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信息播报、远程问诊、高效利用资源的服务等将智慧医疗推向风口。而“互联网+医疗”的赋能将医疗行业推向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表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特别提出，要利用新一代的信息通讯技术来赋能我们的医疗卫生系统，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和健康服务。‘互联网+医疗健康’指导意见推出后，很多医疗机构包括第三方平台都开展了探索。”
是什么在推动线上医疗“出圈”？
在业内人士看来，“互联网+医疗”的迅速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扶持。
好大夫创始人兼CEO王航表示：“2018年国务院及国家卫健委出台了互联网医疗的指导性文件，给这个行业线上诊疗打开了一扇窗口，在线上做复诊就变成了合法的业务。”
随着互联网医疗各细分领域的垂直深化发展，互联网医疗的市场正在迅速扩大，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医疗行业近年来急速扩张，2026年市场规模将从2016年的109亿增长达到1980亿元。
自疫情爆发以来，“线上医疗”一词开始更多地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一时间，“线上医疗”成为了热门词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究其根本，到底是什么在推动线上医疗“出圈”呢？
首先是巨大的市场需求。
疫情将人们“锁”在了极小的封闭环境中，很多领域也随之进入到了“寒冬”，然而医疗领域却截然相反，需求量呈井喷式增长，使得原本就紧张的医疗资源变得更为紧张。
除此之外，以更便捷、更精准、更高效著称的“线上医疗”有效地解决了当前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老问题，因而受到了广泛认可，被市场所推崇。
其次是政策的积极引导。
自2020年2月以来，以国家卫健委为主导的职能部门相继出台多项政策，大力助推互联网医疗服务，鼓励患者向线上转诊，政策主要以“诊断、治疗、用药、送药、支付”五大核心医药价值链条切入，逐步完善线上服务。
整体来看，需求为线上医疗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政策为其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但这样的全民健康保障新格局能否真正落地还需看实际应用效果，而前沿技术的不断渗透无疑为线上医疗加注了最后的推动力。
互联网医疗带动了市场，更催化了税务风险
医疗领域正更加坚定地朝着更好的服务质量、更高的可及性、更透明的医疗费用发展，各项数据技术与临床结合也从皮毛走向深层交互，因而深处这一赛道的企业开始注重“医患药险”服务闭环的全面打造，竞争也早已从最初的“线上”搬到了“线下”。
因而可以清晰地看到，为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互联网医疗头部企业们在服务模式的打造上，充分考虑患者、医生、医院和药店的个性化需求，并通过以“线上”为辅、“线下”为主的新型合作模式。
其实，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医疗是一个相对特殊化的服务领域，一方面是需要多方的紧密连接，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安全的要求极高，有很强的监管性。
基于此，互联网医疗平台在大力发展线上医疗的同时，也要注意过程的监管把控，或许未来，加强医疗药品质量控制及药品控费将成为国家医药改革的常态。这些都将给医疗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医疗行业也亟需开展税务健康和合规风险自查，排除风险点，构建健康的企业环境。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发展，都应对每个过程，每个关联的细节，把控到极致。
如今，互联网医疗的逐步出圈，其中隐藏的税务风险更是层出不穷，最为突显和常见的板块就是大额虚开。
医疗行业大额虚开的原因，源于三个因素：一是医疗行业的利润率太高，二是存在商业贿赂的行业惯例，三是不规范经营中非法牟利。
医疗药品生产企业向医生行贿至少会产生两个风险，一是行贿带来的犯罪风险；二是行贿支出无法抵扣成本多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风险。
代理商在税收洼地设立的企业一般不查账征收，采用核定征收方式，医药代理商就不需要就其支出做账。因无会计账簿，相关部门对其支出难以监管。
实行两票制的地区，医药代理商不能再转卖药品，于是纷纷更换马甲，变成销售外包组织、咨询服务类公司，名义上在代药品生产企业进行销售、市场调查，药品宣传、学术推广等等活动。
当然，销售、市场调查、药品宣传、学术推广都是药品生产企业要的服务项目，但一些药品生产企业支出的销售费、市场调查费、学术推广费、会议费等畸高，与实际做过的市场调查、开展的学术推广、举办的会议等并不匹配，导致药品的销售费用、成本等居高不下，两票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并未实现大幅度降低药价的目标。
“两票制”实行后，药品流通环节的回扣、返利等费用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多次开发票进行利益分配，随之而来的则是许多医疗企业以咨询费、会议费、营销费等名义大量、大额开具虚假发票入账，进而推高了销售费用。
而这些把戏国家也早已看清，在接下来的查税风暴中，那些销售费用高企的医疗企业，以及那些存在挂靠经营、过票洗钱、带金销售等不合规行为的企业，都得做好被查处的准备。正是因为正值医疗行业的飞速发展期，更需要加强涉税风险的事前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