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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之子舒乙病逝,曾说从美国归来的父亲“是个怪人”,43岁开始研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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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杂志 2021-04-22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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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曾跟《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我是工程师,不是搞文学的。父亲平反以后,很多人要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童年。他自己没有写过很完整的自传,也没有他的传记。我那时候接受了这个任务。”

|作者:毛予菲 刘心印

|编辑:咖喱

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出讣告,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4月21日14时16分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计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舒乙6年前因突发脑溢血被送医,开颅手术后效果并不理想。术后进行了一年康复,后来病情恶化,转至同仁医院后一直住在ICU,大部分时间是昏睡状态。4月20日,医院报病危,次日下午离世。

对于舒乙先生病逝的消息,身边的朋友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北京出版社编审杨良志与舒乙相识多年,他说:“我想到有这一天,但这一天来得太突然了。”

·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布的讣告。

工程师转行文学,研究父亲

1935年,舒乙出生于山东青岛,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用舒乙自己的话说,“好日子就过了两年”,之后就是和所有中国百姓一样,遭遇贫穷、物价飞涨、流离失所……

舒乙的成长过程深受家庭氛围熏陶:虽然物质条件恶劣,但是所接触到的人思想活跃。他曾回忆,妈妈在出逃北平时带过两三张齐白石的画,自己会跟着画两笔。父亲很欣赏这种兴趣,他觉得,人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有他自己的特长。

动荡中度过童年的舒乙,在上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专攻林业化学专业,后作为北京市光华木材厂高级工程师,负责领导科研室及中心实验室。

如今接受采访时,舒乙习惯称父亲为“老舍先生”。他说这和他如今作为老舍研究者的身份有关。事实上,舒乙43岁以后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

从1978年开始,舒乙搜集了父亲生前的许多资料,走访了100多位父亲的老友与知情者,做了大量调查。1980年,舒乙写下散文《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上连载。

他曾跟《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我是工程师,不是搞文学的。父亲平反以后,很多人要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童年。他自己没有写过很完整的自传,也没有他的传记。我那时候接受了这个任务。”

·舒乙在父亲老舍的画像前。

在做史料工作的时候,舒乙写了一系列极具见地的学术论文。舒乙的第一篇论文《老舍著作和北京城》,源自他在阅读父亲作品时的发现。舒乙梳理了父亲提到的240多个地名,由此开辟了老舍著作的“文学地理学”之路。

舒乙另一个对老舍研究领域的拓展,则表现在对老舍的“满族文学”研究上。1949年之前,老舍极少提到自己是满族人,创作中也从未标注哪个人物是满人。而舒乙通过细致的阅读,品出了老舍作品里浓浓的满族气质,并著文《隐式满族文学》,就这样展开了老舍文学的另一个侧面。

遗传自父亲的“幽默天赋”

老舍原名舒庆春,他创作的《茶馆》《四世同堂》等作品堪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老舍的作品“京味”很浓,被认为是京派小说的代表,有人称他是“蜚声中外文坛的幽默大师”。在舒乙的眼中,父亲虽然多数时候是严肃的,但只要“家里来了人,或者出去聚会,老舍就变成一个最幽默、热情、有意思的人”。

父亲的幽默和热情似乎也完美遗传给了舒乙。舒乙去世后,计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舒乙日常工作中的状态,形容他是一个“风趣、开朗,特别好相处”的人。“他也没有领导的架子,我们都很喜欢听他聊天,特别开会的时候,就觉得逗得不得了,他的口才真的是……”

·舒乙资料图

舒乙1984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1985年开馆后,他历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馆长,对老舍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他自己说他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就是勤劳,我以前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说法。现在就不这样想,老舍最大的特点是他有大爱,心胸非常博大,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舒乙曾说,老舍有一种和劳动者打成一片的天性,“他总是平等待人,所以能写出能够流传,让大家都喜欢、感动的东西。”舒乙回忆说:“我们当时住平房,每年都要上房修房子、拔草,有瓦匠在上面工作。他写作休息出来,两个人对话,两句话瓦匠就下来了,跑去和他一块儿抽烟喝茶。他跟这些人完全是一种朋友、亲人的关系。”

舒乙说:“老舍的一个爱好是喜欢请客,爱闹。把大家都招来,比如庆祝生日、节日,赏花、赏画、赏月,然后搞一个特别的聚餐。这种聚会通常到最后就是老舍一个人在那里说,大家静静地看着他。叶圣陶在日记中说过:我们就喜欢和老舍先生在一起,他不耍闹完了,我们绝不撤席。”

舒乙曾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父亲的另一个爱好是朗诵,经常在家里大声朗诵英文小说。老舍写出剧本,第一时间把剧院的院长、导演、演员找来,听他朗诵。演员们就从老舍朗诵的姿势和语言里找将来演戏的根据。“老舍认为自己作品里最好的是《四世同堂》,之前最好的是《离婚》,还有一个他在重庆写的,叫《归去来兮》。他说过这三部作品是他比较喜欢的。”

·广为流传的老舍在丹柿小院书房写作的照片。

回忆父亲:他一度是个“怪人”

近些年,舒乙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创作和参加社会活动外,就是在家画画。不聊天时,舒乙看起来很严肃,但只要谈及父亲,他的语言就立刻变得生动有趣。

舒乙说,老舍“在解放初的文艺界是个怪人”,“当时人们都穿干部服。他刚从美国回来,西服、领带、三接头皮鞋、手杖、扇子,这身打扮绝对是个怪物。”不过,穿着洋派的老舍实际上保留了很多满族人的生活习性,“在家里,他穿一个狐狸皮的对襟皮袄,一双布鞋外套一个大毡子拖鞋,整个一个中国老头。”

老舍还喜欢折扇,经常是扇不离手。因为扇子本身是好几种艺术的结合体,扇骨、扇面、扇坠都很讲究。“你看他的照片张张有扇子。假如说他一天有三场活动,他换三把。毛主席接见他,根本就不热,他也拿着扇子。毛主席根本不看他,看那扇子。”

·1960年,毛泽东接见老舍(右一)、梅兰芳(右二)、田汉(右三)。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也看到了父亲在时代大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代表性。“他们这一批人,也就是五四的启蒙者们,恰好赶上了私塾的末班车,所以唐诗宋词、‘四书’‘五经’都倒背如流,古典文化素养深厚。同时,这些人也纷纷留学,了解了大量西方的政治、科学、文化知识。可以说,正是那样的时代造就了他们这批人。”

在舒乙看来,老舍可说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典型:他活了67岁,有近10年在国外。这10年里,老舍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思想,也形成他看问题的独特视角。正是这种独立的思考和个性的东西,使他在文艺上永远不会被时代抛弃。

晚年致力于“保护”北京城

浸润在父亲的作品里,舒乙逐渐踏上了自己的艺术之路。

2000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舒乙担任馆长,为新馆筹建奔走呼号、倾尽心血。此时舒乙已是花甲老人,但工作起来精力充沛、创意无限。

他曾考虑要把文学馆建成一个园林式的文学殿堂,从建筑设计到庭园绿化、作家雕塑,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在他的策划下,中国现代文学馆还专门引进了影视人才,对老一辈作家进行追踪采访,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舒乙资料图

在这之后,舒乙开始渐渐投入到自己的兴趣中。他的爱好和父亲一样,也紧紧围绕“北京城”。“他继承了父亲对北京的熟悉,对北京的宣传,对北京的热爱,这点在他身上表现浓烈。”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周明曾如此说道。

北京是老舍的写作源泉,他爱北京,作品里充满了浓浓的“京味儿”,舒乙对这些点滴也都了然于胸。

2000年,面对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舒乙与几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十条紧急建议”,担当起保护老北京的历史责任。此后多年,舒乙一直致力于对城市文物及文化遗产的保护。

似乎是童年的兴趣被激发了出来,舒乙晚年对作画的兴趣愈发浓郁,但并不拘于水墨或油彩,而是别具一格的中西混搭,画北京故宫和其他风景名胜。好友杨良志评价他的画:“带有灵气,他画故宫石砖缝的小草,常常用独特的眼光看待古老遗迹的生命现象。”

晚年的舒乙住在安定门附近,往南看是波光粼粼的护城河。他常在护城河边散步,把北京草木全留在心里,化作一篇篇动人的散文和画作。

部分资料来源:《环球网》、澎湃新闻、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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