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见解之一——来自体制内的黄奇逸的反驳
黄奇逸教授执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是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门派正宗。黄氏在参与编纂《甲骨文字典》的过程中，就发现了甲骨文研究旧体系的种种矛盾，按照黄先生的说法，就是强硬的约定，混乱、困惑。他在《商周研究之批判——中国古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一书中，举出了四十多个甲骨单字，分别给予了剖析，最后指出：
就是这四十多个字，已足以说明甲骨学旧体系的约定与虚假、空浮的破败事实了！在此我们要告诫学者的是，不要因为另外的甲骨文单字暂时逃脱了反驳与批评，那些文字的考释与字义就是可以接受下来的，这才是刚刚开始。另外，若真正熟习甲骨文与旧体系的学者，一定会知道，我们对这四十多个甲骨单字的讨论，已是根基性的与毁灭性的，有许多字只需一个字的毁灭，就是整个旧体系的毁灭！何况四十多个字呢？
黄先生列举了旧体系在文字考释中经常甚至故意犯下的错误。
比如生拉硬拽。旧体系中有不少单字，被隶定为很多的字，只要读音相同或近似，就拿来用。试举一例。包含“有”字的条目，在著录中超过了1000条，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字。以前很难读通，而只要通假为又、侑、尤、祐，就都可以读通了。很显然，黄先生不认为这个字该释读为“有”，他甚至认为，在甲骨文所处的文字发育阶段，甚至都不该出现假借。
再比如释读出一个字，用在其他文句中不通，就采取各种方法让它硬通。例如重新句读，用标点断句的方法，让整个意思看上去勉强通顺；或者完全靠自己臆想，硬把它读通；或者就说古人刻写时也有错讹。最后实在不行，就采取鸵鸟政策，置之不理。
（笔者按：事实上，目前被置之不理的甲骨文单字至少在3000个以上，占到了甲骨文单字总量的60%左右，未能读通的条目也许就更多了。在已经认出的1000多个单字中，只有大约500至700字是被公认的，其余一半左右各家有各家的认识，这一家也经常反对那一家，而且都言之凿凿、有理有据。换一句话说，甲骨文实际上总体未能读通。当然，有些专有名词，比如人名、地名、特殊的器物名确实很难读通，它只属于甲骨文时期的特别约定，后来这些语词包括所指与能指都不用了。这些字，当然读不出来，也无需去硬读。但是，考虑到文化传承，考虑到那些特殊约定往往也是从原有体系中派生出来的，出现那么大量的不能释读的单字与条目，确实不正常。）
黄奇逸无疑是勇敢的，因为他几乎否定了师承，推翻了甲骨文的传统体系，这意味着他可能众叛亲离，可能失去很多体制内“成功”的机会。事实上，黄奇逸当上教授，也是近年的事。
那么，黄先生在摧毁了旧体系的大厦之后，有什么建设性的体系雏形呢？
黄先生给出了不是卜辞而是“录辞”的核心结论。
他认为甲骨文的功用是记录备忘，记录什么备忘呢？黄先生认为，日常的生产生活是不需要文字的，只有在处理相关于神的事情，比如祭祀，才需要文字的记录，因为害怕搞错。甲骨文上所记录的也是一种卜问结果，只不过是卜问将要举行的祭祀中关于时间、祭品、祭法（祭祀过程）的安排。这是谁给的呢？当然是神。也就是说，甲骨文仍旧是卜辞，只是不是卜问未来会这样还是那样、是吉是凶、是福是祸，而是卜问我们什么时候、以什么方法程序来祭祀列祖列宗。因此，甲骨文上的文字，都是文字按照祭祀时间顺序的自然叠加，本身不是什么句子，没有完整的语言逻辑，这也是读不通也无需读通的原因。
黄先生的根据是什么呢？除了传统大学小学之外，宗教学、哲学、文化人类学、中外文字学，等等。另外，黄先生找到了古代典籍的支持，比如郑玄在《周礼·春官·龟人》注里所说的“祭祀先卜者，卜其日与其牲”（祭祀要先卜问神意，安排在何时，安排哪些祭祀物品）。
这样，黄先生的体系就很难动摇了。因为，它的每个字，都代表了一个（一组）物件或者会意了一个（一组）行为，能认出来的，比如鼎，那就是鼎，认不出来的，就是商代的一种器物，或者一种特别的行为，或者二者的结合会意，而由于时代久远，我们已经无法指认它们了。所以，在这个体系里，在甲骨文性质的研究领域中，没有必要读出的完整语句，甚至没有必要去考释那些没有认出的字。
黄先生还认为，人类之所以产生文字，不是庸俗的唯物史观所理解的来源于日常生产与生活，而是来自于祭祀。在中国上古人类的知识体系中，祖先就是神灵。神灵有支配万物的能力，把神灵（死去的祖先）伺候好，是必须的，绝不能因违背神意而遭致灾祸。祭祀就是一种对神灵的膜拜与贿赂（与神灵做交易）。所以必须按照神灵的提示，将未来祭祀的日期与贿赂物品（那时候没有人民币和美金）记录清楚，一点也不能出错。所以要用到文字，文字不是拿来作信息交流的，而是让巫师们作为备忘录的。
笔者无资格也无意于讨论黄先生的对与错，只是有三个疑问存放此处：一、黄先生是否真的认为人类的祭祀活动，其意愿、行为与后果，不是来自于人自身而是来自于神？二、如果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来自于神，那么，黄先生是否核对过，那些较为完整的甲骨上所呈现的所谓“兆”，与最后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有着一致的关联性吗？比如说，朝左裂开两路，就是要用鼎，要敲响钟；朝右裂开三路，就是要用血水涂衅，要用童男童女各一。这种对应性存在吗？实际上甲骨文中一文多辞的现象非常多，很容易得出结论。如果兆相完全一致，却有完全不同的文字，或者完全相同的文字却有完全不同的兆相，那么，黄先生的此番假说也就应该从逻辑上站不住脚。三、如果有人认出了甲骨上的字，并且用这些字读通了甲骨文，而且有些也正符合典籍记载，那么，黄先生认不认？
黄先生是体制内杀出来的一条好汉，而且涉猎广、火力猛，但即使如此，学术界竟然没有什么回声，这着实让我非常惊诧——难道黄先生的观点根本不重要？对既有的甲骨学体系不产生作用，所以完全不值得一驳？还是说，用沉默对待新知，让所有挑战者在沉默中自生自灭，从而让原有体系继续保持金刚不坏之身？
新的见解之二——来自于民间学者璩效武的构建
如果说传统甲骨文研究体系可以用“卜辞派”来冠名的话，那么，璩效武先生的学说就应该明确地称为“非卜辞派”。
黄奇逸先生看上去是反对旧体系的，但本质上属于旧体系，因为还是卜，只是卜的内容不同。璩效武先生则彻头彻尾地批驳了“卜”。
首先，他认定，没有典籍表明在周以前，人类有过占卜的行为。（不过，这一点确实面临很大挑战。虽然先秦典籍没有记载商人占卜，但东汉那些经学家众口一词所说的周人占卜难道会没有继承，凭空而出？而且，司马迁的《史记·龟策列传》开篇，总算是一重根据吧。另外，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早在夏商之交，就有龟卜现象，因为出土了有钻凿烧灼痕迹的龟甲。这可以算作铁证吗？）
其次，璩先生认为，最应该做的事情是，考释出这些单字，然后放到所有出现这个单字的句子中去读，能够读通才行。读不通，说明字认错了，再认。璩先生通过近四十年的释读，终于能够像读报纸那样，把绝大部分甲骨文整句读通了，不仅符合逻辑，而且有一些得到了典籍的印证。璩先生反复强调，传统的方法之所以遇到很大障碍，文句考释错误百出，就是因为把甲骨文当作卜辞的错误观念。如果把甲骨文当作一般的文字记录，对文字进行合理的辨释，就可以很容易读通。璩先生甚至认为，他已经考释出70%到80%的甲骨文单字。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在业内，今天还在做考释单字这种基础研究的人绝对已经是凤毛麟角。
璩先生对甲骨文字的考释，认定甲骨文是商王朝的文字档案，它记录了朝廷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办事信息，而绝非什么“卜辞”。
璩先生功底深厚。在近四十年的研读甲骨文字的过程中，已经非常熟悉甲骨文的造字原理，能够轻松辨认单字和语句，乃至通读整版龟甲文字，对其文例、文字记写规则也总结出了相当多的规律。按照璩先生的说法，商代文字处在图形阶段，是按照现实世界中的人和物的形去构建文字的。在无法用形来表达意思的时候，就用音同来借字，所以甲骨文中有为数不少的假借字。比如“有”字的意，很难用形来表达，就借用“油”，盛装油的器皿来表达，于是，在甲骨文中，没有出现本意的“油”，反而出现极多的借音过来的“有”字。再比如出现频率极高的完成的“完”，无法用形来表达，于是就借用了日常取用食物或饲料的、有竖立而弯曲的把柄的“椀”来代表。
在璩先生的描述下，一幅幅商代历史画面就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了：王子们是怎样最终被确立为鼎主（即商王）的；长儒（官衔名称）是怎样因为收受贿赂而被撤职查办、最终被鼎王取消了这一官职的；商帝、商王、领主们是怎样任命各级官员的，是怎样与政府部门进行对话并且发号施令的；农业活动、手工业活动是怎样开展的；乃至更具体到皇家驾车的车夫是怎样因为车祸肇事而受到囚禁的；妲己如何下令抓捕箕子的等等事件。
璩先生来自民间,他在物质条件非常窘困的情况下，全凭兴趣与使命感，在甲骨文中孤独地研究了四十年。说他孤独，是因为他没有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和社交资源。偏居安徽芜湖，资料来源极为有限，所用最多的著录《甲骨文合集》来自于他在安徽师大图书馆的逐字手摹。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给中国社科院去函表达了甲骨文不是卜辞的重大研究发现，又在世纪之交再次致函李学勤先生，但均未得到明确答复。先生的学说体系，也没有得到学界的任何关注，更不用说讨论了。尽管先生已经自费出版了重要著作《甲骨文字辨释》（上下册），但谁知道它会不会就永远躺在图书馆的某一个僻静角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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