意停留在大都市的贫民窟里。

因为贫民窟的环境太恶劣了。

在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中,平均1440人共用一间厕所,而78%的贫民窟厕所还缺水严重。

同时,在大都市里的贫民窟中的物价水平也远超偏远省邦乡村,所以停工后,贫民窟居民回乡,不仅能够避疫,还能极大的降低生活成本。

而由于今年印度政府采取了“灵活抗疫”的措施,虽然孟买、新德里等大城市再度封锁,但却跟去年第一次封锁时,大不相同。政府既没有完全关停火车线路,也没有全面让都市停工停业。

后者的“工作放宽”,既是为了保证经济和就业率也是为了避免大量漂族踏上返乡旅程,将此次“新冠海啸”波及到尚还宁静的乡村。

事实上,如今被封锁隔离的大城市里,只要出示证件,就可以正常出门买菜上班,只是部分商业活动受到了限制。

不仅仅是桑吉特这样的普通漂族逃离了苏拉特这样的大都市,就连富豪们也纷纷离开大都市。

这些带来的后果,就是新冠海啸终于随着漂族和富豪们的脚步,波及到了偏远的小镇和宜人的度假胜地。

拉贾斯坦邦科塔市的拉杰什·索尼(RajeshSoni),在本周二花费了八个小时,将确诊新冠的父亲从一家小医院中,带到了另一家医疗设施更好的大医院里。

但贫穷的他无法呼叫救护车,摇摇晃晃的“嘟嘟车”(一种三轮车)是他唯一的选择。下午5点,在拉杰什奔波了两家医院后,他依然没能为自己的父亲找到一张床位。

由于他父亲的病情恶化,拉杰什决定结束对医院病床的搜索。

“把一切都留给了命运。”

“我正在家里给他开药,但我不确定他会活下来。”

“我不是一个有钱人。我花了我所有的钱来付给嘟嘟车司机和医院。现在我要借一些钱在家里买一个氧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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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杰什和他父亲的医疗处境在新德里、孟买十分常见——由于大都市沦为了“疫情炼狱”,医疗穿底和殡葬饱和,当地的市民往往“缺床少氧”,

而印度人除了亲戚,对接触新冠患者都十分抵触。想要找到车辆,或者帮助的人,往往需要付出不菲的价格——能花钱找到人,已经很不错了。

但在拉杰什所在的科塔,这样的一幕幕,却是从来没有经历的过。

可随着新冠海啸的波及,这样的情况却越来越频繁的发生在偏远的省邦、小城市甚至乡村之中。

在科塔,自新冠大流行以来一共录得了六千余例的新冠确诊病例,死亡病例为264人——其中却有35%发生在四月份。

四月七日之前,科塔确诊病例上一次翻一番的用时是72天,而如今则是27天。

在北方邦阿拉哈巴德,截至到今年4月20日,阿拉哈巴德一共录得新冠确诊病例54339例。但在此后的十天不到时间里,就新增了11318例。

新德里宛若地狱般的景象,让世界震撼万分,但新德里、孟买等大都市,毕竟是印度的菁华所在,医疗资源堪称全印顶级,绝非其他省邦的中小城市可以比拟。

但在“新冠海啸”下,这些大都市尚且“最终穿底”,何况其他小城市呢?

大都市和小城市有万千种不同,但相同的是底层的贫民们,只能在新冠海啸下瑟瑟发抖,有所选择也不过是逃到乡村,一如桑吉特。

可疫情一直无法控制,桑吉特的比哈尔邦中的农村故乡,又能幸免于难多久呢?

讽刺的是,当印度穷人们拼尽全力寻找一张病床,倾家荡产购买一瓶氧气,一剂瑞德西韦的时候,印度的富人们却或远走英国避疫,或飞赴马尔代夫度假,留下一群群的印度穷人哭天抢地,徒然批评莫迪。

而最讽刺的是,本轮印度的“新冠海啸”却是缘起于孟买富人区的高层公寓之中。

4月29日,印度全国新冠累计死亡病例超过了20万人,其中有两万人的死亡,发生在最近一周。

如今离开新德里的火车车厢,空落落的,因为不是每个穷人,都舍得放弃工作。

而在封锁前,印度乘飞机离开的富人们却十分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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