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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县城牙医到国际级作家,余华:起码我是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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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cave 2021-04-22 09:45

撰稿:Jay

校对:LIT.CAVE编辑部

配图: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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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活着》之后,余华没放弃到达「文城」,然而直至跟批评界决裂,他依然只留在他的溪镇。不过,我佩服他,正如他所说——万一以后反腐反到文学奖,起码他是干净的。

余华的青春,是由成千上万张开的嘴巴构成的。

19岁那年,他在一个小县城里当牙科医生,每天八小时埋头在别人的烂牙里。人的口腔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这是余华当时最大的感慨,而这地方将是他一辈子的落脚处。

这份工作,是父母给余华安排的。去年参加高考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今天会落到这么糟糕的境地。

那是十年动荡后的第一次高考,他和570万年龄参差不齐的考生走进考场,那场考试规模之大,连印刷考卷的纸张都紧缺,甚至《毛选》第五卷的印刷计划都被搁置了,可惜余华的成绩并不理想,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高考,也没有给18岁的余华带来好运。

多亏父亲是一名医生,两次高考失利之后,余华起码还能听从父亲安排学一门技术养活自己。去市级医院当见习医师是不太可能了,至少,可以先在卫生院当牙科医生。

余华虽然并不中意这一行业,但至少,这门技术也能养家糊口,像从医的父亲。每天,来卫生院看牙的人络绎不绝,余华只要上班八小时,轮不上的病人第二天还会来,小小的县城里,居然有那么多生病的口腔等着他。

余华望着卫生院门口的队伍,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卫生院对面,是海盐县文化馆。文化馆是文艺工作者上班的地方,很多时候它大门紧闭,偶尔开门,来的人相貌平平,相互称呼起来要么是作家,要么是艺术家。他们在文化馆抽烟,一根烟抽完,上班也就完了。说什么回家搞创作,便又闭上文化馆的大门。

余华看在眼里,心中说不上的羡慕。他想,凭什么自己只能看别人口腔,那些搞文学艺术的,整天逍遥自在?我也可以当个文艺工作者。

趁着一次文化馆开门,余华上前攀谈,人家说当文艺工作者可不简单,音乐,美术,写作,你有什么一技之长?

余华心里掂量一番,不就写作嘛,自己也可以。

一晃眼几年,余华在卫生院上班,下班的时候,就待在家里琢磨小说,从川端康成到马尔克斯,当时流行的外国作家的小说,余华读了不少,试了几次投稿之后,他终于在《西湖》杂志发表了一篇小说,叫《第一宿舍》。

有了这次发稿的经验,余华很快又上几篇稿子,而且还投了省外的刊物。有一天,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打到县里,说要找余华。余华在北京无亲无故,他知道是稿子有消息了。对方声称自己是《北京文学》的编委,邀请余华赴京改稿。

这次小小的改稿邀请,一下子在海盐县里传开来。海盐县里第一个新中国以来被邀请去北京改稿的作家,这在「文化热」的80年代,可是了不起的事。县里领导接到风声,认为这么个「县里第一」的人才不能浪费。就这样,当余华带着这一纸证明回到海盐县,他也收到了文化馆上班的聘用纸。

余华再次来到卫生院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上班,他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来到文化馆,这时候的卫生院门口已经有好些病人等着。余华看着文化馆,依然大门紧闭,他想,这个单位我来对了。

余华与文化馆的同事们

余华成为小县城的作家,又跟文化馆的文秘干部谈了对象,没过几年,就到成家的地步。

本来,余华会走向一个有编制的作家的人生,在当时,文艺工作者也十分吃香,只是,去北京改稿的时候他还参加过一次笔会,自那以后,有什么东西在余华的内心不断骚动着。

这股骚动,源于一个文艺青年内心对大都市的向往。

余华的童年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

余华的家原本不在海盐县,而是杭州。他1岁那年,父亲被调派到嘉兴,最后辗转到了海盐,家也就安在这里。尽管自小在海盐生活,可余华知道,自己的家是随父亲的工作被「调」到这里的。

80年代初,海盐虽是个落后的小县城,那里的文艺青年相当「西化」,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无线电厂工作,每次去上海出差,都会为大家代购新书。在那种阅读氛围的影响下,文艺青年相互结识,还聚在一起讨论。而这里头,也常有余华的身影。

在余华看来,他的家不在这里,对这个小县的本土情结也薄弱。他成长的大部分记忆,与其说海盐县,不如说是医院给的。

余华记得,父母上班的医院,是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的。最初住的地方他不太记得,后来搬了一次家,家的对面是太平间。

对于余华来说,太平间是个好地方。天热的时候,他常会躲在那里午睡,有几次因为好奇,他想知道,这个纳凉的地方里存放的那些铺白布的人到底长什么样。不过,他最终还是没看那些人的脸,它们被一块布盖住,只有一次,他看到一只露出来的手。那只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余华只知道,那是死人。

余华不是不怕死人,只是不知道怎么害怕。但也有例外,有次放学后,他被同学带到村庄里,同学是去为外祖父奔丧的,到了外祖父家却忘了余华的存在,余华有点惶恐,于是哭闹起来。那个同学跟着家人忙办丧礼,后来干脆不理他了。就这样,余华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老人的下葬仪式里,嚎啕大哭,哭得比谁都要伤心

在母亲的记忆中,余华是个胆小又沉默的男孩。小时候他不吵也不闹,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他去幼儿园,到了晚上来接时,余华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

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身边那些小伙伴都在玩耍。

幼儿园老师有时故意刁难一下这个胆小的男孩,在余华母亲来接他时,把他的草帽或鞋子拿走,这时的余华便摆出一副倔强的姿势:低头不语,也坚决不走。老师和母亲都哭笑不得,直到将东西交到他手里,他才肯放下姿态,跟母亲回家。

在医院长大的余华,见惯了生死离别,跟海盐县的同龄人相比,他似乎只把海盐当作了临时停靠站。这股意识隐隐在余华内心涌动,直至那次笔会活动之后,他第一次在北京感受到大都市的魅力。

那次笔会,余华见到了一些知名作家,北京作家之间相互谈论先锋派,而才刚刚接触卡夫卡的余华总是插不上嘴,由于出身小镇,他并没有受到大家关注,反而还遭到些许冷落。

在改稿会上,李陀读到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他告诉余华:「你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这句简短的评语,在余华心里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个小县城的作家,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余华知道,小小的海盐县容不下他。

那次笔会之后,余华认识了一些作家和刊物编辑,他们保持着写作上的联系。余华在一些有级别的刊物上发稿不断,他的风格跟80年代流行的先锋派十分接近,也就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在当时的环境,作家是很受大众和文艺界欢迎的,余华这样的作家不可多得,一些杂志报刊也会大力推举有潜力的作家。这样的风潮下,余华突然收到一条消息:鲁迅文学院邀请余华到北京接受写作培训。

余华去北京「进修」,在海盐县里可是不小的新闻。这事儿最先在文化馆流传,余华的妻子是馆里的干部,同事之间不免奉承几句,这让她添了几分颜面。只是,她知道余华一去就是几个月,而且接下来几年,估计都会在北京和海盐之间两头跑。

这让她内心有了些不安,毕竟,他们才结婚不久,连孩子都没有。

果然,几个月过去,余华进修后回到海盐,又收到一封信,那是鲁迅文学院的何镇邦教授寄来的,一份创作研究生班的招生简章。看了这封信后,余华又说要去北京了,时间不止几个月。

这封信写明,国家决定培养一批「学者化」的作家——

1988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呈送了一份《关于试办在职人员“文艺学·文学创作”委托研究生班申请报告》至国家教委研究生司。报告中特别提出,莫言、余华、迟子建这一批已有些成绩的青年作家的通病:「……先天不足,文化专业水平偏低,知识根底浅,门类单一,呈一种贫血状态」。

当时,国内文学界还有着一种「走向世界」的急迫与焦虑。有感于外国来访的作家大多有着头衔,而我国作家却是「白丁」。因此,《申请报告》中明确表示,设立研究生班的目的,是实现部分作家「学者化」。

收到这份特别通知的有余华、迟子建和王刚,以及一批当时小有名气的作家。

余华妻子拿着那封信看了几遍,又听余华讲,他跟外边作家和编辑打交道多么有意思。确实,余华的创作成就为这个家增添光彩,只是妻子看着余华万分激动地期待离开海盐的样子,她心里空空的。

余华这次去不仅是培训,还获得一个身份,这可比现在的文化馆职业作家厉害多了。妻子忽然意识到,她这个小县城文化馆的文秘干部,跟余华也有了极大鸿沟。

余华马上回信,毅然应承去这个作家班。

80年代,北京是整个中国最「先锋」的城市,那里的文艺色彩也十分浓厚。和当时许多青年都渴望「到北京去」一样,余华暗中思量,倘若能凭写作在北京混下去,他再也不用让无线电厂的厂工去上海代购新书了。

他要真正站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最前列。

余华不知不觉进入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文学圈子。他的室友是莫言,在莫言的眼里,余华是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他说话期期艾艾,双目长放精光,不会顺人情说好话,尤其不会崇拜「名流」。

在女作家海男的印象中,余华「说话的速度跳得极快,可以从桌上的香蕉皮跳到大地上的一具美丽女尸……互不关联的语调时冷时暖」。看到余华阳光下小小的肩膀、格外醒目的红衣服,海男体味出「忧郁或许是他脱出母胎时就携带的一种疾病」。

在《人民文学》任编辑的朱伟,也经由创作研究生班的契机与余华相识。在他的印象中,「刚到鲁院时,余华还带着海盐的习气: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耸着肩、叉着腿,头发中分,说话声响亮。他带我去食堂,就算是请了饭。」

余华的同学还有刘震云、迟子建、严歌苓等,意气风发的他们聚到一起,彼此观察、彼此批评。

作家班是以传统的「拜师学徒」形式授课的。不少学员都到各自导师家中接受辅导,在那里,余华还跟同学陈虹结识了。陈虹是一位诗人,她所跟随的导师谢冕,是北京大学第一位指导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导师。

余华在创作研究生班那段日子,总是嘻嘻哈哈度过的。他和同学们白天不去教室上课,教室基本上是空的,晚上看电视、下棋反倒把教室占满。除了跟同学讨论文学,看电影成了他一大爱好。

1988年的一天,余华在作家吴滨的家里第一次看录像带电影《野草莓》。这些录像带电影因为被转录多次而画面模糊,大部分也没有翻译,但是那些画面、情节却使余华全神贯注。时间、死亡、梦境、现实,这些恰好是余华的创作要素,更是他在1980年代所热衷的话题,《野草莓》冲击了余华对电影叙事的认知,他第一次知道,电影还可以这样表达!

自从体验过「一部真正的电影」,余华和朱伟相交甚密。朱伟常打电话去鲁迅文学院的宿舍,「有好片子」像是一个暗号,邀请余华去他位于白庄的家里看录像带电影。1990年代,在三联书店主编《爱乐》的朱伟常领着余华去买CD。当格非来北京时,也和余华、朱伟一起看电影,1989年年底,余华第一次与苏童相见也是在朱伟家里。

北京给余华提供了一个充满「复调」的圈子。这个圈子里不仅有作家与批评家、作家之间的对话,更有文学与电影、绘画、装置艺术之间的思想碰撞。一晃眼,作家班的时光结束,尽管他上课时嘻嘻哈哈的,毕业成绩倒是不差:政治92分,外语77分,写作94分,中国当代文学史97分,文学概论88分,史记研究87分。

为余华学业打分的是林斤澜。林斤澜给余华打出90分的总评分,并且在评语说:「余华的作品,自《十八岁出门远行》以后,有了自己的面貌……他掌握语言方面还有缺陷,例如:有时运用「半文半白」就不自如。」

林斤澜的评语像印记一样烙在余华的毕业资料上。年轻的余华对于这个评价并没有表示太多,只是后来我们不难发现,从90年代的创作到现在的《文城》,余华「半文半白」不自如的缺陷似乎再也没有过,而且每篇作品的语言,都说得上成熟老练。

余华其实十分在意自己写作上的短板,但在补上短板之前,他却故意展露出一副嘻嘻哈哈的姿态。这是自尊心作祟,也是后来余华在面对批评时常有的反应。

作家班的学期结束,余华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回到嘉兴写稿。县城的领导知道余华「学成归来」,自然不敢怠慢。余华成了嘉兴市的专业作家,还分到一套30平方米的房子。

只是,对于余华而言,小小的县镇里,圈子中文艺青年的切磋鉴赏,哪比得上作家班同学之间那般唇枪舌剑?而文化馆里的编制作家,又缺乏「先锋」兴味。从北京回到江南小镇后,风气上的落差,让余华深怕自己被埋没。

那段时日,他保持着跟作家班同学们的联系。相应的,和妻子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余华和妻子的婚姻只维持几年,两人便离了婚。离婚虽说突然,但对于周围的人并不意外。余华长期往返北京和海盐两地,跟同学陈虹不仅很熟络,还越走越近,在余华离婚之前,两人已经有同居的传闻。

这段时日,陈虹给了余华许多写作上的帮助。余华写《活着》的灵感源于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而一部分构思来源于当时陈虹给他的创作建议。

离婚后的余华跟诗人陈虹走得更近,不到一年,两人结了婚。1993年,由于陈虹是空政文工团创作员,余华成了随军家属,两人也分到了房子。

作家之间的婚姻,似乎总是以其中一方的牺牲来达成平衡的。对于陈虹来说,余华的创作是整个家的中心,余华有时「做家务」,比如洗衣服,往洗衣机里一放,洗衣机一开,就洗衣服了。洗完一晾,然后他会像个孩子一样邀功:「你看,我洗衣服了吧。」但余华从不叠衣服,因为费时间。费时间的家务活都由陈虹承担。

余华已经过了三十而立的年纪,尽管有些名气,到底是个穷酸作家,搞不好身边还有些「吃软饭」的流言。自从离开嘉兴,余华知道自己没了退路,他一定要抓紧写出一部代表作。

为了弥补内心的恐惧,余华昼夜伏笔,短短两年,他出版了两部小说集,而且在《收获》连载《细雨与呼喊》,那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跟陈虹结婚后没多久,他在《活着》的手稿上画下最后一个句号。

没多久,《活着》出版,这本小说到了张艺谋的手里。

张艺谋一口气看完《活着》,便来找到余华,说一定要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听到这句话时,余华知道,这部作品成了。那时候的张艺谋已经拍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即将演女主角的巩俐,也拿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可谓是当红明星。

张艺谋给余华提了点建议,余华亲自写《活着》的剧本。初版的《活着》剧情还有些欠缺,为此,他干脆增写了五万字,成了十二万字的篇幅。几次易稿后,张艺谋点头,电影很快就开拍了。

余华和主创演员看片花

《活着》电影上映,获奖得了几个国际奖项,后来突然被禁。那时候的环境还算宽松,一部电影被禁,反而更引起大众关注。《活着》成了盗版光碟商贩手中的热销品。几乎一夜之间,小说《活着》洛阳纸贵,余华这个「纯文学作家」火出了圈。

随后十年,仅是南海出版公司,《活着》单行本就加印二十多次,发行数十万册。200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余华作品系列」,《活着》首印三万余册即售罄,随后加印高达百万余册。2008年到2016年,《活着》成了每年都要加印的畅销小说之一,累计印了三百万余册,创造了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销售奇迹。

正如余华自己后来说的,他靠《活着》活着。

《活着》之后,余华的创作生涯一路顺坦,在纯文学作家的身份上自然底气十足。

1998年,余华已经名气大振,他到巴库镇和新疆作家傅查新昌去看锡伯族家庙。

余华一走进家庙,说,他想在家庙里撒尿。傅查新昌一听甚是震惊,家庙是当地人安放神明的地方,相当于汉族供奉祖先灵牌的神台。傅查新昌的态度端正起来,代表一个民族的信仰,对余华说,庙里不能撒尿。

可是,余华完全没听「一个民族」的劝告,脱开裤腰带,对着墙根,撒了一泡足够使傅查新昌一落千丈的尿。

《活着》为余华带来巨大的光环,余华作品的外文译本也越来越多。

21世纪初,作家出版社推出「余华作品」系列,这套书几乎收录了余华所有作品,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读者心中「大作家」的地位。

在余华的个人简介里,8行字中有4行特别列出作品译本所及的国家和地区,有意思的是,关于国内的文学奖,如茅盾文学奖之类余华一个也没获得过。而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他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中国作家之一。

谁也没想到,50万巨著《兄弟》出版以后,余华掉落了神坛。

《活着》之后,余华一直想再写一部长篇,整整十年,他徘徊在随笔写作里,也出版了好些集子,他曾经在媒体面前表示过,不会写超过50万字的小说,一方面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这样的必要。事实上,他深陷「巨著」的幻影不能自拔,像迷途的羔羊,他开始《兄弟》的构思,那是一部家族小说,估计在10万字左右。

「一发不可收拾」是假的,我们很难相信,余华没有刻意将这部小说拉长五倍的篇幅。《兄弟》的诞生颠覆他先前的说法,其实也显露了他的野心。这部小说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初余华作品的「苦闷记忆」主题,叙事情节上更为复杂,世界的架构也丰富起来。余华预感,这能成为他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无论从篇幅上,还是主题上。书没写完,余华就先出版了《兄弟》上部。

《兄弟》上部果然引起了不小波澜。出版之际有评论认为,《兄弟》对现实的讽刺,尖锐程度更甚《活着》。当时有人传言,这部书很快会遭封杀。

如果传言成真,《兄弟》下部也将被扼杀在摇篮。这样的传言一出,出版商纷纷造势,《兄弟》果然热销起来。

这样的出版过程让余华想起《活着》的命运。他预感,几年之后如无意外,《兄弟》又将是一部既受大众市场欢迎又被批评界赞许的一部畅销书。

为此,等到《兄弟》完本出版,余华跟出版社定下「霸王」条款。如果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删改一个字,这个非独家出版合同立刻作废,余华立刻找下一家出版社。出版社对此也很担忧,毕竟如果《兄弟》遭禁,那就得不偿失了。

《兄弟》(上下册)2005年出版的版本

这样自信的态度,跟当初《活着》改编时截然不同。

书印出来之后,余华立刻检查敏感的地方还在不在,一看都在他才放心。只是,余华万万没想到,批评界的反应越来越不对劲,甚至跟他当初预料的完全不一样。

2005年《兄弟》上半部出版,批评还相对委婉。李敬泽发表文章《警惕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他认为「《兄弟》上半部的方程式就是1+1=0,就是世界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的命运———这的确是狄更斯式的宏伟模式,但问题是狄更斯是背靠着上帝进行叙述,而余华把自己就当成了上帝……」

到了《兄弟》下半部,批评就越来越直白了。评论家谢有顺接受采访时认为《兄弟》这部作品,小说粗糙、情节失实;在余华的写作中根本不值一提;谢有顺对这部作品十分失望——「一边是《兄弟》(上)的热销,另一边是专业读者的集体沉默,这构成了2005年度最为怪诞的文学景观——让文学的还给文学,让市场的还给市场吧。」

初时,余华对评论家的反应还挺吃惊,随后这种吃惊渐渐转变为拒绝。余华原本想着,以嘻嘻哈哈的态度去对待,到时候等成绩出来一看,又是漂亮的分数。他有点不敢相信,批评界里竟然越来越多声音说他大不如前。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余华用将近一个小时谈为什么《兄弟》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他说了三点理由:

第一,这部小说给了他一个题材去表现一个国家的巨变,这是中国人在三四十年内经历了西方人上千年才完成的时代鸿沟。

第二,这部小说给了他一种多声部的叙事自由,写这部作品时他想到的是瓦格纳,以及梵高的怪诞不经的绘画表现。

第三,《兄弟》被批评界批评最狠,所以他反而更钟爱这个不招人疼的「孩子」。

外界猛烈的批评激起了余华的自我保护机制,这种自我保护的底气,来自他前些年的成就,尤其是十几年以来《活着》的商业成就。在批评界看来,余华的纯文学写作渐失水准,同时,他又变得狂妄自大。

《兄弟》口碑终归还是砸了。随后七年,余华又是一段的沉寂,他计划写新的长篇小说《第七天》。《第七天》回到了余华熟悉的创作主题——荒诞与现实,生存与死亡。跟《活着》相比,它同样反映时代的变迁,也有许多现实的痕迹。

然而《第七天》出版后,余华的口碑又一次崩塌。

这次,《第七天》无论在文学批评还是大众市场都不太讨好,崩塌的原因不仅是大家对余华的期望过高,而是余华的荒诞已经不算荒诞了。如果说《兄弟》里宋钢做丰胸手术这一悲剧能给2008年的读者带来冲击,那么2013年,男扮女装进行肉身服务,买卖Organs,强行(chai)房子,弃婴……社会新闻中的荒诞,比小说更耸人听闻。

有人甚至喊出,余华倒退了。


余华没法忍受批评界的论调,他一度漠视他们的声音。而《第七天》出版后,受《活着》这本超级畅销书的影响,只要出版商稍稍造势,销量依然不会太差,况且一点点争议反而让这本书卖得更好。

余华索性不理那些自视甚高的评论家,同时,他的态度也让批评界感到沮丧。批评界看来,他们希望余华写出更多优秀作品,但余华却在一次次的新书出版中,与出版商集体狂欢、皆大欢喜。

余华跟批评界的关系越来越差,一些批评家实在不满余华的态度,声音也越来越不留情面。「文坛目前最果敢的批评家」唐小林写了一篇文章《余华何以漠视文学批评》,其中把余华狠狠地批了一通,「余华在进行小说创作时的思想和故事,往往都是别人的,而只有那些填装进去的文字才是他自己的。对于这样的『创作』,难道我们还能指望余华代表中国当代的最高写作水平,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

这简直宣告了90年代余华进修作家班的失败。

至于国外,德国一位学者顾彬评论余华,小说中男人看待女人的方式很让人受不了。对此,余华的态度也毫不软弱,「顾彬不喜欢是他个人的看法,其实很多德国作家比我们更过分。」

面对外界的批评,余华写作上有过一段停滞。表面上,他说自己「爱玩」——常常接到世界各地的活动邀请就搁下笔。其实,也显露出他的迟疑。

一方面,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的位置十分尴尬,无论文学批评界还是读者市场,都习惯给余华贴上90年代「先锋作家」的标签。另一方面,批评界紧紧抓住余华不放——唯有不断批评余华,才彰显出他们的「严肃文学」姿态。

每次余华的名字出现于公众眼前,伴随而来的,总是文学批评界那股恨铁不成钢的声音。

最近《文城》的出版。余华「重返《活着》巅峰」的论调又起,这不仅是出版商必不可少的营销素材,也是文学批评界乐此不疲的话题。短短两个月,无论文学批评界还是媒体平台,关于《文城》的评论满天飞,文学刊物如果没有一篇相关书评,那叫一个落后。

只是这一次,余华彻底走进《活着》图书销售奇迹所营造的庇护所里。

在某教育的宣传活动中,余华站在标题为《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的LED屏幕下,手拿一份准备的讲稿,向学生传授作文技巧。

随后,有些媒体喊出「醒醒,余华教不了高考作文」,作家能否教好考试作文的话题,一时间也被热议。

其实对于这件事,余华也是自觉几分荒诞的。他在台上谈到自己对语文老师的印象时说,那些语文老师看作文的快速,他们不一定细读全文,但是他们有一双火眼金睛,专看作文里闪亮的地方。

余华说自己的阅读速度比不上语文老师,这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评价,这更有点像他在作家班时那种嘻嘻哈哈的态度,既不认真对待,又想稳住阵脚。而事实上,余华也借了这一事件为自己的新书营销一回。

和余华一同出席这场活动的,还有「一年读50本书」的樊登。樊登随后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并且附上自己认真听余华讲解的照片,那段话是这么说的:

「……余华老师负责讲如何写好作文。有两点我觉得特别有效。第一是不要第一句话就想切题,而应该在第一句话用上最精彩的句子。因为看文章的人会受到第一句话的影响。哪怕最后一句话切题都行。第二是要有细节描写,最好有一两次,前面一次后面一次,两次的细节相同但感觉已经不同了。这样的作文肯定得高分。我觉得这就是高手,几句话,就让你知道了写作的窍门。」

这是一个内容付费KOL对于写作高手余华的评价。这时候的余华,可以不顾批评界对《文城》的声音,他也不需要理会。那些声音不断挑战他,一如既往地,余华即便恐惧和害怕,也不会表现出来,就像他小时候在医院看见那只灰白而发青的手。

很少人留意到,余华的新书《文城》多少唱出了他内心的闷闷不乐。

批评界的声音也好,国内没有文学奖颁给余华也罢——虽然余华说过,希望永远不要把国内的文学奖颁给他,万一以后反腐反到文学奖,起码他是干净的——只是,这时候的余华,还没有走出《活着》的光环,他已经不年轻了,也许知道自己找不到那个文城了,所以,余华最终还是留在了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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