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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下午,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布讣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在北京病逝。

#舒乙

关于舒乙先生的生平

舒乙,1935年出生于山东青岛,那时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1963年9月起,舒乙留学苏联,在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技术大学攻读林产化学工艺木材水解专业。

1959年,回国后被分配至中国林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78年,舒乙调入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当工程师,后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同年,舒乙他开始收集资料,为研究老舍提供了最直接的和最真实的历史资料,首篇作品《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连载。1984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历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

2000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他担任馆长。他用近20年的时间,树立起一座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舒乙还一直致力于对城市文物及文化遗产的保护。

舒乙著有《散记老舍》、《老舍》、《父亲最后的两天》、《关坎和爱好》、《我的风筝》、《小绿棍》、《梦和泪》、《我爱北京》、《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现代文坛瑰宝》等作品。

舒乙曾经写下情真意切的《父子情》,深情回忆了父亲对自己的关爱和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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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丹柿小院书房写作

父子情

文 | 舒乙

“慈母”这个词讲得通,对“慈父”这个词我老觉着别扭。依我看,上一代中国男人不大能和这个词挂上钩,他们大都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我的父亲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而生畏的人,所以是个复杂的父亲。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力最早是几岁产生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个记忆是一岁多有的。那是在青岛,门外来了个老道,什么也不要,只问有小孩没有。于是,父亲把我抱出去。看见了我,老道说到十四号那天往小胖子左手腕上系一圈红线,就可以消灾避难。我被老道的样子吓得哇哇大哭,由此便产生了我的第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使我遗憾终身的是,在我的第一个记忆里,竟没有父亲的形象。我记住的只是可怕的老道和那扇大铁门。

在我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父亲离开济南南下武汉,加入到抗战洪流中。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八岁。一见面,我觉得父亲很苍老。他刚割完盲肠,腰直不起来,站在那里两只手一齐压在手杖上。我怯生生地喊他一声“爸”,他抬起一只手臂,摸摸我的头,叫我“小乙”。对他,对我,爷儿俩彼此都是陌生的。

他当时严重贫血,整天抱怨头昏,但还是天天不离书桌,写《四世同堂》。他很少到重庆去,最高兴的时候是朋友来北碚看望他。只有这个时候他的话才多,变得非常健谈,而且往往是一张嘴就是一串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渐渐地,我把听他说话当成了一种最有吸引力的事,总是静静地在一边旁听,还免不了跟着傻笑。父亲从不赶我走,还常常指着我不无亲切地叫我“傻小子”。

他对孩子们的功课和成绩毫无兴趣,一次也没问过,也没辅导过,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的态度。他表示赞同的,在我当时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赏我对书画有兴趣,对唱歌有兴趣,对参加学生会的社会活动有兴趣。他很爱带我去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我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说话。

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是十五岁的少年了,是个初三学生。他给我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是一盒矿石标本,里面有二十多块可爱的小石头,闪着各种异样的光彩,每一块都有学名,还有简单的说明。

我奇怪地发现,此时此刻的父亲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大人,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人对大人的平等态度。他见到我,不再叫“小乙”,而称呼“舒乙”,而且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

他的手很软,很秀气,手掌很红,握着他伸过来的手,我的心充满了惊奇,顿时感到自己长大了,不再是他的小小的“傻小子”了。高中毕业后,我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父亲很高兴。五年里,他三次到苏联去开会,都专程到列宁格勒去看我。他没有给我写过信,但是常常得意地对朋友们说:“儿子是学理工的,学的是由木头里炼酒精!”

虽然父亲诚心诚意地把我当成大人和朋友对待,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在他的内心里我还是他的小孩子。

有一次,我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向他告别,他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他说:“拿给我瞧瞧!”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车票,他才放心了。接着又问:“你带了几根皮带?”我说:“一根。”他说:“不成,要两根!”“干嘛要两根?”他说:“万一那根断了呢,非抓瞎不可!来,把我这根也拿上。”父亲的这两个问题,让我笑了一路。

对我的恋爱婚事,父亲同样采取了超然的态度,表示完全尊重孩子的选择。他送给我们一幅亲笔写的大条幅,红纸上八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这是继矿石标本之后他送给我的第二份礼物,以后,一直挂在我的床前。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却是我的最珍贵的宝贝。

直到前几年,我才从他的文章中发现,父亲对孩子教育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生前他并没有对我们直接说过,可是他做了,全做了,做得很漂亮。我终于懂得了爱的价值。

我很悲伤,我也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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