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可能不太为人所知，但他被称为当时“香港十大收藏家”之一，收藏了许多历代名家书画。他与中国近现名画家张大千、傅抱石和齐白石相识数十年。其中与张大千往来最密，因此收藏以张大千画作最多，而且都是精美之作。除了自己收藏外，为国家在香港抢救国宝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便是为人低调的徐伯郊先生。
徐伯郊（1913-2002）徐伯郊，名文坰，字文轿，浙江吴兴人。曾就读北京辅仁大学西语学系，1932年赴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帝国大学语言系学习日语，1936年考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37年回国度假，“七七”事变爆发后毅然留在国内，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市银行任职，1946年任上海市银行经理，1948年起任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经理。
青年徐伯郊
徐伯郊家学渊源深厚，其父徐森玉被誉为“中国百年十大著名文物考古学家”之一。他幼承家学，很早就随父亲学习书法、版本学等，以后更是刻苦用功，学识渊博，文物素养极为深厚，精于古代书画和古籍善本鉴定。
其本人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被称为当时“香港十大收藏家”之一，收藏了许多历代名家书画。他收藏的书画有：明祝允明草书《杜甫秦州杂诗》，明唐寅《春江花月》，明袁尚统《秋山夕照图》，明文徵明《梅竹双清扇页》，《泛舟图扇页》，明徐渭草书《李白诗》，明蓝瑛《泉壑秋晴图》，清石涛《枯木竹石图》手卷，清八大山人《荷塘十景册页》，清郑板桥《竹石图》，清潘恭寿、王文治《书画合璧册页》，清王《仿王叔明松荫论古图》清翁方纲行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清何绍基楷书《赤壁赋》等。
明 蓝瑛《泉壑秋晴图》
清郑板桥《竹石图》
他与中国近现名画家张大千、傅抱石和齐白石相识数十年。其中与张大千往来最密，因此收藏以张大千画作最多，而且都是精美之作。徐伯郊取陆游诗“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之意名其斋为“诗外”，张大千特意手题堂号相送。徐伯郊40岁生辰，张大千特精心绘画《散花天女图》以祝贺。2009年国家文物局编、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诗外簃藏张大千书画》
徐伯郊与夫人王飞景在张大千所赠《荷花图》前合影
除了自己收藏外，徐伯郊也为国家在香港抢救国宝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郑振铎出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不久，他从各方面获得消息：解放前夕，大陆收藏家所藏的古代书画、版本图籍及古泉币等，有很多流往香港，因此香港市面上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正待出售，这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家级的稀有文物。
一些外国机构、公私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聚集香港，随时准备将这些国宝级文物攫之而去。郑振铎得知这一情况后，忧心如焚，遂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于是，1951年3月，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为抢救流失海外文物，国家文物局“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正式成立。
郑振铎
该小组的任务是：主持收购已流散到香港及海外的文物国宝，重点是：“（一）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二）碑帖、法书（字），暂不收购。
（三）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
小组由徐伯郊、沈镛、温康兰三人组成。具体分工是：由时任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徐伯郊负责接洽、鉴定及议价等事宜，由时任香港分行中国银行副经理的沈镛与温康兰负责付款等事。
于是，受中央委派，以徐伯郊为首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文物收购、抢救工作。
1953年4月2日郑振铎致徐森玉函
“二希帖”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溥仪退位后，相当数量的国宝级文物流出宫外。乾隆皇帝苦心搜藏，并被其称为“千古墨妙，珠璧相联”的“三希帖中，除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外，王瑜《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被郭世五（即郭葆昌，关于他的故事，请点击查看相关文章）重金买下1940年秋，郭世五在北平去世。
北平解放前夕，他的儿子郭昭俊将“二希帖”带至香港，并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1950年10月，抵押期满，郭昭俊无力赎回，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将被银行拍卖。当时有不少外国机构和收藏家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一旦被银行拍卖，就很可能流出境外。
正在香港的徐伯郊得知了此情况后，立即向郑振铎作了汇报，提出是否由国家为此拨出专款。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利用自己在香港金融界的关系，疏通那家英国银行，并自己担保将“二希帖”从银行保险库中提出，与郭昭俊一同前往澳门。
1952年2月19日徐森玉致伯郊函
为万无一失，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家派出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徐伯郊的父亲、华东局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徐森玉等人前往澳门，对“二希帖”作仔细鉴定，确定其是真迹无疑后，立即当场议价最后以35万元港币的价格成交。“二希帖”遂被安全带到北京，于1951年12月入藏故宫博物院。
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
王献之 中秋帖
王珣 伯远帖
张大千收藏的书画中，以五代南唐画院待诏顾闳中所作的《韩熙载夜宴图》最为名贵，是其1945年以500两黄金的价格购得的。此外，他还花了1000多两黄金购买了五代董源的《江堤晚景图》、《潇湘图》，北宋黄庭坚《张大同手卷》等珍贵文物。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董源《江堤晚景图》
1951年，张大千从印度回到香港，准备移居南美。在留港的一年时间里，徐伯郊与张大千时常往来。徐伯郊奉郑振铎指示，争取张大千回国，并希望通过张大千的关系收购一些流失在外的中国古代法书名画。
徐伯郊与张大千
尽管出于种种原因，张大千当时没有回国，仍准备移居海外，但他把珍贵的五代南唐画院待诏顾中所作的《韩熙载夜宴图》、五代董源《潇湘图》和北宋刘道士《万壑松风图》以及敦煌卷子，古代书画名迹等一批国宝，以极低的价格“半送半卖”给了祖国。于是《韩熙载夜宴图》等一批国宝级文物全部由徐伯郊经手，成了故宫博物院的稀世珍品。
“宝礼堂”藏书
上海藏书家潘宗周“宝礼堂”的精华，多来自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潘宗周从袁氏手中买的第一件重物，就是海内孤本、宋版《礼记正义》，遂将自己的宅第命名为“宝礼堂”。1939年潘宗周去世，“宝礼堂”藏书由其子潘世兹继承。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上海沦入敌手。潘世兹深恐藏书落入魔爪，为躲避战乱，英国驻沪机构中的有识之士用一艘军舰，将“宝礼堂藏书径直送至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库中储存了起来。
1951年5月，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潘世兹，在一次座谈会上听了郑振铎的报告后，特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将“宝礼堂”的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
郑振锋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周恩来总理及有关部门汇报了此事，并把徐伯郊从香港召回北京，委托他在香港全权处理有关接收潘氏“宝礼堂”藏书并安全送回大陆的一切具体事宜。徐伯郊在香港、北京、上海几个地方多次往返奔波，反复接洽，帮助办理潘世兹赴港及银行取物等繁杂手续，周密安排运输并亲自护送，“宝礼堂”藏书于1952年9月安全运抵上海。
后政务院特批一次专列，将此大宗国宝直送北京，入藏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这批典籍多111部计1088册，其中105部为宋版，6部为元版，大多是海内孤本。
陈仁涛藏币
“金匮室”主人陈仁涛，曾收藏了迄今我国最完备的一份古钱币。新中国成立前夕，陈氏离开上海去了香港，“金匮室”珍藏亦编号用集装箱运至香港上世纪50年代初期，陈仁涛曾托人代为出手，要价港币70万元。郑振铎得知此事后非常重视，紧急指示在香港的徐伯郊与之联系。
不料，陈仁涛与徐见面后，却将这批古币的售价抬高到90万元方肯转让。徐伯郊与他洽购时，不辞劳苦，反复奔走，耐心谈判、磋商，又晓以大义，费尽唇舌，最后由郑振铎拍板，以80万元港币的价格将这批古币收归国家。
徐伯郊按照郑振铎的指示，亲自把这批古币护送回广州，经古泉专家鉴定、验明，属真品无误，然后才付款给陈仁涛。该批古币共计1.7万余件，包括我国历代发行的各种金、银、铜币以及纸钞、纸版等等，币种全面，且品相甚佳。不仅是国内最完整的古币精品，而且后来成为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基础藏品。
“荀斋”藏书
“荀斋”陈清华藏有许多宋元本珍贵古籍、金石善拓、明清抄校稿本等。抗战时期，他以上万元购得南宋浙江官刻本《荀子》，质极精良，便以“荀斋”命名其藏书室。
1949年，陈清华夫妇移居香港。1951年，陈氏生活陷于困，于是欲出让部分珍贵藏书。
郑振铎闻讯后，通过在香港工作的徐伯郊等人与陈清华商洽，并会同当时北京图书馆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最后敲定收购事宜。为此，徐伯郊开始了收购国宝期间，历时最长的“攻坚战”。耗时整整4年。无数次造访陈门，多番劝说，最终打动陈清华，同意把一批宋、元版珍藏古书共104种以80万元港元的价格卖给国家。
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
这批购回的藏书中，有被誉为“无上神品”的南宋贾似道门人廖莹中世彩堂校刻的《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北宋刻递修本《汉书》，南宋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梦东塾校刻的二家注本《史记》、蒙古宪宗六年（1256）赵行在今北京校刻的唐李贺《歌诗编》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孔元措编刻的《孔氏祖庭广记游》等传世古罕、闻名遐迩的善本古籍。
王南屏与王有林（1984年上海）
徐伯郊奉郑振铎之命，在香港为国家抢救了许多宋元书画。如收购了香港王南屏收藏的赵孟頫《墨兰卷》“画中九友”山水和明夏昶《画竹》等11轴又1卷。此外还有唐韩滉《五牛图》、宋赵佶《祥龙石图》、宋李唐《采薇图》、宋马远《歌图》、宋米友仁《海岳庵卷》、元吴镇《渔父图》、元朱德润《秀野轩卷》、元商琦《春山图卷》、元王晋卿《蝶恋花词卷》，还有元王蒙等人的画，都是堪称一绝的国宝。
唐 韩滉《五牛图》局部
宋 赵佶《祥龙石图》
元 商琦 春山图卷
“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前后存在了五年，直至1955年夏收购工作才基本结束。5年间，徐伯郊堪称为国宝大抢救立下汗马功劳的首位功臣。
徐森玉及其大哥与伯郊、文绮
回忆这段经历，徐伯郊寡语少言，只是微笑着说：那是我应该做的事”寥寥数语，更凸现其高尚的情操、优异的品德和广阔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