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是吴敏创业的第四年。

四年前,他从武汉某中学辞去了美术老师的职务,下海创业。

打拼到第四年,遇到了一点生意上的难题。

公司急需从广州运2吨装饰材料回武汉。

正常的流程应该是,从武汉本地找车发广州,装货之后再返程。

这样往返一趟需要3000元,但是吴敏一时之间拿不出这笔钱。

1985年,普通人的月工资在60-80元,国有单位也就100元左右。

猪肉1块9毛钱一斤,茅台11块8一瓶。

这一年,16岁的黄光裕,正靠着母亲四处筹措来的4000元,

跟哥哥一起从香港弄来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再跑到遥远的内蒙古去卖。

凭借这样赚来的第一桶金,后来他在北京创立“国美电器”,开启了属于他的首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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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3000元在1985年的价值。

穷则变,变则通。

被3000元难倒的吴敏,决定碰碰运气,寻找从广州返程武汉的空车,把材料捎回来。

于是,他在自家门口贴了个广告,两小时后,竟然有5家车主找上门,最后吴敏只花了1000元。

这件事让吴敏嗅到了巨大的商机。

他着手调查了武汉货运市场现状,当年武汉全市5万多辆运输车,每天的放空率竟然高达42.6%!

算下来,每天有2万多辆货运车在空跑,经济损失高达300多万元;

全国常年在途的货运车有170多万辆,几乎也是每天近半数放空,经济损失60多亿。

这一调查结果,让吴敏信心百倍地改行。

在1986年12月成立了交通信息咨询服务部,

后来又改名为交通信息中心,搬到了人流量最大的火车站附近。

这个中心靠分发货运信息,每天进账五六千元,有时甚至上万元。

一年下来,吴敏净赚几百万。

在那个没有点钞机的时代,他是真正的“数钱数到手软”。

但是人红是非多,吴敏这绝无仅有日进斗金的生意,很快就被人盯上了。

在现在看来,利用信息差赚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那个年代,吴敏被扣上了“投机倒把”的帽子。

这个生意在当地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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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人民日报》《中国交通报》专门组织了“吴敏现象”大讨论。

真理越辩越明,最终人们达成了共识:

配货信息服务减少了空驶浪费,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这,就是中国公路货运市场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吴敏现象”。

“吴敏现象”定性之后,配货信息服务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迅速铺开,各地都形成了不同规模的货运市场。

信息部只需要摆张桌子,挂个小黑板,动动嘴皮子,就能大把大把地赚钱。

与信息不对称相对应的,是运力的严重不足。

新中国成立之初,能通车的公里只有8.08万公里,民用汽车5.1万辆。

到了2001年,公路总里程达到了169.8万公里,载货汽车509.3万辆。

公路货运供不应求,利润较高。

“货多车少”的年代,有车就有话语权,利润低的单子不接、不方便装车的货不接。

那是卡车司机的黄金年代,也是信息部的黄金时代。

那是一个信息和货运都能让人暴富的年代。

2005年,加入WTO之后的第四年,中国遵守承诺,全面开放了国内物流市场。

外企的涌入,加剧了市场竞争,也提升了物流业整体水平。

也是从那时起,人们才知道,原来货运这个行业,叫“物流”。

确切地说,物流业融合了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等行业,属于复合型服务产业,运输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卡车司机,正是运输这一环的根本。

在最近的20年里,中国被称为“基建狂魔”。

基础建设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2012年,公路总里程达到了423.75万公里,载货汽车共1253.19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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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是物流业整体的迅速发展和日益规范。

2008年的金融危机,物流业遭受了第一次重创。

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导致运输和仓储等物流相关环节的利润大幅下跌,一大批中小物流企业经营困难。

为求存活,物流企业只能提升服务意识,加强内部管理。

也许从那时起,物流业的从业人员才开始意识到,物流行业的本质,是服务业。

金融危机的噩梦才过不久,物流业又迎来了全行业更大的一次洗牌。

因为中国从工业时代走向了互联网时代。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

每一项技术的进步,对于传统物流业都是颠覆性的打击。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物流业最大的打击,就是消灭了“信息差”。

从2016年开始,互联网物流平台兴起,

卡车司机和货主通过互联网直接联系,“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单纯靠信息不对称来做中介生意的信息部,昔日门庭若市,如今日渐艰难,甚至纷纷倒闭。

那些有资金和资源优势的信息部,则转型成为了三方物流公司,

为客户提供仓储、配送等配套的物流服务。

从资本上看,2016年,全国共有83家物流企业融资1040亿元,2017年融资总额超过了2000亿元。

2019年,中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98万亿元。

2021年第一季度,物流业融资案例20起,融资总金额超过334亿,是去年同期的5倍。

然而与物流行业蓬勃发展并不相称的,是卡车司机这个群体生存现状的日益艰难。

互联网时代下,卡车司机的整体现状,在很多方面竟然与绝大多数尾部网络主播惊人相似。

(尾部,不是像薇娅、李佳琦那样的头部。)

卡车司机与网络主播都有哪些方面很相似呢?

自雇与他雇。

这个很好理解,就是给自己打工还是给别人打工。

自己创业,操心的事情就要多,千头万绪中,最重要的,是一手货源。

货源。

主播拿不到一手货源,就只能从直播特色上下功夫,但是说到底,独一无二的货源和价格,才是生存之本。

主播再有特色,有几个能比得过罗永浩?

他的直播首秀虽然大获成功,但是第二天就被扒出很多产品价格竟然比平台还高。

粉丝才会为溢价买单,绝大部分顾客只看价格。

货源对于卡车司机也一样。

如果有长时间合作的厂家,就像有了一手货源,不用被层层盘剥,也不用辛苦地去找货。

高情商。

做得好的主播,都有着很高的情商,这点是大家共识。

在运输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价格日益透明的时代,

卡车司机如果想具备竞争力,除了开车技术要好,高情商也成为潜规则之一。

不管是自雇还是他雇,能不能维系好客户,都事关生存。巧合的是,高情商这件事无关学历。

所以不管是主播还是卡车司机,学历高低不是最重要的。

情商和沟通能力,反而更重要,因为这两个行业,都需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高强度。

主播开播都是4小时起,连续说话4小时,这对很多人都是极大的挑战。

所以除了主播,还需要助播,随时帮忙调节气氛,作为缓冲。

卡车司机也一样。

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员连续驾驶不能超过4小时,4小时强制休息不低于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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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不会出现内卷。

近年来,保姆和房产中介从业人员学历越来越高,相关新闻时有报道。

但是卡车司机和主播这两个行业,与学历相关度不高,与精力、体力、情商高度相关,所以短期内不会出现内卷。

高风险。

对于主播来说,直播过程的口误、选品不够慎重,都会带来各种风险。

卡车司机也是一样,只要一上路,就面临着各种未知的风险,而且风险更高。

详细说一下卡车司机可能会遇到的风险。

货主瞒报信息。

比如说好“三不超”,结果赶到地方装货才发现,货物超高超重。

想现场加钱?也可以,但是司机需要赔付装货的吊车费和人工费。

不愿意赔付,就只能拉着上路,过路费、燃油费、货物保管费、场地费,还要算上可能遇到的罚款,一单下来,等于白跑。

克扣、拖欠运费。

货主和司机都越来越依赖平台找货,这种陌生的合作关系,让司机承受了更加苛刻的克扣。

超出约定时间、货物出现损坏、货物重量不够等,已经成为常规的克扣和拖欠理由。

即便是拉的大厂货物,卡车司机拿不到钱白干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偷油。

停在服务区的卡车,如果不盯着,只需要1分钟,一箱油就能被“油耗子”团体作案全都偷光了。

很多卡车司机就算休息20分钟,也要躺在油箱旁边,也是十分无奈。

更有猖狂的偷油贼,半分钟就能抽光一整箱油,简直防不胜防。

(司机在油箱旁补觉,嘴里咬着线,线另一头拴着油箱盖)

装不上货或者卸不了货。

这个环节本该是由货主或者物流公司去协调,在约定的时间里,司机到了就装货。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延迟装货卸货的情况极为普遍。

对于卡车司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有时还会遇到几天不能装货卸货的情况。

所以情商高的司机就选择了面对现实,迂回作战,比如打点装卸工。

装卸工的费用分两部分,正常搭盖和拆除车身苫布的费用,是正常的明码标价的行规;而另一笔就属于“吃拿卡要”的好处费。

用司机的行话来说,给装卸工买水果、买烟、买饭,甚至给现金,这都叫“上炮儿”。

虽然这些现象令人震惊,但是这就是社会现实。

手里稍微有一点点权限,都会尽可能地用来“寻租”。

监管或许有用,却极大可能导致效率更低。

这就是现状。

除了以上风险,卡车司机还经常遭遇各种罚款,前几天不幸去世的司机,正是由于2000元的罚款,成为了压倒他人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令人扼腕。

根据2018年的调查数据,自雇卡车司机年收入在15-20万之间的,占四分之一,

年收入能达到21万元以上的,占到17.6%,

而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占到了41.4%的大多数。

他雇卡车司机,平均年收入也就只有7.8万元。

与卡车司机承担的风险和劳动强度来看,这个收入真的不高。

也正因此,很多卡车司机都表示,不希望孩子以后从事这个行业。

如果有选择,自己也会转行。

如今,我国的物流技术已经可以站在世界前沿,而卡车司机的收入,相比阿根廷的40万年薪、美国甚至非洲的30万年薪,中国卡车司机的收入还是偏低的。

而无人驾驶技术的日益成熟,让司机这个行业也面临着失业风险。

作为物流行业中非常关键的一环,期待不久的将来,卡车司机这个群体的生存境遇能引起关注,不再需要卡车司机再以极端方式去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