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小不过是一名歌妓，却为何在历史上那么有名气？

苏小小本是一个于正史无征的女子，其身世已不可考。她是一个文化想象的产物，其主要推手是南北朝以来各朝各代的文学名家。有了这些文人学士的诗文揄扬、追思，再加上民间创作和传说对她的咏赞，使得人们对苏小小产生了共通的文化记忆。于是，一个“有名于世”的苏小小便被酿成了。

苏小小的出现，最早见于南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钱唐苏小歌》，如歌中所指，苏小小是一个主动追求爱情的热情少女。到了中晚唐，她又被文人们重构成多情、坚贞的钱塘名妓。宋元至清，苏小小渐渐被颂为西湖山水文化的活的灵魂。她也从痴情的钱塘名妓最终化为才貌双全的佳人典型，从而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经典女子形象。

南朝民歌《玉台新咏·钱唐苏小歌》言：

“妾乘油璧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钱唐即钱塘，油璧又作油壁。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朝民歌，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了追求情爱的苏小小（“妾”）与情郎幽会的情景。

这首诗构建了一个后人向往的地方钱塘（南朝时的钱塘西湖还是一片荒村野渡）。在这里，苏小小乘着油壁车，而情郎骑着青骢马；在“西陵”（杭州西泠）的松柏树下“永结同心”。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男女的幽会定情隐喻了牝牡相诱的原始的生命激情，后世的风流传说莫不直接导源于这样一个浪漫情境。

从本质上讲，这首民歌，是艺术创造的产物，但又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以客观存在的钱塘地域为基础。各种的人物及爱情故事都附加在文化记忆之中，成为记忆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一起升华为一个符号。

这首诗歌，犹如一道闪电，为后世带来了阵阵雷声。它在借鉴其他乐府歌词的基础之上，虽然只是截取了一个简短的生活片段，却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具有母题意义般的回响，使得千百年来的文人竞相为之唱和。

苏小小诞生于西湖历史的蛮荒时期，她年华早逝的不幸遭遇和那点寄托于西陵之畔的爱情心愿景竟然沉埋了300余年。

安史之乱后，唐朝在北方实力衰落。人们因避乱、赴官、游学等原因，不断来到相对安宁和繁华的江南，同时也带来了人口、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加上吴越钱塘秀丽的自然山水，杭州在全国的地域优势日益凸显。随着经济、文化南移，江南风物、地方文化也不断进入到文人的视野并渗透到他们的作品中。

中晚唐的诗人主要在《钱塘苏小歌》的基础之上，通过文学想象来重构苏小小的形象，她被塑造为一个“名妓”形象，且具有多情的特质。长庆初年，大诗人白居易出为杭州刺史，在他笔下，苏小小以一个天真多情的西湖少女形象复活了。他在《杂曲歌辞·杨柳枝》写道：

“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

诗中赞美那剥条作环，卷叶吹笛的烂漫淳朴的民间少女，胜过了粉黛凝香的吴宫娇娃。白居易可算是史上吟诵苏小小次数最多的诗人。在那些诗歌中，苏小小无一例外都是“妓女”。

如《和春深二十首》中的“何处春深好，春深妓女家……杭州苏小小，人道最夭斜”，《杭州春望》中的“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他笔下的苏小小，风流多情令人神往。

随后，文人寻访拜祭苏小墓成为了一种“时尚”。如刘禹锡的《送裴处士应制举诗》“踏芳共登苏小墓”，权德舆的《苏小小墓》“万古荒坟在，悠然我独往”等。其中，李贺的《苏小小墓》出现得最早，也最称佳构：

“幽兰露，如啼痕。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苏小小墓》为题，将古辞中的传说与《楚辞·山鬼》的意境结合起来，创造了苏小小美丽忧伤的鬼魂形象和冷艳凄清的幽冥世界。油壁车是爱情的载体，幽兰露是失望的泪眼，风裳水珮是徘徊于草茵松盖之间的身影，冷翠烛上的光焰是执著不死的爱情心愿。然而，在风吹雨打的摧折下，苏小小注定了永远忍受“无物结同心”的悲惨命运。

李贺笔下的苏小小的悲剧形象，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量，引起许多著名诗人的共鸣。他想象了苏小小与情郎幽会之后的情节，在苏小小浪漫旖旎的爱情传说中植入了“分离一守候”的悲剧因素，使苏小小在“多情”之外又增添了“坚贞”的一面；在题材内容上把对苏小小的关注从生前的风流拓展到死后的幽魂，与此同时，他把苏小小的故事引上了感伤一路。

李贺之后，张祜和温庭筠的《苏小小墓》诗，均从“离情”中彰显出她的坚贞与痴情。如温庭筠的《苏小小墓》最后四句是：

“吴公女儿腰似束，家在钱塘小江曲。一自檀郎逐便风，门前春水年年绿。”

自从与情郎分离之后，春天染绿了苏小小的思念之水，伴着钱塘小江曲，汩汩流淌，年复一年。柔情似水的她在似水流年中执着地等待，苏小小柔性的相思之情和刚性的执着精神一如她门前的流水。

苏小小的青春、爱情、生命及历史繁华的“有”，是非永恒性的存在，它终究要归于“无”。而流水在这种存在向虚无运动的过程中，突出显示了存在与时间的关系。正是借助于对流水的观照，苏小小的生命意识、人生悲剧感得到了动态性的呈露。

晚唐时期，繁华落尽，此时的怀古诗，尤其带有一种普遍的伤悼情调。比如权德舆的《苏小小墓》：

“万古荒坟在，悠然我独寻。寂寥红粉尽，冥寞黄泉深。蔓草映寒水，空郊暖夕阴。风流有佳句，吟眺一伤心”

红粉凋落，草衰水寒，空郊夕阴，面对着苏小小寂寥的荒坟，又如何叫人不伤心？“风流”二字隐约地传递出苏小小爱情或人生的相关情态，全诗弥漫着难以名状的悲剧意味。

还有徐凝的《苏小小墓》：

“古墓寒鸦噪夕阳，六朝遗恨草茫茫。水如香椽船如叶，咫尺西陵不见郎。”

古墓苍凉，六朝往事令人遗恨，痴情的苏小小终究没能等来她的情郎，诗境幽怨凄冷。

张祜《题苏小小墓》最后两句为：“不知谁共穴，徒愿结同心”，如今不知苏小小与谁共处一个墓穴，只是当年欲结同心的美好愿望已成徒劳。像张祜这类失意文人与苏小小是有着一种同病相怜的境遇的，在苏小小的爱情悲剧中不难看到他们自身落寞的影子。

作为六朝繁华与风流的象征，苏小小的青春、爱情早已随水流去，如今寂寥的荒坟沉埋的是她破碎的心灵和失败的爱情，从这个角度来说，苏小小其人与日薄西山的晚唐帝国又是何其的相似。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文化媒介，苏小小沟通了晚唐与六朝，历史的悲剧性，在她身上展现出来。

宋元以后，钱塘西湖进入历史上的繁盛时期，西泠古渡进一步被作为连接栖霞岭与孤山的交通要道开发出来，人们在这摆渡架桥、登山游湖，昔日“得鱼无卖处，沽酒入芦花”的荒凉被“狂客醉欹明月上，美人歌断绿云消”的热闹景象所代替，而西泠之坞的苏小墓也因之蜚声遐迩。

从宋人徐铉的“凭郎暂驻青骢马，此是钱塘苏小家”，元人杨维桢的“苏小门前花满株，苏公堤上女当垆”，到明人纪青“墓头堤上柳株株，才子佳人总姓苏”，清人黄仲则“有怨只埋苏小骨，无情不上范蠡舟”，苏小小的名字在历代有关西湖的题咏中频繁出现。

诗人们从湖畔的绿荫中辨识“处士梅花苏小松”，由断桥残雪联想起“残妆剩粉不曾消”的美女苏小，甚至将“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梦断彩云无觅处，夜凉明月生南浦”的西湖胜景与苏小“斜插玉梳云半吐”的倩影和“妾本钱塘江上住，花开花落，不管流年渡”的精灵融为一境，失意归隐时，他们想起“乡亲苏小”，惆怅“罗袜香尘何处觅”，得意还乡后，他们重睹湖桥，幻想与苏小邂逅酬唱、款诉衷情。可见，苏小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西湖山水、古迹和文化的活的灵魂。

苏小小影响的扩大是与宋元明清西湖文化的繁盛和整个封建文化的日渐衰落同步展开的，这个时期西湖主要扮演的是锦绣繁华销金窟和才子佳人风流地的历史角色，而整个文化取向也趋于追求封闭的精致和团圆的满足，悲剧的精神不再符合历史的氛围，苏小小艺术形象的主导倾向也发生了变异。

例如，宋代何蘧的笔记小说《春渚纪闻》创作了文士司马才仲梦遇苏小芳魂，相互慕悦、幽婚三载的爱情故事，首次用流行的才子佳人团圆模式改造了苏小的悲剧形象。

这个故事被诸如冯梦龙《情史》、张岱《西湖梦寻》、梅鼎祥《小鬼记》、《青泥莲花记》等多部小说笔记反复抄载，苏小小也以“貌绝青楼，才空上类，当时莫不施称。……芳魂不，往往花间出现”的佳人形象，获得“古今有才情者，勿问男女，皆不死也”的高度评价。

清代康熙年间，古吴墨浪子的白话小说《西泠韵迹》第一次系统地传颂了钱塘名妓苏小小的生平事迹。作者以清初西湖的生活气氛与文化特色为依据大胆想象，虚构了苏小小痴情热恋相国公子阮郁、慧眼拔识穷书生鲍仁、巧斗好色暴戾的孟现察等情节，塑造了苏小小“性慧心灵，姿容如画”，富有血性的“奇女子”形象，展现了她痴爱山水，喜欢自由，豁朗达观，慷慨侠义的性格特点和诸熟世情、洞彻人生的丰富阅历。

小说通过苏小小与西湖山水相依相亲的化入，使其在此建立起具有认同感和皈依感性质的地方感，把对苏小小的文化认同混融于西湖的地方认同之中，从而极度张扬了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最后，苏小小在向山水自然的融入中获得了某种永恒——“与西湖并传不朽”。

至此，苏小小的故事传说被改造成为才子佳人小说的经典范式，苏小小的艺术形象也在宋元旧式才子佳人的基础上充实、完善，成为才子佳人艺术世界中的一个典型形象。

总而言之，在苏小小身上，寄寓了人们从肉体到灵魂、从凡俗到高逸、从现世到青史等不同层面的理想和心理需求。因此，这一个苏小小也就最受欢迎，最广为人知，成了历史上的一个经典形象。也难怪乾隆时期的陈树基在《西湖拾遗》中如此评价苏小小：

“古来美人不奇，美人有才则奇，美人有才尚不奇，美人有才兼有识则更奇，而且出于青楼，则奇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