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张豪华师容的课程表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读书期间的课表。

“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在哪里读书,能有幸见到这么豪华的师资力量?

答案是: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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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全名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存在于1937年-1946年。

1937年8月28日,“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一封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开学没多久,淞沪会战宣告失败,上海和南京依次沦陷,武汉危在旦夕,长沙唇亡齿寒。

为了保住文化血脉,学校决定“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

其中一路,需要完全徒步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后人因此称之“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这个说法并不过誉。

立校仅8年,西南联大共输送了3882名毕业生,这其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4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不少人惊讶这所学校存在时间之短,更多人震惊它培育人才之丰。

如果你没有听说过这个大学,也许你听说过它的一些校友。

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汪曾祺、何兆武、邹承鲁……

以上人物,全都师出西南联大。

杨振宁曾不吝赞美之词,称赞“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这所学校究竟有怎样的魔力,让校友师生念念不忘,后人传颂至今?

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的《西南联大通识课》套装书,或许可以为我们解答一二。

《西南联大通识课》套装书,分为文学、历史、哲学三本,收录整理了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13位大师的课堂讲义,为我们展现西南联大的教育水平和研习风貌。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权德舆

先生们的课堂讲义背后,是他们扎实的学术修养和文化底蕴,沧海桑田,大师们对于学术的执着和坚持,终将被历史铭记,传承不朽。

二、西南联大的教育特色

1.教授学问大

西南联大的国史课中,有一位老师不得不提,那就是陈寅恪。

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据说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因为百年难得一见地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陈寅恪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上这样一位教授的课,课堂承载的知识量可想而知。

据有幸听过的人介绍,陈教授上课,内容多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领域,旁征博引,指点中西,能完全听懂的学生凤毛麟角,但依然座无虚席,像冯友兰、吴宓等教授也常常去旁听。

著名学者、翻译家许渊冲曾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

什么叫“四不讲”?

陈寅恪在上课第一天就曾对大家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正是因为有陈教授这样重视创新,深谙教育实质的大师,西南联大的课堂相当活跃,很少照本宣科。

开放的学术氛围,不光拓展了学生的知识和眼界,也反向促使了大师们挖掘自身潜能,从而成就自我。

于是在西南联大8年间,教师们除了育人,还炼己,写下了一系列领域著作。

陈寅恪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
钱穆写下《国史大纲》
冯友兰写下《贞元六书》
金岳霖写下《知识论》《论道》
陈序经写下《文化学系统》
潘光旦写下《优生原理》《性心理学》
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
华罗庚写下《堆垒素数论》
吴大猷写下《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
周培源写下《湍流理论》
赵九章写下《大气之涡旋运动》
孙云铸写下《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

是的,上述这些都是西南联大的任课老师,他们写下的这些论著,后都成为了各学科的奠基之作,共同撑起了中国教育界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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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生自由多

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有外国人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自由是不给学生额外压力——

1940年的学生心田这样介绍联大:“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进去有一个月新生训练,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

自由是让教师充分把握教学——

如果有老师对同一领域感兴趣,可以同时开课,任学生选择;

如老师推崇学说正相反,也不会因而由事及人,争得脸红脖子粗,如贺麟欣赏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正好相反;

但在西南联大,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很受学生尊重。

联大学生、后成为清华教授的何兆武,评价“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老师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开阔,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

所以有学生即使论文通篇反对老师观点,但因质量较好,依然得到高分过关;

也有学生年纪尚轻,在课间聊起爱因斯坦的最新文章时,敢于批判“毫无创新”——聊天的两个人,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杨振宁和黄昆。

“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杨振宁这样说。

三、通识教育的意义,是传承文化,更是教育做人

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分别是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

这三位姑娘的父亲,分别是梁思成(清华建筑系主任)、冯友兰(清华文学院院长)、梅贻琦(清华校长)。

其中梅祖芬距离清华分数线只差了2分,同学们都叫她去找父亲想办法。

梅祖芬回答:“正因为我父亲是校长,所以决无可能。”

铁面无私的背后,是西南联大教育者们于校于家的信念坚守。

他们认为“育才先育人”,育人的关键,则是铸造一份有底线、有信仰、知荣辱、懂进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这样一个广袤的精神世界建立,必须要有多领域的知识输入,以及来自师长的言传身教。

所以有了西南联大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所以有了电影《无问西东》里,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因为教官说的“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完美的人,缺的是从心底给出的真心、无畏、正义和同情”,毅然站出来,成为了一名飞行员。

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里写道: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让学生接受文史哲的通识教育,不仅仅是文化传承,知识输送,更是为了培养一代又一代人坚定的大局观和世界观。

只有让孩子获得逻辑、感受和想象的多方面心灵成长,才能在学成后,放任他去历练闯荡,也不必担心道艰且险时,他会失意崩溃、做错选择。

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著名作家茨威格曾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说:“一个民族,千百万人里面才出一个天才;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方始出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星光璀璨的时辰。”

对西南联大每一位师长来说,这样的高光时刻,便是他们勤勉教学、耐心坚守的目标,也是他们对于后辈乃至整个民族的期许:“任他桃李争欢赏,不为繁华易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