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4月14日，央行的一篇名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在网上炸开了锅。原因是在谈及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的段落里，惊现了“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的论述，引发舆论哗然。
在本文中，韩少功指出，人文社会科学向理工科看齐的趋势其实已经越来越显著和普遍。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的理科和文科都出现了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的弊病：市场经济的指挥棒让科学研究不再关注那些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领域，尽管它们对人类的生存可能同样十分关键；知识分科的细化让求知者的视野越来越狭窄，知识越来越碎片化，导致人们对社会实践的疏远面、绝缘面、无知面不断增大；知识生产体制与利益的过度捆绑，更是让知识生产日渐“脱实向虚”，成为像金融投机行业一样只顾体内循环、自己服务自己的行当。当代知识生产的这些趋势，让当代人越来越教条、偏狭和低能。
人文知识“科学化”
在社会人文领域，经济学看上去已最像“科学”，至少最接近“科学”。这一学科在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等方面都努力向理科看齐，且走得最远，表现最为突出，动不动就有统计、民调、量化、实验的硬数据支撑，各种数学建模相当酷炫，不懂高等数学的人根本没法在圈子里混，一般文科生也读不懂他们的文献。但可惜的是，对2008年始于美国华尔街的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地震，这个学科一直麻木不仁，发出预警的吹哨人极为罕见。差一点就囊括了本世纪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大神们，尽管团购批发一般摘金累累，各有骄人建树，从总体上看，却也从未拿出有效对策，来标本兼治产业空心化、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等危急趋势。两位诺奖得主受聘到华尔街操盘，甚至在汇市、股市里炒得自己大栽跟头。
相比面目老派一些的哲学、史学、人类学……这个已用数学武装到牙齿的学科，是不是更像一门低能学科？
政治学也越来越像理科了，一直摆出高冷姿态，客观、严谨、中立、拒绝感情和价值观，但从业者们消耗了天文数字般的学术经费后，在2016年几乎异口同声断言：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他们后来眼睁睁看到事情偏偏就那样，看到2021年初“勤王大军”暴力冲击国会，其憋足了劲的精英反应，也只是发表一份两千多位学者联名的公开信，声称他们“只求理解政治而不参与政治”，呼吁捍卫民主和赶走时任总统，然后了事——是的，了事。如此不痛不痒的半纸鸡汤文，到底“理解”了什么？理解来理解去的结果，不过是一枚油腻和万能的“民主”标签。他们就不能比街头小贩或乞丐说出更多一点智慧吗？
心理学也好不到哪里去，已越来越依靠药片、仪器、实验室、数据库、模糊数学，其理论前沿已推进到神经元、基因、人机系统、大脑图谱的纵深。与此同时，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严重抑郁症数目一路狂增，将在十至十五年内成为第二大致亡疾病（2019年）；当法国国家卫生院的德斯穆格（Michel Desmurget）报告，以十多个国家的数据，证明人类的平均智商竟第一次出现隔代下滑（2020年）；心理的“学”在哪里？能否告诉我们对策和出路何在？随着心理学的产业化，那日益火爆的心理诊疗有偿业务，到底是证明这一学科的成功还是失败？
这不仅仅是哪一国的现状，全世界似乎都程度不同、特点不同地面临同样的窘境，面临同样的精英危机。
科学低谷期
科学是近代以来的特定产物，并不等同于“知识”（否则传统艺人、哲人的所有知识都可算作“科学”，中医理论更是如此）；也不等同于“正确”（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后人看来都不算“正确”；热力学、活力学等在将来肯定也这样）。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这种科学，即数理与经验（演绎与归纳）的双引擎发力，缘聚则生，修成正果，贡献了一轮空前的全球性知识爆炸，带来了生产方式与生活形态的翻天覆地——特别是物质层面的巨变，把人类送入现代文明。以至当今太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把“科学”等同于“知识”，再等同于“正确”，一个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无限越位，无限升格，视之为可解决一切问题的神器。
文科一窝蜂向理科看齐，觉得自己不懂“数理”的纷纷内疚，怎么也得“实验”起来的万般焦灼，如此“科学化”潮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也许没什么不好。文理之间的互鉴纯属正常。
不过，真正懂一点科学，真正学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并且在运用中增强而不是削弱文科自身的所长，克服而不是包装文科自身的所短，并不那么容易。比如，不太好的消息是，文科生所热烈追求的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在20世纪却不幸陷入停滞。
回望1915年（广义相对论提出）、1927年（量子力学完成）、1928年（《基因论》发表），现代科学最重要的几大基石，竟在短短的近二十年间相约而至，高峰迭起，后来的人类怎么啦？学制越来越长，经费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论文越来越厚，但悠悠百年过去，科学界仍活在前辈巨人的阴影之下，即便在一些枝枝叶叶的项目那里，很多人也不过是为赛道上毫米级的胜出而毕生呕心沥血。
2013年，《自然》发表一篇更悲观的文章：《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天才灭绝》。美国量子物理学家瑟奇（Christopher Search）认为：“理论粒子物理绝对是一门死学科。”“几十年来我们对物理学的理解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新发展。”
当然，基础科学的大体封盘，并不妨碍近几十年来应用科学、应用技术的长足发展，甚至日新月异，遍地开花。人们毕竟迎来了抗生素、电视机、计算机、互联网、核动力、太空望远镜、人工智能……不过，称之为“科学革命”让人犹豫，换上“技术革命”“技术繁荣”之类用词显然更合适。
新知识从哪里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东方的实践家们有了算术，有了算术就大体够用，能应付春种秋收、治国安民一类俗务，欧洲的唯理派却收获了数学——包括欧氏几何、无理数、对数法、虚数、微积分等，为“科学”勃兴提供了重要基础。
人们或是靠实验采集知识，然后用数理加以组织；或是靠数理预测知识，然后用实验加以印证。爱因斯坦在晚年《自述》一书中谈及真理的标准，除了“外部的证实”，即经验派所拥戴的实践检验，还加上了另一条“内在的完备”，包括逻辑的简洁和美。
然而实践和唯理论都出了问题。数理工具的有限边界日显，对实验工具引领和支撑的作用远不如昨，即便——如前所述——数理革命的余热还热在应用技术的另一头，包括成为某些文科研究领域的新时尚，包括“数字经济”启爆革新大潮，“大数据”“云计算”风起云涌，算法工程师和独角兽企业拿走了业界最丰厚的年薪或利润。
至于实践，前人的观察和实验都较为简易，便于操作，花费不大，也比较个人化。阿基米德靠一盆洗澡水，就可以发现浮力原理。牛顿靠一个枝头掉下的苹果，就可以构想重力学说。伽桑狄在一条航行的船上，从桅顶落下一块石头，就能检验地心说的真伪……那时的科学家都像草根“民科”，多是单枪独马，小打小闹就做出大学问，在知识的荒原上到处开疆拓土。
相比之下，随着日常环境和常规层面的科学发现接近饱和，易啃的骨头已啃完，科研就不再以米为单元、以克为单元、以秒为单元，而是一头指向亚原子层面的微观，另一头指向深空星际的宏观。这时候，观察和实验的成本急剧升高，“民科”风格就行不通了，绝大多数聪明的人和机构被排拒在机会之外。大型球面射电“天眼”，只有一两个国家可做。一台高能粒子对撞机，动不动就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投入，连美国、日本都供不起，谁还能玩？故杨振宁建议中国根本不要去搞。在高预算、高设备、高薪酬、高技术产业、高质量教育等配套条件缺位时，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创新也无从谈起，几乎“被贫穷限制了想象”。很多国家的理科大学近乎奢侈品，于是重文轻理，甚至弃文从戎，实属学子们的无奈之选，诺贝尔奖这事不必想得太早。
进入一个市场经济时代，若无公权力的大手笔合理调控，很多实践总是缺乏后援。投资商以赢利为目的，只会青睐那些周期短、见效快、有购买力的应用科学和应用技术，宁可对奇巧淫技砸下重金，也不会对荒漠化、农田土质修复、非洲地方病等投入情怀；宁可“山寨”“接汤”“做下游”，到处捡一些边边角角的业务，也不会对基础科学长期的冷板凳和可能的投资黑洞，多看上一眼。“军工联合体”通常成为拼抢战略红利的优先投入部门。依据同样的利益逻辑，早在1976年，美国的一半医疗支出都用于照顾病人生命的最后60天，加上另一大块用于性无能和脱发谢顶，相关研发显然不是为大面积穷国和穷人所准备的。全世界用于宠物、化妆品、奢侈品的研发收入，只要拿出百分之一，牙缝里省下一点点，培训四十多个极贫国家的脱贫技能也绰绰有余。
长此以往，知识与利益捆绑，知识生产中的一部分，即零收益或收益不确定，却可能是人类迫切需要，乃至整个知识生态中至关重要的那部分，倒可能受到市场挤压，退出人们的视野。
在越分越细的现代分工体制下，只能打拼在生产链的一个小小节点，只能是偏才，只能是人形零件，放在相邻工序就是废才，比如医院里的胃博士不可代班肠大夫，管结肠的与管直肠的也各管一段相互袖手。这远不如从前：医生多是全科医生，教师多是“全科”教师（如打通文史哲，或打通数理化），连一个农民也可能是“全科”农民（农林牧副渔样样上得手），如此等等。
经验蕴积不够，必有感受机能的退化失敏，一如赤道居民对“冰雪”一词无感，即便翻字典读懂了，但肌肤、神经、情绪上还是无感。到这一步，任何优秀的文化和思想都不易与他们的心智接轨，更谈不上共振。
最日常的现象是，一些大学生居然被小无赖忽悠，一些硕士或博士被校园贷、高消费、假网恋、出国梦、成功学、邪教组织无谓吞噬生命，悲剧时见报端。他们的学业高分，他们的超长网龄，都不足以摆脱“利令智昏”的古老魔咒，不足以换来连古人也不缺乏的基本判断力，无法健全自己成熟和正常的人格。
现代人特别容易重知轻行，以知代行，使自己的实践日益虚浮，知识生产“脱实向虚”。
这也就是说，牛顿和爱因斯坦那个时代尚属正常，资本主义拉动生产力，知识多服务于实业；然而自后工业时代以来，正如金融玩起了体内循环，知识也开始服务自己。金融（投机）与知识（自肥）两大产业，已构成新资本主义的双“虚”。
中国的文盲率已从七十年前的80%降至4%，高校毛入学率接近五成，这意味着印刷机、网络服务器开始热得发烫，谓之“信息”的间接知识出现疯长和爆炸，反过来大规模挤压和取代直接知识。在很多人那里，“知识”已等同于书本知识，“良好教育”已等同于完整学历，“知识就是力量”无异于文凭就是身价和话语权。一百本书产生一百零一本书，一千本书产生一千零一本书，知识的自我繁殖和次生、再生链条无可遏止。知识的分支也无比庞杂，以致同科俩博士也可能互为聋子，因分支不同就听不懂对方的概念。
大量冒出的“知道分子”，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缺少现场性的感受和经验，缺少实践的重力与活性。
当代的知识产能实在太强了，未来的知识更可能多得令人望而生畏。严格地说，对每一块石头都可考古，给每一个人都可写传记，而天上每一颗星星都值得成立N个研究院去探索……但我们需要那么多知识吗？太多信息让电脑死机，太多知识让人不堪其累，会不会反有多方丧生之虞，让人们不是更善于行动，而是更难于行动？
也许，需要一种筛选优化机制，助人们适时轻装上阵，排除大量不急需、不必要、不靠谱的知识。还需要一种活化组织机制，让万千知识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组成手脚四肢和五脏六腑，共享统一的灵魂。
作为知识失能的正常反应，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入场便不可避免。很多人无奈之余，最容易把解决乱局难题的希望寄托于一些强人，那些根本不要知识、不讲道理、作风粗鲁而强悍的可疑救星——比如指望一两个政治枭雄来痛击疑点重重、劣迹斑斑的“全球化”。“刘项原来不读书”（毛泽东诗句），那意味着历史再一次把知识搁置和冷藏，大棒再一次成为最有效语言，知识分子目瞪口呆暂时退局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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