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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文：太平军军纪蜕变考（3）军纪的蜕变
了解完太平军之军纪，让我们再反过头来看看太平军的对立面——代表清廷“官军”之湘军的军纪又是如何：
鉴于彼时满八旗与汉绿营已腐朽不堪、战力退化。曾国藩别出心裁地在湖南湘乡老家招募大量淳厚朴实的“山农”入伍，交由饱读圣贤书的儒生统带。他打出“以理学治军”的旗号组建而成“湘军”，意图通过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来教化军队，巩固军纪（与洪秀全以上帝信仰控制部队思想、保持军纪、提升战斗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872年），中国晚清时期著名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所谓“用恩莫如仁，施威莫如礼”，他在这支新军中致力开展理学教育。他将教育子弟的方式方法广泛地应用到整个军队的思想培养教育当中，积极推行家规、营规教育，要求士兵做到“不赌博”、“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这些内容涉及到了礼仪、日常纪律等各个方面。在教育方法上，曾国藩不仅亲自起草《爱民歌》（毛主席所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得胜歌》等“教材”，并要求全军士兵背诵传唱，务必做到“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他还亲自讲课教学，身体力行地在军队中推行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治军理念，在军队中营造了“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的浓厚学术氛围，打造了一支（与早期太平军相当的）军纪严明、极富战斗力的部队。
创作于1935年10月的《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由于歌词易记、旋律简单，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去
然而好景不长，时间转至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湘军出省入鄂作战，旷日持久的战事使得湘军缺员严重。由于训练时间无法保证，湘军募兵方向开始从最初青睐有加的淳朴“山农”转向训练有素的“老勇”（退伍老兵）以实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之目的。
到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升级，湘军应募审查愈加简化，甚至开始吸收溃逃的绿营兵与投诚的太平军入伙。当这些老兵油子占据了湘军主流，“用诸生讨训山农”的兵将结构即无法维系，“以理学治军”的理想随之沦为空谈。其结果就是湘军需要依靠“大索”（字面意思是“搜索残敌”）维系军心，即通过攻破太平军把守的城池后肆意奸淫掳掠、抢劫屠杀以刺激士气——至此时，湘军业已蜕变得同其“绿营”前辈及对立的太平军并无二致。
湘军诸将
受篇幅所限，湘军的暴行不再展开叙述，单挑最具代表性的攻破天京为例：是日“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曾国藩在给北京送去的奏折中称曾国荃（曾国藩九弟，湘军主要将领，后因功官至两江总督、太子太保）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须知这些死难者中除了太平军士兵，还有大量被枉杀的普通百姓。
吴嘉猷（吴友如）编绘，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于上海印行的《平定粤匪战图》之《克复金陵图》（局部）
湘军还借“大索”为名，在南京四处打劫掳掠。全军上下每人备一只大竹筐，将抢来的钱财珠宝甚至女人一股脑塞进去，再由城墙上坠下，装船运回湘乡老家。彼时整个长江水面，千船百舸、扬帆起航、川流不息、日以继夜地朝着湖南方向往来疾驰。
为了掩人耳目，湘军靠施火焚烧作为毁灭罪证的得意手段。无论王府民宅，劫掠殆尽后通通放上一把火：“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结果便是“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天京破城的第七日，随曾大帅来到这座刚刚被官军“解放”的都市。他将亲眼所见记录在了自己的私人笔记《能静居士日记》中：
赵烈文（1832-1894）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曾国藩幕僚，他的私人笔记日后成为研究湘军黑历史的一手材料
“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南京在太平天国控制时期，人口多达百万，可到了湘军破城十余年后的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南京居民还不足五十万。
影视资料来源：陈嘉上导演，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主演的电影《投名状》
以至于同为湖南老乡的后辈青年谭嗣同，在南京收复的三十年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游历此地时，还在其《寥天一阁文》中记录下：“发匪（指太平军）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戊戌六君子”之一
由此可见，相较于能让百姓“安堵如故”的太平军，南京人民对翘首以盼，结果发现是打着官军旗号却行烧杀掳掠之事的湘军更加深恶痛绝。而这种“官不如匪”的观念，甚至连曾国藩本人昔日在写给幕僚李元度的书信中，也不得不无奈承认：“无惑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于畏贼！”
最后，我们回到第一篇中提到的问题：“太平天国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战争。”是太平军一手造成的吗？
不可否认，太平天国运动的确给中国社会造成了致命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沉重苦难。然而，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地区，人口统共都没有一亿，那所谓1.6亿的人口损失又从何而来？何况死于战乱之人亦非太平军独家包办，其中不乏清军的“鼎力协助”。
如果说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无论新疆的地震还是蒙古的冰灾，河北的干旱还是河南的黄泛，山西的饥荒还是东北的瘟疫，甚至西北回乱、豫皖捻子等等造成中国人口损失的缘由皆归咎于太平军之所为，这便是典型的“春秋笔法”了。
因此，将“令中国社会发展倒退”之罪名单单只扣在太平天国头上着实偏颇，尤其将旧账记在虔诚的太平军两广老兄弟身上更是有失公允。希望看完全篇文章的读者能够分析理解，最终有所收获与启发，不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参考文献
盛巽昌《太平天国文化大观》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
洪均《湘军军纪蜕变析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