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河洛探源
上一讲我们解读了“河图洛书”的传说和“根在河洛”的重建，那么“根在河洛”具体有什么依据呢？河洛文化根源性的时空范围是什么呢？我们又该避免哪些误区呢？
一、河洛大地：华夏文明源地
（一）文明源地的四个要素
重建河洛文化根源性必须明确文化源地与单个文化特质的起源地的不同。今天的中华文化，是由众多的文化特质构成的。重建河洛文化根源性，绝不是要将中华文化中所有的文化特质的源头都追溯到中原。所谓的文化源地，是文化圈生长的核心，在该文化圈内其他地区所享用的文化成果是由文化发生源地传播而来的。学术界一般将青铜器、文字、城市和国家作为文明发生的标志。[1]而这些文明发生的标志，都最先出现于河洛地区。
中国青铜器的滥觞，是在龙山时代。在许多的龙山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人们已经开始使用铜器的证据。在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时代，华夏文明已经正式进入青铜时代。而且其青铜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高超的水准。在二里头二期和三期遗存中均发现了铸铜作坊遗址，并在此附近出土有相当数量的炼铜坩埚和陶范。这表明当时的青铜冶炼已经初具规模。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工具、兵器和礼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生产工具有铜锛、铜凿、铜簇等，一般器小而薄，造型简单，但种类繁多。特別是消耗量较大的青铜簇的出现和铜鑺范的出现，说明当时对于小、中型的青铜工具已能大量生产。尤其是在二里头出现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后世礼乐文明的远源。在二里头所出土的青铜爵，被人们称为“中华第一爵”。
关于汉字的起源，传说中有河南南召人仓颉造字，从此人类掌握了超越文化的力量，以至于“天雨粟，鬼夜哭”。在洛宁县还有一处仓颉造字台，被认为是传说中仓颉造字的所在。现代学者多认为，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能与文字的起源有关。著名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认为夏代应该已经有了文字，他说：“从我们现有的知识来看，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前就创造了完整的文字体系的。根据绝大多数史学家的意见，我国大约在夏代进入阶级社会，所以汉字形成的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夏代。”[2]虽说，我们尚未发现夏代的文字，但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文字了。裘锡圭先生说：“商代后期的汉字不但已经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而且在有些方面还显得相当成熟。”[3]
城市的出现应该以城墙为标志，在郑州西山仰韶文化遗址中明确发现了城墙的遗迹，现存城墙残长265米，宽3-5米，高1.75-2.5米，全部为版筑而成，还发现两座城门，整个城址面积达3.45万平方米。[4]而进入龙山时代的王城岗遗址已经是公认的城堡了。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展开，在王城岗一带又发现了更大规模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在新密市的新砦遗址，也发现了大型的城墙和壕沟等，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夏启时代的都城。
夏代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因而也是华夏文明最早建立的国家。[5]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传世文献的记载中，夏代已经有了完整的国家机器。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监狱在夏代已经出现，相传在夏帝槐的时候“做圜土”，根据郑玄的解释，“圜土，狱城也”，[6]也就是监狱。传世文献中还记载夏代就已经有了成文法，《左传》中就有：“夏有乱政，而作禹刑。”[7]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夏代还有了贡赋制度，《孟子》中说：“夏后氏五十而贡。”[8]传世文献记载夏代在夏王之下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分官设职的情况。见于记载的有“六卿”“车正”“太史令”等。考古发现也证明了夏代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墓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鲜明地表明着墓主人的三种社会身份。在二里头遗址中也发现了宫殿宗庙建筑遗迹。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遗址可能是王宫，二号宫殿遗址可能是宗庙。正如黄有汉先生所言：“二里头文化中的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是夏代高高在上的王权的象征。夏后氏完全发展成为国家的君主，都邑和宫殿的出现，表明夏代王权的产生。”[9]
作为文明出现标志的青铜器、文字、城市、国家都出现于河洛大地，中华民族在河洛大地迈进了文明的门槛，这些都无可争议地证明了河洛地区作为中华文明文化源地的地位。我们的先民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披荆斩棘，跨越了蒙昧和蛮荒，用他们手中古拙的耒耜划破了大地亘古的沉寂，开启了东方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二）成为文明源地的自然条件
河洛地区之所以能成为华夏文明的文化源地，也并不是偶然的。文化地理学家们普遍认为，作为文化源地，需要有适宜的气候、充足的水源、相对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开阔平坦的地形、适宜的土壤等条件。而河洛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河洛地区成为华夏文明源地的重要原因。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重点关注了自然环境的变迁对于文明起源的意义。在中华大地上，河洛地区无疑是得天独厚的一块沃土。河洛地区位于北温带，气候适宜，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满足了文明起源的气候条件。黄河及其支流，为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使灌溉农业的起源成为可能。而卡尔·魏特夫正是将灌溉对水利的开发看成是中华文明产生的重要推动力。[10]相对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又为农业的产生提供了可供驯化的动植物对象。平坦开阔的伊洛河冲积平原不仅为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提出过一种“挑战与应战”理论，该理论认为，过于优越或过于恶劣的自然环境都对文化的发展不利，适宜的自然环境将对文化的发展形成适度挑战。而黄河中游地区，恰恰为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他说：“我们能肯定的是黄河沿岸的中华文明始祖没有像邻人那样享受安逸闲适的生活环境。事实上，在没有产生文明的南方居民（例如：长江流域的居民）中，没有哪个地方经历过如此艰苦的斗争。”[11]赵世瑜等人运用汤氏的理论，对中国的地理环境进行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华南较为舒适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一度使珠江、闽江流域的文化发展落后于黄河长江流域；而塞北过于严酷的自然环境超越了当时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使这一区域的文化在更长的一段时间相对落后。[12]
相对而言，河洛地区是典型的无灾害性区域。河洛地区并不在地震带上，历史上河洛地区并没有过大规模的地震灾害发生。河洛地区也不会有大规模的水旱灾害。以河洛交汇处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有着众多的河流，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且尤其重要的是，黄河在这里行走于晋豫峡谷之中，河道固定，不会发生决堤泛滥之类的事情。当黄河在进入下游以后，在广阔的平原上来回改道，频繁决堤。开封城的“城摞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黄河所赐。河洛地区除黄河之外的河流，不仅不能构成对这一地区史前文化毁灭性的灾害。而且尝试对伊洛汝颍等河流的驯服，这些河流偶尔泛滥对先民的挑战，恰是中华文明降临的催化剂。
正因为这些独特的自然条件，使得河洛地区成为中华文明最主要的文明源地。
二、“根在河洛”的时间断限
河洛文化根源性的重建，还需要解决时间断限的问题。也即，谈论河洛文化根源性并不能仅限于史前时期。史前时期河洛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当然是河洛文化根源性的体现。但河洛文化根源性也体现在跨越文明门槛后河洛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所谓根源性，首先体现在原创性。中华文化中，原发于河洛地区的文化特质，都是中原文化根源性的体现。因而，凡是属于河洛先民在生产生活中自主创造的，非外来的文化，都是根源性的文化。比如，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同时要指出的是，河洛文化的创造性并不是仅停留在史前时期，进入文明门槛以后，河洛文化依然保持了很强的创造力。比如以宗族组织为主的社会结构，以儒、道为代表的精神信仰等。这些都是起源于河洛大地。河洛文化的创造力不仅体现本土文化的创造上，也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改造上。也有一些文化，虽然不是起源于中原，但它在中华大地首先落脚于河洛地区，首先在河洛地区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并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四周传播，对于这样的文化也属于根源性的文化。比如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佛教在中国的落脚点就是河洛地区。尤其重要的是，佛教也是在河洛地区开始了它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中国化以后的佛教已经与印度佛教大相径庭，这样的中国化改造也具有明显的原发性。中国化佛教的代表禅宗就起源于中原，少林寺就是禅宗祖庭。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因而佛教文化也体现了河洛文化的根源性。
河洛文化根源性也体现于其传承性。根是相对于枝而言的，源是相对于流而言的。河洛文化的根源性文化特质就是实现了有效传播的文化，旋生旋灭的文化，并非是根源性文化。重建河洛文化根源性，并非仅仅进行文化考古，并非去复原文化发展历程中所有的痕迹。而是应当立足于今天的中华文明来谈论河洛文化的根源性。一些文化现象虽然起源很早，但没有实现有效的传承，对于重建河洛文化根源性也没有意义。比如史前时期的食人风俗。有一些文化特质，虽然起源相对较晚，但是它被有效地传承下来，成为今天中华文明的有效组成部分，这些文化特质也是河洛文化根源性的体现。
河洛文化的根源性尤其体现在河洛文化对今天中华文明的贡献度上。中华文明是一个整体，各地域文化都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样毋庸讳言的是，河洛文化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地域文化。就内容而言，河洛文化与今天的中华文明之间有着很大的重合度，是中华文明的主干，构成中华传统的核心内容。对于传统，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而言，传统表现为经验的积累，表现为一些思想行为的惯性，传统具有一定的惰性，传统往往是人们应对挑战的资源。因而传统是不断变化的，是一个文化积淀的过程。同时，传统也具有明显的稳定性。有一些文化特质，在世代繁衍的过程中，逐渐积淀成为传统之中最核心的内容，他们使传统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因而传统的积淀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比如起源于中原的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被公认为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不管人们是否读过《论语》，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依然是人们共同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指导着人们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河洛文化中的“忠”“孝”等道德范畴也发生了变化，但强调个人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始终是中国人基本的人生价值取向。儒家文化的起源及其发展，都体现了河洛文化的根源性。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
因而，重建河洛文化的根源性，就不能将目光仅停留在史前时期，仅仅依靠考古学的成果。重建河洛文化根源性更多地还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来进行论证。今天探讨中华文明的根源，不仅要关注史前时期对中华文明的孕育，而且也要关注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构成今天中华文明的许多要素都是形成于中华文明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河洛文化根源性的时间断限，至少应该延伸到作为华夏民族主体的汉族基本形成为止。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汉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应该是在秦汉时期。所以，河洛文化根源性的时间断限，至少应向下延伸到秦汉时期。从进入文明门槛，直到秦汉时期的两千年中，河洛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有目共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来没有对此有过任何的争议，这些构成河洛文化根源性无可撼动的根基。
二里头遗址
三、“根在河洛”的文化范围
河洛文化包罗万象，根源性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特征。但并不是说河洛文化的所有内容都是根源文化，对此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首先，所谓根源文化，是原发的文化。河洛文化是河洛人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河洛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根源性，根源性的体现就是河洛文化中有相当多的文化特质是原发于河洛地区的，是河洛先民在河洛大地上自主创造的文化，而非源自外来文化的传播。比如，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以宗族组织为主的社会结构，以儒、道为代表的精神信仰等。这些都是起源于河洛大地，当然属于根源文化的范围。而今天河洛文化中，也有许多并非原发性的文化。比如存在于河洛回民之中的伊斯兰教文化，就是伊斯兰教传入河洛地区以后形成的文化，并不属于根源文化。同样，近代工业文明传入河洛后所形成铁路文化，也不属于根源文化的范畴。那些虽不起源于河洛，但最先落脚于河洛并向外传播，而且也在河洛地区开始了它中国化的进程，对于这样的文化也属于根源文化。如前所述，佛教文化虽源自于印度，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始于河洛地区，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与印度佛教相比具有很高程度的原创性。因而，佛教文化也是根源文化。
其次，所谓根源文化，是积淀而为传统的文化。前已论及，传统是不断变化的，是一个长期的文化积淀过程。所以先师朱维铮先生用“音调未定”一词来形容传统。[13]但是，传统的稳定性也不容否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传统相对比较固定。虽然在一些历史转折时期，传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传统也并非对过去的否定，传统在变迁的过程中也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还以儒家文化为例，虽然经历了现代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但今天儒家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依然不容否认。指导人们生活的，依然是儒家所倡导的那些伦理观念。即便是在一些曾经很激烈地否定传统的人身上，也有儒家思想的影子。儒家文化当然属于根源文化的范围。在传统的积淀过程中，有一些文化特质已经被传统所抛弃，成为历史的陈迹，只停留在典籍的记忆之中，他们虽然起源于河洛地区，但也不能被看成是根源文化。比如，有证据显示裹足最早出现于北宋时期的中原，它首先在上层社会流行，明清时期被普及于社会各个阶层，成为那个时代传统的组成部分。但今天，裹足已经被人们抛弃，我们只能在民俗博物馆中看到它的踪影。裹足文化就不能被包含在根源文化之中。同时，传统的发展也表现出螺旋状的上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一些文化特质会成为传统，但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它会被传统遗忘，而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它又会被发掘出来成为传统。这样的文化特质，也应属于根源文化。比如起源于河洛地区的墨家文化，先秦时期一度成为显学之一，但在秦汉以后曾经沉寂两千多年，一直到近代人们又开始尝试从墨家文化中寻求应对社会发展的资源，于是就有了墨学再近代的复兴，墨家文化再次进入传统，墨家文化就应属于根源文化。
再次，所谓根源文化，是实现了传播的文化。今天去追溯已经消逝了的文化流星毫无意义可言。根源文化的传播应该同时具备纵向和横向两种传播。纵向的传播，即文化在世代之间的承传。一些文化现象，虽然起源于河洛地区，但被后代所抛弃，并没有实现有效的继承，也不是根源文化。比如远古时期的人祭和人殉，就不能被纳入根源文化的范围之内。横向的传播，即文化在地区之间的扩散。有一些文化现象，虽然起源于河洛地区，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能够实现由河洛地区向其他地区的扩散，影响局限于河洛地区之内，这样的文化，也不能被看成是根源文化。比如，分布于三门峡等豫西地区的地坑院，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民居文化，它的起源非常古老，是上古时期人们穴居的遗留。今天在三门峡等地依然保存着一万多座完整的地坑院，保留有“进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的奇妙景象，被称为“地下四合院”。但这一特色鲜明的文化景观只分布于豫西地区，并未能向其他地区扩散，因而地坑院文化，也不是根源文化。只有那些起源于河洛地区，被河洛人民世代传承，并通过各种渠道从河洛地区向四周辐射扩散的文化，才能被看成是根源文化。比如，起源于河洛地区由宗法制度蜕变而来的姓氏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今天依然是每个中国人的标志，而且从河洛地区逐渐扩散到整个华夏大地，姓氏文化就应属于根源文化的范围。
四、“根在河洛”的一些误区
在河洛文化根源性重建过程中也存在着若干认识上的误区，如果不能加以克服，将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我们对于河洛文化根源性重建的努力。
（一）狭隘乡土观念的干扰
在重建河洛文化根源性的过程中，必须要回避乡土观念的干扰。眼下很多研究往往出于为乡土争荣誉，或者为乡土争抢文化资源。这样，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往往不愿意参与进来，只有少数学者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着自说自话式的研究。他们的结论也很难被普遍接受。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文化资源对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逐渐显现，各地也逐渐出现了一股争抢文化资源之风，甚至出现恶意争抢的现象。民众对这种恶意争抢的现象深恶痛绝，有些恶意争抢的行为虽然可以吸引眼球于一时，但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今天重建河洛文化根源性的努力，要自觉与各种恶意争抢文化资源的行为划清界限。所谓夸饰乡里，壮夫不为！河洛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没有必要去跟风争抢什么。与其去争抢别人的文化资源去建设伪文化，不如充分挖掘自己的文化资源更有意义。
周公画像
（二）河洛文化根源性的重建并非仅在于考证文化名人的籍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存在对河洛文化根源性重建的理解过于简单的现象，仅仅将河洛文化根源性的重建理解为文化名人籍贯的考证。首先，由于典籍记载的缺失，许多文化名人的籍贯无从考证。或者至少在没有新材料发现以前，很难有重大的突破。比如关于老子的籍贯，虽然我们可以证明安徽涡阳说不能成立。但是我们同样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是鹿邑人。道家文化的形成与河洛大地的联系，并不是依靠老子的籍贯而建立的。无论老子是哪里人，那个春秋末年的思想家长期生活在洛阳则是可以肯定的，他的史官经历对于道家思想体系的诞生有着促进作用。同样地，还有墨子，有学者宣称墨子是河南鲁山人，[14]其实，墨家文化与河洛大地之间的联系，也并非仅体现于墨子的籍贯。不管墨子是哪里人，墨子长期担任宋国大夫这一点在所有的墨子研究者那里都没有异议。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墨家学派与夏文化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联系。这些都说明，墨家学派的渊源在河洛地区。还有一些学者花费很大的精力来考证孔子的祖籍，当然孔子是宋国之后，是殷人之后，这一点没有疑问。不过儒家的源头在中原并非因为孔子的祖籍地在中原，因为毕竟从孔父嘉到孔子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时间。周公在河洛地区开创的礼乐文明才是儒家真正的源头。
（三）河洛文化根源性并非仅体现于根亲文化之中
伴随着寻根热而出现的就是对根亲文化的研究热潮。根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慎终追远是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的一个方面。当然，根亲文化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根源性。但是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原文化的根源性仅仅理解为根亲文化中。我们有必要将根亲文化与中原文化根源性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
首先，河洛文化根源性也体现在根亲文化之中。根亲文化注重的是宗族、姓氏的迁移和流传，看重的是血缘关系的亲疏。至少秦汉以来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河洛地区成为移民迁播的出发地。移民在迁播的过程中，故乡更是他们魂绕梦牵的心灵归宿。比如永嘉之乱中南迁的谢氏家族在到江南一二百年后依然宣称自己是陈郡谢氏。如今，“河洛郎”成为很多中原移民共同的文化记忆。泉州地区就有一条江被称为洛阳江，洛阳江入海口被称为洛阳湾，在洛阳湾有一座跨海大桥被称为洛阳桥，如今洛阳桥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血浓于水，散居四方的中原游子始终都记得自己根在河洛、根在中原，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原移民的后裔来中原寻根问祖。根亲文化是河洛文化根源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它为河洛文化与各地域文化之间建起了血脉联系的桥梁。
其次，根亲文化并非河洛文化所独有。根亲文化并不仅属于河洛地区，根亲文化在大中华范围内广泛地存在着，慎终追远是我们民族共同的特征。在中国不存在着笼罩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宗教，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解决了诸多宗教才能解决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了“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宗族观念告诉人们自己的生命源于祖先的繁衍，而自己也有义务将祖先传递的血脉延续下去，《孟子·离娄（上）》中宣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15]而个体生命在终结之后，也将回归到列祖列宗的怀抱当中，正如《礼记·檀弓（上）》中所言：“狐死正首丘，仁也。”[16]“叶落归根”是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死后不能入祖坟是莫大的悲哀。根亲文化之于中国人，具有一定的宗教情结。因而，众多移民迁出地都普遍存在着根亲文化。比如河北山东地区与今天东北地区之间的血脉联系也属于根亲文化的范畴。数百万闯关东的开创者来自于山东、河北等地，一二百年过去了，东北人当中依然有很多的人清晰地记得自己的祖居地。在历史上，山西也是移民重要的迁出地，洪洞县的大槐树成为许多移民心中故乡的象征。寻根、叙谱等文化现象，普遍存在于华人分布的各个角落，宗祠往往是每个村落最为核心的建筑。属于根亲文化范畴的姓氏文化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标签。甚至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东亚其他国家，也广泛地存在着根亲文化，也都有寻根活动。
再次，河洛文化根源性文化特质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了根亲文化。河洛文化中既有根亲文化的内容，同时中原文化的根源性也超越了根亲文化。仔细考察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就会发现，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上，而非血缘上。如同韩愈就曾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昌黎文集·杂文·原道》）今天的中华民族是民族融合的结果，民族的融合不仅体现于血脉的融合，更多的是文化的融合，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河洛文化发挥了核心的作用。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不存在着“纯种”的汉人。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而非一个单纯的血缘组织。所以，河洛文化根源性远远超越了根亲文化的范畴。比如，今天的广东省，除客家人以外，许多人是粤人后裔。如果单纯谈论根亲文化，似乎他们与河洛地区没什么关联。但在思想观念上、文化信仰上，他们与河洛大地的血脉联系依然非常紧密。起源于河洛地区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影响及于全部华夏儿女的内心深处，河洛大地也是广东人精神信仰的根源地。所以，河洛文化根源性要比根亲文化广阔许多。根亲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比如祭祖是根亲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但祭祖总是有一定的限定范围的。《论语·为政》就有：“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17]河南新郑黄帝故里前中华姓氏广场中罗列了大量属于黄帝一系的姓氏，但显然无法包括属于炎帝一系的姜、申等姓氏，也无法包括属于东夷之后的任、宿等姓氏。与其强调黄帝是我们的血脉之祖，不如强调他是我们的人文初祖。而且，历史上的移民迁播大多是在乱世完成的。详细考察移民迁播的路线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看今天根亲文化所表现出的寻根热之中，附会的成分有很多，也有一些糟粕需要扬弃。[18]单纯地强调河洛文化的根亲性，不足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寻根并不是简单地认祖归宗，更多地是追求文化之根，精神之根。相对而言，根亲文化注重血缘宗亲，河洛文化根源性注重精神信仰。根亲文化是狭隘的，河洛文化的根源性是广博的。河洛文化中有根亲文化的内容，但河洛文化根源性却远远超越了根亲文化的范畴。河洛大地是民族血脉的根源，但河洛大地更是精神灵魂的根源！
（四）警惕文化建设中的民粹主义情绪
重建河洛文化根源性的过程中，也需要警惕民粹主义情绪。[19]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也有人分不清楚文化自信力与民粹主义的区别。文化自信力是建立在对自身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文化自信力的构建是在充分认识自身的优缺点并有着广博的文化视野和胸怀的体现。自信就要有宽广的胸怀，否则就是自我膨胀，夜郎自大。而民粹主义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为凡我必好，凡我必真，表现出对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种盲目抗拒。
[1] 周尚意、孔翔、朱竑编著：《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2]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页。
[3]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页。
[4] 曲英杰：《古代城市》，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5] 在疑古思潮最激烈的时期，有人甚至怀疑夏商两代的真实性。殷墟的发现，使得对殷商王朝的怀疑成了笑谈。迄今为止，依然有人怀疑夏王朝的真实性。对此，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作专门的回答。
[6] 《周礼注疏》卷十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2页。
[7] 《左传注疏》卷四十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44页。
[8] 《孟子注疏》卷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02页
[9] 李玉洁主编：《中国早期国家性质》，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10] 可参看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80页。在汤氏这段话后，译者特意加了一段译者注：“该说法已过时。根据近几十年国内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来看，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都曾发展出不亚于黄河流域，具有明显特征的文明。”我们认为，译者的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前面已经说过，文明的出现需要四个标准：青铜器、文字、城市、国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已经具备这四个标准，译者混淆了“文化”与“文明”的概念。
[12] 赵世瑜、周尚意：《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3] 朱维铮师：《音调未定的传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4] 萧鲁阳：《墨子研究的几个问题》，收录于王彦武主编《中原文化与现代化》第239页-253页，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
[15] 《孟子注疏》卷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23页。
[16] 《礼记注疏》卷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81页。
[17] 《论语注疏》卷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3页。
[18] 固始县在根亲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是他们所强调的“开漳圣王”陈元光缺乏可靠的文献支撑。王潮、王审知兄弟的入闽，有明确的记载。与其强调陈元光，不如充分发掘王氏兄弟。
[19] 这里使用的“民粹主义”一词与政治学上的“民粹主义”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