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抛弃了于谦老师自己开了一档节目，说评书，讲三国。
长褂一穿扇子一拿，惊堂木往桌子上一拍，确实像那么回事儿。
郭德纲老师9岁学说相声，在踏入相声门之前，他已经跟着老先生学了两年的说书了。
时隔多年再拿起惊堂木，郭德纲这也算是回归“老本行”了。
郭德纲说书的水平确实还在，显白和正文水平都在，不比之前的《坑王驾到》差。
《三国》是大书，这里面有太多需要掰开了揉碎了的弯弯绕绕，要说起来实在太麻烦。
说书人都不爱说三国，哪怕是说书文化最繁荣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名家讲三国的也少，到了如今，讲三国的就更少了。
一是麻烦，二是如今观众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书店里买一套三国，人人都知道是怎么个故事，一个细节讲不好就容易被骂。
举个例子，清末民初那会儿说书先生讲故事，说是这一把剑捅进人的肚子里抽出来，连捅三个人之后剑就不能用了。
观众问为啥？
说书先生便道：人的体温是三十七度，捅一个三十七度，捅两个七十四度，再捅完第三个，剑就化了！
这放在当年，光一句“人的体温三十七度”就哄得听书人一愣一愣的了，哪有人质疑？
这故事若是放现在再讲，观众早就把先生骂死了。
听郭德纲说书还有一乐儿，听他掰闲话。
《老郭有新番》目前更了四期，分上下篇，统共8集。
郭德纲在这8集里掰扯的信息量可不是一般的大，自己的那点儿底儿，曲艺界的那点儿“潜规则”，都被他揉碎了塞在讲《三国》的缝儿里。
上来先挤兑自己，说自己是“废物”。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他生平统共就会三件事儿：说书场戏说相声，别的做什么也不灵。
连刷8集节目之后还是有些感触，别的不说，但就“郭德纲为什么这么红”这件事儿，就有了新的认识。
抛去老天爷给的东西来看，郭德纲确实是有红的本钱。
稍微了解曲艺届的人都知道，干这行想成角儿，没有捷径，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天赋、勤奋、兴趣。
天赋和勤奋这两项被说得太多了，暂且不表，单说兴趣这一项。
节目里郭德纲话当年，说自己这些年没回到了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总能想起以前的一些光景。
冬天的书馆门口，垂着一张到地的大棉门帘子。伸手撩开往里去，引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炉子，炉子上坐着水。
一屋的老头，就郭德纲一个小孩儿。大家围着说书的先生，一边嗑瓜子一边听说说闲话。
听他说这话，人一下就被揪到这个环境中了。他是真的好这口，不然不会在这么多年后，还能把这个场景描绘的如此栩栩如生。
如今文艺界进入了泛娱乐时代，曲艺界的那些老规矩，总有些不灵的。
在这方面，郭德纲又是头一个想明白的。
泛娱乐时代，年轻的观众喜欢的不再是你的“艺”，而是你的“人”。
曲艺人们如果真的想走下戏台子走进时代里，就得先想明白这点儿——你在戏台上贩卖的不光是你的本事，还有你的“个人魅力”。
艺人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都像是过日子。
观众如果爱你的人，你怎么都对。你唱戏没板儿了，忘词了，观众也觉得你可爱。
观众要是看你别扭，你就是唱的再好，人家也不买账。
德云社这些年越做越好，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曲艺界观众“老龄化”的趋势，也不乏这方面的原因。
虽然很多人抨击德云社的“偶像化”之路，但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条和时代扭在了一起的“成功路”。
用郭德纲自己的话来说，争论是张三更好还是李四更好，或者是王二麻子更好没有意义，艺术没法这么比。
如果真想论个高下，那就让仨人在同一个剧场分三天开场子，谁的票卖的最多，那就是“最好”。
郭德纲也不怕揭自己的老弟。
他行走江湖这么些年，身上最痛的“疤”是哪块儿？
——“郭德纲录像带偷师天津老艺术家发家”啊！
这前前后后其实是这么个事儿。
大约是1999年前后，在北京的中和戏院，有人找到了郭德纲，问能不能把天津相声届的老艺术家们请来办几场。
这事儿的承办人有两个，一位是郭德纲，另一位是位老艺术家，范振钰，高峰先生的老师。
郭德纲去天津找来了人，当时是每场给每位老师100块钱，来回的车马费归中和戏院，大家伙儿也都挺满意。
也定了规矩，不能翻台，就是在这些天的演出里，大家表演的节目不能重了，以免影响上座率。
最开始大家都同意了，都是行业里的老人了，节目储备粮很充足。
这事儿坏就坏在一个人身上——山东快书艺术家金文声。
金文声先生（中）
这事儿郭德纲是承办人，每场演出他打头开场，并做主持人。
排在他后边演出的就是金文声先生。
当时天津曲艺界的人没人能想到，有人说山东快说能说成这样，包袱天崩地裂的抖，底下观众笑地连着椅子一起抖。
直接让后面登台的老艺术家们没法儿演了。
这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朋友们，如果你看过《脱口秀大会》，那大概能琢磨明白。
差不多就是大张伟王勉拿着吉他在台上一通弹一通蹦一通跳，观众情绪被调动起来之后，后面看啥节目都没啥意思了。
北京的观众也不给你面子，从头到尾就这么看着你⬇️
老艺术家们为了效果好，不得不拿出看家的节目。
一场又一场的演下来，库存就不够了。大约演了八场之后，大家觉得不得不“翻台”了。
这一翻台，就掉座了，慢慢的这演出就停了。
当时台下有一对姓李的兄妹，每场都拿着一个小型dv录，后来回去刻成了碟，把笑声大的节目留下，把笑声小的节目洗了。
演出结束的时候就送了郭德纲一盘碟，其实也不止送了郭德纲，很多演出的艺术家们都收到了这套碟。
但这事儿传到了后台，别的艺术家们就不干了。这话传着传着，就变成了“郭德纲录像带偷师天津老是艺术”。
这事儿在郭德纲心里是个结儿吗？
还真是。
有一年他去东北演出，碰到一位黑龙江说相声的演员。本来郭德纲非常欣赏他，觉得这人就是该吃这口饭的。
俩人约着吃了饭，酒过三巡后这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你这么大能耐，这都是当初偷人家天津说相声的。”
这话一说出口，郭德纲心里跟吃了蛆一样。他觉得这人既然酒后说了这么句话，那就是把这话当真了。
出了那门之后郭德纲就跟经纪人说，这辈子不会再和这人打照面。
自己的“底儿”抖了，曲艺界的“底儿”他也没兜着。
戏子的嘴，澡堂的水。曲艺人要想啐你两句，那可真是又脏又臭。
这要想折腾折腾你，也就是一翻手的事儿。
所有的文娱项目里，曲艺界是规矩最多、长幼尊卑最严格的。
从入行开始，就有一道又一道的规矩等着你。
说书这一行，又是曲艺界“入门”这一关中最难过的。
别的行当入门，都有师傅一句一句，一式一式的教你。
学说书没有，你想学，那就像普通观众那样坐在底下听，还要随时注意着给师傅添添水，递递毛巾。
就这么听了三个月，师傅会问你会了么？你若答不会，那师傅就会直接让你走人，告诉你不是学这事儿的料。
说书入行这么难，那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放在以前，甭管是说相声还是唱戏，那挣得都没有说书多。
有位说书的老先生赶上过说书“撂地”的年代，就是先生在马路边上说书。
当时这位老先生年纪小，是个学徒。没资格自己开场，也就没法儿分钱。
他每天拿到的钱都是大家分完之后剩下的小零钱，要不就是破了烂了的票子，没人要，就进他口袋里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位老先生当年每天能挣多少钱呢？
当时马路上拉洋车的壮汉，一天挣的钱够全家七八口人足吃足喝。老先生每天分到的“零钱”，相当于壮汉拉洋车一个月的。
这么赚钱的行业，那肯定不能人人都能学，人人都能说。
这一来一回的，行业内就有了“说书入行难”的“潜规则”。
再说曲艺界“长幼尊卑”的规矩。
曲艺界的规矩严苛到什么地步呢？就连拆个信都是有讲究的。
你手里收到一封信，如果是晚辈寄来的，那从信封上头开，把信提溜出来。
要是长辈寄来的，那从信封下头开，把信请出来。
如果是同辈寄来的，兄从右，弟从左。因为在曲艺行当里，右为尊，左为卑。
若是爱人寄来的，那就把信翻过来，沿着信封原先的密封开启。
曲艺界那些老前辈的“往事”，郭德纲也没少说。
说是天津曲艺界有这么一位老前辈，外号“饱了横”。
为啥叫饱了横呢？
因为以前大家去听他说书，若是人数不足十人，那老先生态度绝佳，人人都伺候的非常到位。
这来听书的人一多，先生钱赚够了，那劲儿就上来了，也不好好打理人了。
你跟他说先生辛苦了，那也跟没听见似的。
听郭德纲说书还是挺有意思的，正文闲话一样没少听。
如果您是《坑王驾到》的观众，那一定也喜欢这档《老郭有新番》。
郭德纲自己在节目里说和平台签了四部大书，这次应该真的不会“坑”了。
大家听过郭德纲说书吗？他这种说书形式和传统说书相比，大家更爱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