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全国各地上映了一部电影——《赵一曼》，电影里的主人公乃根据真实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真实的历史事件拍摄而成，影片一经播放，全国上下，无不为这名抗日女士的凛然正气和坚贞不屈的崇高精神所动。
同时，人们也迫切地想知道赵一曼更多的身后事，比如说，她的身世、籍贯、真实姓名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发生在战争年代的人事，要在战后查起来，简直是犹如大海捞针般难。
22岁的陈掖贤也喜欢看《赵一曼》这部电影，影片中赵一曼的每一个事迹，都让他难以平静，心中不自觉浮现出母亲李一超的名字。他从小在养父养母的身边长大，听他们说，生母李一起在他一岁多的时候送了过来，从此杳无音信，再之后，只知也是一名女烈士。但是，具体怎样牺牲，在她身上发生过什么，却是无从知晓，不仅陈掖贤不知道，家里其他人也都不清楚。
直到1955年，在北京生活的陈掖贤接到姨妈李坤杰的来信后，方才得知，当年电影中播放的女英雄赵一曼，竟然与生母李一超实为同一人。他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为了全面了解生母的事迹，他托姨妈将妈妈的材料寄一份给她。
此时，他很想知道，到底在生母身上发生了些什么，当年，她又是如何生下自己，将自己托付给养父养母，之后又经历了什么？……
虽是时过境迁，在有心人的追查之下，所有的往事还是一一浮现了出来……
那是1928年11月，赵一曼（那时用本名李一超）刚和丈夫陈达邦在莫斯科分别，临别之前，陈达邦还摸了摸李一超的肚子，细心的叮嘱他在路上要多多注意，并和她仔细商量了日后孩子若是照顾起来有困难，可送与堂兄陈岳云处抚养。
赵一曼还顾不上想到那么远，此次回国，一方面因为怀孕，另一方面，她也想早日回到国内参加组织工作。踏上了回国的火车后，她先是来到位于上海的中央机关总部，请求给予分配工作，但组织上见她已身怀有孕，为了照顾到她这个特殊情况，决定暂时不给分配工作。
赵一曼一听很是心急，她再次向组织表明态度，请求安排到组织最需要的地方去。那时，湖北宜昌是党中央的一个重要联络点，但是却屡次遭到严重破坏，党中央正为在宜昌建立新的交通联络站寻觅合适人选。
赵一曼得知后，主动要求前往宜昌，但是组织上一再考虑她的特殊情况，迟疑不决。不过，思来想去，却也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赵一曼见状，态度坚决地说：“你们放心，我虽怀有身孕，但这个孩子正是我最好的掩护，没有再比我更合适的人了。”
第二天一早，赵一曼便立马动身了。她拖着沉重的身子，从上海几经辗转来到宜昌，由于来得匆忙，住处也是临时找的，为了工作方便，她在长江边一个狭窄的巷道里租了一间板房。随后，她又以开小铺子作掩护，建立起新的联络站，担任起接待过往的交通员、帮他们购买船票、转换组织关系、传送重要文件等工作。
当时的工作环境很是恶劣，吃食亦是很粗陋，这对于孕期的她来说实在是一件考验的事。地主家出身的千金小姐赵一曼却从未有过一丝抱怨，反而主动融入邻里，关心穷苦人家。
三十年代宜昌
2月1日，正值农历年的腊月二十二，在当地民间这是小年的头一天。按照当地习俗，在这一日，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屋内卫生，准备香烛供果，敬奉灶神的。赵一曼在邻居的提醒下，也按照习俗在这日的头一天就开始准备了。
本想着在这一天和当地人一样，过个小节。怎奈，二月一日一早起来，她便出现头晕目眩的症状，肚子也隐隐地作疼，房东老太婆见了，怕她在此时将孩子生在家里招来晦气，愚昧迷信的她坚信产妇的污血将会亵渎家神，会带来不吉利，便执意要将赵一曼赶出去。
赵一曼已经预先交了两个月的房租，如今碰到这种雪上加霜的事，只能强忍着疼痛与房东争辩起来，那房东见她如此，却是更霸蛮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哭闹，吵吵着要赵一曼赶紧搬走。
赵一曼实在无奈，她心中愁苦万分，这大过年的要去往哪里？她想到去码头看能不能找到一艘船，乘船先回老家找哥哥嫂嫂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可转念一想，要是组织派遣过来的新人不能及时到位，因为自己的私事耽误了组织上的大事可怎么办。
正当她心里着急该何去何从之时，肚子却是又隐痛起来。没有办法，她只得拎着行李，捧着肚子走在街上寻找新的住处，可她来回走了几条街了，就是没人愿意租房给她。最后，还是她原来租房的邻居看不下去了，与妻子商量，将赵一曼接回了他们那间简陋的板房之中。
邻居夫妇也是穷苦人家，丈夫是码头的一位搬运工人，大嫂看着也很心善。他们分出了一小半间板房，并在那里搭了一张板床给赵一曼住下。得亏如此，就在当晚，赵一曼肚子痛得越发厉害，频率也高出许多，眼见她即将临盆，那大嫂情急之下，决定亲自为赵一曼接生。
她并没有过接生经验，倒是生过两个孩子，凭着过往经历，她一边吩咐丈夫烧开水，一边安抚住赵一曼，教她发力，几番折腾下来，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之后，赵一曼终于在夜半时分生下了一名男孩，这名男孩便是陈掖贤，赵一曼给他取小名宁儿。
儿子的降生让初为人母的赵一曼欣喜万分，可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是愁苦了她。因为是早产，连孩子的衣物都没来得及准备，好心的大嫂将一曼旧的棉衣找来，用剪刀拆开后把小宁儿包起来。
初为人母，赵一曼看到孩子的啼哭，变得手足无措起来，好在有大嫂的相助，她细心的教赵一曼如何喂养孩子，如何换尿布。在赵一曼月子期间，大嫂还主动帮她洗衣物、做饭菜，在这样好心人的帮助下，赵一曼才得以顺利地度过了这个特殊的时期。
一到夜里，赵一曼不禁思念起陈达邦来，此时此刻，要是他在身边该多好，他定不会让她吃这么多苦的。可惜，他远在莫斯科学习，又怎能回得来呢。
赵一曼又想起了过世的母亲，昔日种种对于家人的爱恨交错，如今孤身面对着刚出生的孩子，热泪在眼眶中不断地打转。这时，为她接生的大嫂端着一碗热乎乎的汤面进来了，见她的表情，便宽心地劝慰她：“你是不是因为白天那老婆子赶你出来而伤心？你也不要全怪她，这边的风俗是这样，孩子在哪怀的就在哪生，特别不能把外姓人的孩子生在自己家里，怕产妇污血亵渎家神，给家里招来灾难，断了香火。”
赵一曼一听，接过汤面便问：“那大嫂你不怕这些吗？”
大嫂笑着说：“我也怕，但是不能眼看着你走投无路，将孩子生在大街上吧。我这是在做好事，相信家神也会怪罪下来，会保佑你我的。”
赵一曼听后，很是感动，同时，她也原谅了那房东老太太。
不久，这对好心夫妇中的丈夫因为赌博被警察抓了去，那大嫂带着两个孩子交不出罚款左右为难，赵一曼见了，主动将陈达邦送给她的结婚戒指从手中摘了下来，找到一家买主卖了个价钱，拿着这个钱给到好心大嫂，救出了她的丈夫。
然而，让赵一曼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个举动，却也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在得到消息后，赵一曼知道可能会出事，她立马决定抱着未满月的宁儿连夜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
行船途中，由于她在产前是长期缺乏营养，孩子在肚里是出现了发育不良的情况，再加上她月子期间营养没有跟上，又遇上逃亡路上的寒冷与精神紧张，奶水也越发少。半夜，宁儿饿了，用力吸吮着妈妈的乳头，却怎么也吃不饱，索性吐了乳头，嗷嗷大哭起来。
赵一曼急了，将乳头又塞到宁儿嘴里，却仍止不住孩子的啼哭。看着轮船外寒冷的黑夜，赵一曼一度情绪崩溃，最后还是挺住了，就这样熬着熬着来到了上海。
来到上海后，在组织的帮助下，赵一曼身体渐渐恢复起来，孩子也带得越来越好。不久，组织安排她在爱多亚路的中央机关工作，她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坚持工作，由于当时上海地下斗争极为艰难，机关也常常遭到破坏，干部的调动极为频繁，赵一曼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
一日，在她病倒之时，又逢强盗入侵室内，那伙人不仅抢走了所有的财物，末了，竟还强行脱走了她的外衣与孩子身上的所有衣物。备尝艰辛之时，她急中生智设法打电话求助于郑氏姐妹，那郑氏姐妹拿起电话时，明显感受到电话另一端赵一曼的声音在颤抖。她们立马回家找来衣服，又用旧衣料给宁儿缝制棉袄。
当她们深夜赶至赵一曼的住处时，赵一曼正抱着孩子哄睡，脸已经冻得发紫，但看她的眼神却很是坚毅。她简单讲了一下这次脱险的经过，又提出将孩子交给姐妹俩帮忙带一下，她得要立马找到组织汇报重要工作……
1929年秋天，在中央机关的安排下，赵一曼带着宁儿来到了南昌。在这里，她和江西省委秘书王宏扮演一个家庭，以此来掩护机关工作。他们在一个偏僻的胡同里租了间屋子，王宏以才是身份作掩护，赵一曼白天则像一个普通妇人一样带孩子、买菜、做家务。到了晚上，二人又以姐弟相称，商量起传递文件等工作事宜。
11月23日，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及下属组织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30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被残忍杀害，赵一曼也差点命丧其中。
这一夜，王宏还未回来，赵一曼按照惯例抄写文件，就在她聚精会神地抄写之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刚一打开门，就听到王宏说：“赶快走，有叛徒！”他一边说着，一边快步走到床前抱起孩子塞到赵一曼怀中，接着，立马将有关文件进行烧毁。赵一曼知道情况不妙，赶忙腾出手，拿了一床毯子给宁儿包上，一边跑去开后门。
这时，前门突然响起一阵阵擂门声，赵一曼想等王宏出来一起走，却只听王宏叫她赶紧走，还在犹疑之时，前门的门已经哐唧被砸倒了。情急之下，赵一曼只得抱着孩子立马奔出了门外。
一路上，寒风凛冽，雪花扑打着脸。赵一曼一边担心着王宏，一边片刻不敢停下来，宁儿被冻得醒了，看到漆黑黑的陌生的地方，哇哇地哭了起来，为防孩子的哭声惊扰附近的人家，赵一曼赶紧抱紧了孩子，将毛毯盖住宁儿的头，快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赵一曼一边逃，一边想着接下来该到哪里去。她首先想到了应该立马将南昌的情况报告给中央，让中央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可是，她现在身上又没钱，还带着个孩子，该如何是好？
有困难就应当克服，组织的大事万万不可耽误。
赵一曼这样想着，便立马加快了步伐。不知道到底是走了多远，雪也下得越来越大，走到快接近一个村子时，见路边有草垛，她也走得实在是疲了，就停了下来，将草垛盖在她和宁儿的身上，准备休息一会。
可怜宁儿跟着她一路奔波，又冷又饿，此刻也顾不上寒冷饥饿了，和母亲一同闭上了疲惫的双眼。
宁儿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二人一直睡到了天微亮，此时，雪也停了。赵一曼看着怀中的宁儿，脸已冻得紫红，醒来后，一边哭，一边小嘴咂着，她强忍着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抱着宁儿的脸蛋亲吻了起来。
当她抱着宁儿走到村头的一户人家时，碰见了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在打扫门口的积雪。老人见她们母子俩衣着单薄，又冷又饿的样子，便让他们进屋，拿出了火盆，帮他们烤干了衣服，还给盛了一大碗稀饭，让母子俩饱食了一顿 。好心的大娘还找来了一根绳子，让她好背起宁儿行路，临走前，又送了一截竹竿给赵一曼，叮嘱她雪路上行走，小心滑倒。
赵一曼就带着这两样东西，一路走着，从南昌走到了赣江。路上渴了饿了，才停下来，向路过的人家讨口水或讨顿稀饭来喂养孩子。
当母子二人走到了赣江码头时，正好遇见有开往九江的运粮木船。赵一曼拿不出钱买船票，不得已将身边陈达邦留给她的仅有的一件物品——怀表，递到了船老板那，以此抵船费，这才被允许上了船。正值寒冬之际，船内奇冷无比，那老板娘看在怀表的份上勉强着递来了一床破棉被。
到了九江时，恰巧碰到一艘开往上海的客轮，此时的赵一曼已经彻底囊空如洗了。幸亏得到几个年轻的船工们的帮助，他们将木船撑过去靠着客轮，让她趁别人不注意时背着孩子爬上客轮。
虽是上了客轮，却没有位子可坐，赵一曼只得抱着孩子在客舱里挤着。临到开饭时，为了孩子，只得向同船乘客要点稀饭喂养孩子。这一切，被旁边一位善良的大嫂看在眼里，她很同情这对母子，便将自己的烤饼、馒头分出来一些给他们充饥。
正是因为这位善良的人，让赵一曼母子勉强度过了两日的航行生活。
经过千辛万苦，赵一曼带着宁儿终于来到了上海，找到了组织，并及时将情报汇报给了党中央，请求党中央采取有力措施，惩治叛徒。
经过几次以来的历险，赵一曼开始思考这样带着孩子从事革命工作，是否真的可行。原先，因为不舍年幼的宁儿，她坚持将宁儿带在身边，可是连续这几次经历下来，宁儿一路以来跟着她出生入死，受尽了挨饿受冻的日子。
她开始考虑，是否要考虑当年与丈夫分别时，陈达邦跟他说过一句话：“如果将来孩子带在身边给工作添来麻烦，可将孩子送到湖南，请堂兄陈岳云代为抚养。如果确认要送的话，可以请妹妹陈琮英帮忙。”
毕竟，坚持把孩子带在身边，不仅影响革命工作，而且宁儿的安全问题还不能保障。
1930年，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也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姑嫂相见，自是百感交集。她们二人都在从事革命工作，话语投机，赵一曼也将自己想将宁儿托付陈岳云抚养的想法和盘托出。陈琮英听后，非常理解嫂嫂的选择，二人商量后，便将宁儿带到了陈岳云所在的汉口的家。
此时的宁儿已经一岁多了，学会了走路，也已经会开口叫爸爸妈妈了，当真的把宁儿要启程送到陈家时，赵一曼心中又是百般不舍。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工作多变，生活尚且动荡不安，宁儿已经跟着自己吃了这么多苦了，思前想后还是送到陈家宁儿的日子会过得安宁一些。
来到陈家后，看着眼前的陈家，赵一曼不清楚儿子究竟在这个家庭成长会不会幸福，自己这一走，又能到何时再能再见到宁儿，一想到此，眼泪再也不受控的像断了线的珠子掉下来。
宁儿也像是预感到什么，两只小手张着扑到妈妈的怀里，跟着妈妈一起哭了起来。
赵一曼抱着宁儿，一边亲吻着他，一边帮宁儿擦着眼泪：“宁儿不哭，为了将来，妈妈必须要这么做，你将来懂事了会理解得对不对。”
第二天，赵一曼抱着宁儿来到了照相馆，照了一张母子俩唯一的一张相。照片中，母亲赵一曼神情坚毅，眼中却是对宁儿无限的慈爱，宁儿依偎在母亲怀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充满着对世界的好奇。
赵一曼为免陈家人忘记宁儿的出生时日，还在照片的背面特意写上了。
她和宁儿一起，在陈家的店里生活了几日，放下心来才决定忍痛离开。她离开后，宁儿带着嘶声裂肺的哭腔寻找妈妈，连晚上睡觉都睡不实，醒来一睁眼便是喊着要妈妈，那找寻妈妈的小脸和惊异的目光，让周围的人看了，无不为之鼻酸……
可是，赵一曼又何尝好受。辛苦怀胎十月，历经几番磨难才生下的孩儿，又一路跟着自己艰难长大到一岁多，她又如何能完全放得下？可是，相比艰难的斗争环境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又让她不得不将这份对宁儿的感情深藏在心底。
赵一曼一路流着泪回到上海。不久后，她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到机关工作。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在短短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东北全境。从此，东北人民过上了水深火热的日子。
也是这一年，赵一曼被安排调往沈阳，参加抗日斗争，正式改名赵一曼。原来，她的名字叫李一超，丈夫陈达邦及陈家人也都只知她的本名李坤泰和李一超这两个名字。将宁儿送到陈家后，才改名为赵一曼。
其实，那时她改名并未多作他想，她只是不想用自己的本名，以免将来发生意外，被查到家人身上，让他们遭难，所以在参加东北抗日战争时她从未告知身边人她的李姓本名。
在敌占区，赵一曼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黄维新一起，假扮成一对夫妇。赵一曼负责女工作，她在工作期间主动到女工较多的大英烟草公司深入调查，了解工人的生活、工作、工资，在得知工人长期受到压迫与剥削时，她亲自组织起工人识字班，通过各种活动加强工人之间的联系。之后，她又发展了十几名纱厂女工工会会员，积累了很多地下秘密斗争的经验。
由于她在沈阳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不得已，她又辗转来到了哈尔滨，遇见了同她一起调到哈尔滨的老曹。为便于工作，二人以家庭形式组织起哈尔滨市总工会机关。在哈尔滨，他们深入电业局，到电车工人当中做工作。在他们的指导下，工人的觉悟不断得到提高，工会组织发展到45人，成为了一支强大的反日斗争力量。
电业工人在日本的统治下，长期受到残酷剥削与压迫，4月3日早晨，在赵一曼等同志的领导下，电车工人的反日大罢工举行，整个哈尔滨陷入了市内交通瘫痪，城市秩序异常混乱。电业工人的大罢工也激起了更多的群众加入到反日的情绪中来。
最终，在日方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后，罢工收到成效，才决定于4月4日开始复工。
这是一场特别的胜利，它凝聚着赵一曼等多名共产党人的智慧与领导艺术，也为反日宣传打下了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
经过几年的地下斗争工作后，赵一曼越来越渴望能到游击区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实际上，她也的确具备了很好的军事才能。
1934年7月的一天，是哈尔滨一年来最热的一日。赵一曼化装成一位农村妇女，经过重重关卡，来到了赵尚志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队。
游击队驻扎在珠河，刚来时，赵一曼不熟悉这边的生活习惯和吃食，她强制自己尽快吃东北粗粮，适应这边的生活与语言。她的适应能力很高，没过多久就融入到了群众当中，凭借着她原先积攒的经验和超强的组织能力，很快，她就把广大妇女都动员组织了起来，教她们抗日歌曲，做军衣、纳军鞋以支援前线斗争。当游击队在外作战回来，她又组织妇女为战士们做饭、缝补衣服、做子弹袋，为受伤的战士做起基础护理。
赵一曼在游击队的进步越来越快，除了组织妇女团的工作，她也时常参与到实际作战中来。
1934年9月下旬，赵一曼在观察敌情时，偶然获悉日军竟然早在一年以前就于五常境内背荫河火车站附近，秘密新建了一个杀人工厂。这工厂周围高墙加铁丝网，戒备十分森严。附近一带的老百姓也都被强迫迁走。
赵一曼对这一事件深感蹊跷，直觉告诉她，这其中必定隐藏着什么大阴谋。一日，她带领几个人埋伏在附近，却见十几个浑身浮肿、面无血色的人疯了似地从那个工厂里跑了出来，后面的敌人对他们一路追击，赵一曼见状，立马带领队伍实行救助，成功将十几个人带到了游击区的后方医院。
通过和这些人的接触后，赵一曼才得知，日本人在那个秘密工厂正在进行惨绝人寰的人体试验，为打细菌战、毒气战在做准备。
他们还向赵一曼透露了，那个杀人工厂在外看不出来是做什么的，在内却将他们装在铁笼里，许多被抓来的都是无辜百姓。日本人对抓来的人三天一次用玻璃管子吸一次他们身上的血，隔几天一次用小刀刮耳朵唇，还会拿出一个胶皮管子命令他们往肚子里吞，直到吞到肚心为止，这时，日本人会使胶皮管向回抽气，直到抽出肚内白的东西为止……
很多人在这样生不如死的境况下，想到了逃跑，大多数人却未能成功出逃，都永远地躺在了那里。唯有他们十几个人，遇上赵一曼等人被救下才活到此刻。
赵一曼安排人对他们进行了细心的照顾，也跟他们讲了很多抗日救国的道理，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了勇敢的抗日战士。与此同时，赵一曼也将这等活人细菌试验报告给中央，经中央报告给了共产国际组织，由此向全世界公布了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同年10月，珠河地区抗日队伍发展越来越壮大，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也被日伪当局视为眼中钉，想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对赵一曼他们所在的部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讨伐”。
为了破碎敌人”大讨伐“，共产党人实施多项反击。赵一曼曾亲自带领农民自卫武装，进行了坚决抵抗。
不过，在一次日伪的大讨伐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那夜，赵一曼由于身体受伤，不幸被日伪抓住，赵一曼不仅不慌张，反而借机对带队的伪军连长进行抗日宣传，她说：”你们都是中国人，现在要你们对抗日本人，尚且很难，但我希望，如有一日，在战场上我们死伤难免时，你们绝不可把自己手无寸铁的同胞抓去交给日本人请功悬赏。为人做事，要多想着自己毕竟是中国人啊。至于对我，要杀要砍，由你下命令，但我是绝不死在日本人的手中。“
正是因为赵一曼这番正义凛然的一席话，那位连长深受感动，他悄悄下令将赵一曼放回。
1935年，赵一曼组织培训的地方武装农民自卫队和模范队名气越来越大，破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同年，她就任第三军第二团政治部主任。
一次，三团张连科带领一部分兵力在铁北侯林乡山里被日伪军包围。敌军火力很强，不仅有迫击炮，还有重机枪，赵一曼听闻后，骑着一匹白马，带领着游击连，有策略地从敌人背后发起猛攻，尽管队伍里一半的人手上只有一把钢枪，但他们的阵势还是吓坏了敌人，三团见援军到了，也立马反击，里应外合，一场原本注定失败的战局生生被转败为胜。
这次后，赵一曼的形象更是深植于珠河抗日游击区的人民心中，广为流传。
同年10月，长期在敌人”大讨伐“的枪子底下，赵尚志决定一举冲破。在敌人进攻越来越疯狂下，赵一曼与王惠同带领第三军二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并与三团配合，对帽儿山、乌吉密守敌进行了多次袭击。
11月14日，赵一曼与王惠同率领二团50多人，来到了铁道北五区的安山屯，被夹在群众们的汉奸告密。敌人立即调集兵力前来围攻。
15日一早，日军三队人马加上伪警察队一起300多人，分别向赵一曼一行人所处的方向围攻而来。在寡不敌众之势下，战士们伤亡很大，王惠同负伤被抓，赵一曼在掩护王惠同中左臂受伤，由于她隐蔽在很深的雪坑荒草中，未被敌人发现。夜里，她忍着疼痛从山上下来，路遇跟随她的小战士杨桂兰和铁北区委宣传部部长周伯学等人，半夜，他们将她安顿在春秋屯的孙恩贵家里。
一行人为赵一曼进行了治伤，此时，敌人也在加紧搜山。一位汉奸注意到了孙恩贵家的小窝棚里有烟气，料定藏着有人，立马报告给了特务。第二日上午9点30分，敌人包围了赵一曼等人，当即实行了抓捕。
抓到赵一曼后，日本的军官大野泰治连夜进行了审讯，由于赵一曼不吐露丝毫讯息，以至于他们敌人根本摸不清她的真实身份，连夜审问了几个小时后，依然没有得到任何一点有用的信息。大野泰治暴跳如雷，拎着马鞭抽打起赵一曼，并用鞭杆使劲地戳着赵一曼的受伤处。
大野泰治见一招不管用，便变着法儿来折磨她，进行了多种刑讯手段，更是在她满身重伤下仍然施行畜生般的拷打，眼看着她生命可能不保，还想着利用她，又叫来医生治疗。
如此，反反复复下来，赵一曼的身体状况受到严重损害。敌人依然没有套到一丁点信息。
大野泰治知道在她身上下功夫没有用，开始在一起抓来的人身上摸清赵一曼的底细，结果是：一天审讯下来，对20多个人施以了各种毒刑，依然没有一个人说出赵一曼的身份。
大野泰治在愤怒之余，开始对赵一曼的口音、回答问题时的坚决态度进行分析，又拿来各种报纸放在她的面前由此发现了赵一曼有很高的俄文阅读水平，通过诸如此类的判断，她断定赵一曼大概是一位以珠河为中心，能把三万多农民紧固的组织起来的共产党的指导者。
这样的结论让大野泰治兴奋起来，他想利用她来挖取到更多有用的信息来。随后，他命人将赵一曼关押到了伪滨江省警务厅的地下室，在那里，大野泰治与登乐松等人，几乎每一天都要对赵一曼进行审讯，他们软硬兼施。奈何，赵一曼一套都不吃。
当看到赵一曼被他们折磨得消瘦得不成人形，东西也吃不下时，大野泰治决定先将赵一曼的伤治好后，后面的慢慢再来审。
出于种种考虑，他们将赵一曼以”王氏“为假名安插在市立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派伪警三人轮流监视，董宪勋便是其中一位。
治疗期间，医生发现赵一曼身上有24块碎骨片散乱在肉里，大腿骨更是有粉碎性骨折。当时，医院里很多同事都被这位坚强的抗日女伤员所震撼到了。
在这个期间，大野泰治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她的讯问，他甚至有一次走到医院扬言要锯掉赵一曼已经受伤的腿，被其厉言骂回去才作罢。
赵一曼很想逃离这地狱般的地方，机遇来了，赵一曼成功策反了护士韩勇义、伪警董宪勋，在她的感染下，二人幡然醒悟，立志成为爱国战士，与日军顽强对抗。
1936年6月28日，在二人的帮助下，赵一曼逃出了医院。
6月29日，轮班的伪警发现赵一曼不在医院，敌人立马实施了追捕。
6月30日，当赵一曼一行三人走到距游击区仅有20里的李家屯时被敌人追上，她再次落入敌人的魔掌。
这一次，敌人搜肠刮肚地想出了更多更残酷的体刑来。他们用钢针刺入她的手指，用铁条使劲拧她腿部的伤口，用掺着辣椒和小米粒的水直接灌进她的鼻腔，在她满是血痕的双手缠上电线，用电流击她……赵一曼一次次昏死过去，敌人不肯罢休，她也始终不吐口。
不知道过了多久，敌人已经没招了，将她关进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地下室拘留所里。这日，赵一曼在昏迷中醒来，睁开眼来通过小窗里透进的光，判断出是白天。她想挣扎着起来，但是，一动，身上每一处都钻心的剧痛；她想用手去摸一摸，可手指是张开的，根本无法并拢；她想深呼吸，可从鼻腔到胸腔整个呼吸道都是火辣辣的，甚至她发现自己在那惨无人道的酷刑下连小便都失了禁……
她默默地闭上了眼睛，回忆起往昔来。她想到那年，一手将宁儿交到他婶婶手里，宁儿好像知道妈妈要离开自己似的，连睡觉都睡不踏实，一睁眼便哭喊着要妈妈的神情，那张因妈妈离开的惊慌失措的小脸，这些年来，始终出现在赵一曼的脑海中。一想到此，便揪心的疼，一生最为遗憾的就是未能对儿子尽到教育的责任，如今，她的宁儿也该7岁了，不知他在陈家过得好吗？作为母亲，她深感自己有多么失职……
1936年8月1日的夜晚，赵一曼被敌人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她明白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民族存亡而牺牲，她觉得无怨无悔，但作为母亲，她也在心中留下了一份长长的牵挂和一份无法弥补的遗憾……
她向押解她的宪兵要来了纸和笔，临刑前，写下了这180字的绝笔遗言：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份遗言字字珠心，在她牺牲后第21年，这份遗言终于到达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宁儿（陈掖贤）手中。当陈掖贤拿着这份沉甸甸的遗言，这名已经26岁的男子，流下了一行激动的热泪。为了表达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思念与崇敬，他用钢针在自己的左臂刺上了”赵一曼“三个字……
陈掖贤从母亲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力量，这股力量驱使他成为一个更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此后，他经常了解家乡情况，关心百姓困难疾苦。他还将母亲的遗言抄录在笔记本上，用它来鞭策自己、教育自己。
他决定秉承母亲的遗言，在生活遭遇异常困难时，始终不以烈士的儿子自居，也从不要求给予特殊关照。当他的身世在得到有关部门的确认后，相关部门根据规定给家属发抚恤金，陈掖贤却坚决不去受领。
后来，身边的人问起他为何不领时，他回答说：“母亲为国捐躯，岂是金钱所能衡量的吗？作为她的子女，继承的也只能是她的精神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