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称为民营呢 是因为这船是当时宁波商家苦于中国沿海盗匪猖獗 于是出钱雇洋人开这么一条船护航 相当于现在的保安吧。
1855年盛夏的一天，北洋山东芝罘岛海面上，突然出现一股浓浓的黑烟，黑烟下面，是一艘人们从未见过的大船。船的两边，有两个巨大的像车轮一样的东西，在隆隆地转动着。大船劈波斩浪，速度奇快，上面没有樯帆，却高矗着一根粗粗的圆筒，黑烟正是从那里冒出来的。更让人惊异的，是这大船的船头和船尾，各安放一门锃亮的西洋大炮。人们又疑惑又恐惧，急忙报告官府。官府毕竟见多识广，马上弄清这是一艘西洋轮船，而且是兵船。这艘西洋兵船到北洋干什么来了？当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才十几年，虽已五口通商，但通商口岸全在东南沿海，北洋并无西洋船的影子。现在居然气势昂昂来了一艘，难道又要生出什么战祸不成？
山东巡抚崇恩命令火速查明。不久报告上来，原来这船确是西洋船，但非西洋人所有，而是大清浙江宁波府的一艘船，是宁波商人集资自西洋购买的，为宁波商船队的武装护航船，它的名字叫“宝顺”轮。崇恩大为光火，为虚惊一场，也为胆大妄为的宁波人。他立马上奏朝廷，咸丰帝大怒，下圣谕诘问浙江巡抚，厉令查明是谁发给宝顺轮执照，允许它开到海上，要治经办人的罪，不得欺隐。圣旨到了宁波府，宁波知府段光清马上召集与此事相干的绅士们，商议如何回复旨意。
一位叫董沛的从容说道：“这不难回复。商人拿自己的钱购买轮船以保护商船，这是官府不能禁止的。船是建造于西洋的，是西洋船，但它卖给了商人，就是一条商船。官府发给商船护运执照，是按律例的，不管这船是谁造的，来自何处。”段光清一听十分有理，就照此话回奏浙江巡抚何桂清。何桂清也觉得有理，便照此上奏朝廷，咸丰帝阅此奏章，龙颜没有再一次大怒，只是硃批三字：“知道了。”于是此事就搁下不问，不了了之了。
《清实录·文宗实录》中记载了宝顺轮闯北洋这个事件。我们不禁对这艘名叫宝顺的轮船产生了浓厚兴趣：它究竟是一艘什么样的船呢？在1855年的中国，它是独一无二的。它能让皇帝龙颜大怒，又不动声色地化解一场雷霆。它不过是一艘船，但是它在中国近代的风云变幻中，肯定扮演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角色。当初，那些集资购买它的宁波商人们是怎么想的？而咸丰皇帝，又为什么不再追究这只船了呢？
我们知道的是，咸丰是一个不太走运的皇帝。自他1851年刚登上龙椅，便听到了一个让他焦头烂额的名字：洪秀全。正是这个广西的穷秀才，竟然揭竿而起，组成了一支让八旗子弟丢尽脸面的太平军。自从四年前太平军起事后，举国为之动荡，南方更是被太平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南京早已在两年前被攻陷，成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上海也曾为小刀会所据。南方的战乱，又加之黄河的决堤，使得关乎国家生存命脉的内河漕运完全阻断，朝廷就要断粮了。而正是宁波商人的船队，从海路为京师运输了大量的粮食。
什么叫漕运？漕运是指历代将所征粮食由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漕粮是供应官吏和军队的口粮。漕运始于秦始皇，自古有之。有清一代显得更为突出。浙江素称鱼米之乡，所担负的漕运任务自然繁重。在19世纪50年代，据戴槃《两浙宦游记略》中说，浙江“正耗漕米为100多万石”，而在当时，全国漕粮是400多万石，浙江一省就要占全国漕粮的四分之一。浙江的漕米以前是通过大运河运送的，而从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后，内河漕运已经阻断，于是，户部仿效元朝，改内河漕运为海运。
自古便有海运传统的宁波商船，便成了漕运的主力。航运业是宁波人主要的也是最擅长的经营行业之一。宁波人有着从事沙船、帆船运输的有利条件。宁波地处浙东沿海，优良的港口条件和内河外海的便利交通，使宁波造船业一贯发达。“造小船一只，只需数金，鄞、镇沿海之民，稍有本力者，一家自数只、数十只不等。”东乡船匠善造浙西诸郡各帮粮船及出海大小对渔船。南乡段塘船匠善造南北洋商用蛋船。蛋船又名“三不像船”，通称宁船，船身较重，不畏风浪，是通航南北洋各海港的著名海船。
自清代以来，宁波便形成了海上运输的两大船帮：“南号”和“北号”。当时由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南号商船只走南洋，北号商船只走北洋。南号船帮最初主要由福建、广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福建木材，从事贸易。北号最初则由江苏、山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山东特产枣、豆、油等。道光年间，宁波港出现了繁荣势头，商业船帮总数不下六、七十家，约有大小海船400艘。五口通商后，外国航运势力大举入侵中国，轮船排挤帆船，到了1850年，南北号商行只剩下20多户，木帆船100余艘。正当宁波的船主们愁苦不已的时候，商机到了。
浙江漕运改为海运了。商人们抓住机会，迅速修造船只，木帆船大量增加，呈现兴旺景象。1853年，浙东首次海运漕米入津。宁波300多艘沙船、卫船中的180艘被雇佣运送漕粮，其中北号一个商行能单独派出6艘船以上的就有11家。当年便由鄞县、镇海、慈溪三邑九户北号船商捐资10万，在宁波江东木行路建成了“辉煌煊赫，为一邑建筑之冠”的甬东天后宫和庆安会馆。这是北号商船帮事业发达的象征。史料记载：“北号商家自置海船，大商一家十余号，中商一家七八号，小商一家二三号。”应付官差的办法是：“由商自派，以三股之二当差，以一股自留运货。”
咸丰年间，宁波南北号商船达到了鼎盛，拥有蛋船、像船等海船不下六七百艘，加之其他商号的船只，当时宁波以北沿海航运的土著船只在三千艘以上。如此兴旺的财运，让宁波船商们欣喜不已。可是，随之一个令人恐惧的拦路虎狰狞地出现了，张开血盆大口，要吞噬了他们的金钱，甚至生命。这个让宁波船商寝食不安的恶梦，就是海盗。
郑广南著《中国海盗史》中述，早在宋代，东南海洋便为“海寇之渊薮”，海上“盗贼啸聚”，“盖常有之”。宁波也多为海盗荼毒。明代宁波沿海更有倭寇肆虐。清代到了咸丰初，太平军起义，朝廷官员忙于内地的防剿，无瑕顾及沿海，海盗复又蜂起。《定海厅志》记载：海盗“自咸丰初年，即游弈巨洋，行劫商旅，官兵莫能制。”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洋面海盗猖獗，上面命令水师护送商船出洋，驻在镇海口的清军水师畏惧不出。提军叶绍春赴镇海催促，水师仍不出口。段光清亲自前往催促，到了叶绍春的坐船上，厉声对水师将官们说：“你们平时捕盗不敢去，现在护粮又不肯去，朝廷白花了这么多银子，水师真是可以废了！”当地官员早已看透了腐败无能的清军水师，他们根本不是骁勇善战的海盗的对手，于是就雇佣招安的广东籍海盗来剿捕海盗，后又雇佣葡萄牙人剿灭海盗。
随后美利坚、荷兰、英吉利等国水手也相继受雇。福建巡抚徐继畲奏疏曾说，澳门葡萄牙人“制小夹板数十只，编列号数，每只配夷人五六名，广东水手十余人，安设夷炮数门，护送商船往来各省港口”，“从福建护送载松木赴浙各商船，每只索银二十五元，合二十五只为一邦，每邦共银六百二十五元。间有商船凑不成邦，要其护送，随时议价，多寡不等。”这些护航划艇以浙江舟山、宁波、镇海三角地带为中心，出入沿海各口，且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以致发展到进出甬江口的渔船，每年也要向他们交纳数达5万元的“护航费”，福州至宁波间木材运输每年要交20万元。1852年一年，葡萄牙人以护航“保护捐”为名，从渔业、木业运输和其他船只中勒索所谓税银达75万之巨。因而后来英国公使普鲁斯也说：“这些坏蛋经常凌辱那些毫无抵抗的居民还不够，终于在这几个口岸及临近水面当起土匪和强盗来了”，“镇海卫已成为各国坏蛋的渊薮”。
1854年，被夺走生计的广东艇的海盗脾气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和洋人大动干戈，击沉英船三艘，打死三名英人，俘获六艘外国船。法国派上海领事来索赔白银数万两，宁波官衙叹称广勇凶悍，难以制服，英法也无奈，只能讨得被俘船只，其余都只好作罢。当时海盗，多是广东、福建船。据《定海厅志》载，广东艇形如蚱蜢，所以海边人称蚱蜢艇。广艇船面涂着绿油，所以也叫它绿壳。后来宁波人便将海盗强盗土匪这一类人称为“绿壳”。
这些绿壳在宁波外海洋面横行无忌，一直漫延到宁波北号漕船的整条北洋航线上。他们劫船后，便索取巨额赎金，最后到了派同党大摇大摆进宁波城，公然高坐大堂，和被劫商船船主或家人就赎金讨价还价。北号的漕船损失巨大，诱人的商机眼看就要被这些海盗给断送了。而海盗们的猖獗，也激起了宁波商人的义愤。利益和自尊心的强大驱动，使他们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可以说是无比大胆的举动。
1854年的冬季，宁波江东刚落成不久的北号会馆——庆安会馆中，北号船商们聚集一堂，慈溪人费纶鋕、盛植琯和镇海人李也亭慨然提议：集资购买洋轮，护送漕船、剿灭海盗。此议一出，大家纷纷叫好。这三个人，皆在北号船帮中很有威信，尤其是李容李也亭。李也亭是小港李家人，15岁时到上海学生意，后经营沙船业，独资开设久大沙船号，是最早经营沙船业取得成就的宁波商人之一。1853年改漕运为海运时，是李也亭的船队率先北进，使浙江漕米首次海运至天津，开转漕于海之业。
当时整个中国，还没有一艘用蒸汽机做动力的洋船。而洋船留给国人的印象，是一种被轰开了国门的耻辱，从皇帝到百姓，对这洋船多是又畏又恨。可偏偏就有了这么一群宁波人，看到了这坚船利炮的洋船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居然想要自己拥有一艘。也许，当时他们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并没有想得太多，他们没有想到，在1854年冬季的庆安会馆中，他们将要结束一个帆船的时代，而开创一个轮船时代。他们要想的是，怎样才能买来这样一艘船？首先面临的是资金问题。洋船价格不菲，所需资金一时难以筹集。正在这时，宁绍台道兼宁波知府段光清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让官商各出一半钱，官府所垫的那一半资金，每年抽商船的部分收入陆续归还。资金问题解决了，那又由谁来和洋人打交道、具体操作购船事务？他们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本乡人杨坊。
杨坊是宁波城里人，33岁时才到上海一家棉布店当伙计。他到上海这年是1843年，这年正好是英国在上海开埠，美、法诸国接踵而来。三年后，杨坊便成了上海美商旗昌洋行的买办。他运用宁波钱业著名的过账制度，以期票做通货，丝茶贸易做得十分红火。杨坊的才能，很快就被当时上海最大的洋行——英国的怡和洋行看中，不久他就成了怡和洋行的买办。同治《上海县志》说杨坊“多智术，贾上海，与西方通市交易，不数年明习各国事”。
到19世纪50年代初，他已经是上海巨商首领了。宁波北号的船商们找到杨坊，杨坊马上就答应下来，由他牵线，向广东的英商购买大轮船一艘，定价七万银元，取名“宝顺”。杨坊后来出钱组织洋枪队抗拒太平军，并把女儿也嫁给了洋枪队队长美国人华尔，这使他在历史上名声不佳，但是在购买宝顺轮这件事上，还是可以看出他的开放思想和胆识。
据史料记载，清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美国人就在上海开办了伯维船厂，它是上海开埠后，由外商开办的最早的船舶修造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杨坊没有向上海的洋商购买轮船，却舍近求远，到广东去购船。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从广东买来的这艘宝顺轮，质量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宝顺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艘在1854年的某一天，展现在杨坊他们面前的中国人拥有的第一艘轮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据资料记载， 1807年8月17日，在美国纽约港，世界上第一艘轮船“克莱蒙特”号试航成功；1825年，第一艘轮船从英国远航到印度；1842年，第一艘轮船“美杜荷”号开进上海。早期的轮船，都是由蒸汽机驱动露在船体两侧的两个轮盘激水前进的，“轮船”的名字便是由此而来，轮船便是明轮轮船。由于蒸汽机烧煤，火生气腾，因此中国人也称其为“火轮船”、“火焰船”。到了1836年前后，用在水下的螺旋桨推动的暗轮轮船出现了，在1845年前后的上海港，已经可以看到暗轮轮船了。
那么，宁波商人购买的这艘宝顺轮，到底是明轮的，还是暗轮的？曾有专家认为，宝顺轮是一艘暗轮。如果是暗轮轮船，那这就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船了。但可惜的是，按常理推测，当时的英国人，不太可能把最为先进的暗轮轮船卖给中国人，即使会卖的话，价格也会高得让你承受不起。所以，更为合理的是，这是一艘明轮轮船。我们终于从段光清所撰的《镜湖自撰年谱》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宝顺轮“管船驾船，皆中国之人，只照管轮盘，非中国人所知，必用洋人。然自商人给予工食，亦雇工等尔。”这就是说，宝顺轮还雇用了一位外国人“照管轮盘”。这位洋人是操作蒸汽机的。当时的中国人还不懂操作蒸汽机的复杂技术，只好雇用洋人。蒸汽机的作用就是为船只提供动力，驱动轮盘。而这“轮盘”，应该就是明轮。
还有，在《清实录》中，山东巡抚崇恩向咸丰上奏，“有三桅火轮船一只”驶至之罘岛海口，这便是宝顺轮。而当时中国人所说的“火轮船”，也是指的明轮轮船。在宝顺轮购入的14年之后，1868年9月28日，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第一号火轮船竣工。这是中国自造的第一艘大型机器轮船，系木质明轮兵船。那么，当年的宝顺轮，尽管是明轮，但还是一艘先进的轮船。又出现了另个一个问题。当年宁波人买火轮船，是为了打海盗。那么，宝顺轮是一艘兵船吗？当年，段光清在向浙江巡抚何桂清解释宝顺轮闯北洋事件时说过，洋人载兵驾炮之船，非数十万银不能造成一只；洋人也不肯卖给中国人，而中国人也不敢买。所以宁波商人所买的洋船，只是商船。
段光清在这里说对了一件事，就是宝顺轮的确是一只商船。但是它不是一只一般的商船。兵船，也就是后来的军舰，可以载兵驾炮，而宝顺轮这只商船，也被改装成一只载兵驾炮的武装护航船了，它成了一只不是兵船的兵船。宁波人在广东买下宝顺轮后，又招募了广东和福建籍的水手七十余名。这些人被称为“得力水手”，甚至被称为“死士”。得力，一方面说他们深熟水性，更是说他们对剿捕海盗的作用；而“死士”，则是说他们作战是不要命地勇敢。这些水手，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手了，而成了水兵了。而在后来的战斗中，他们还上岸追击消灭海盗，简直就是一支早期的海军陆战队。他们配备的武器，是火枪。而船上，更是在前后各装上一门红衣大炮。这只武装护航船的战斗力要远远超过海盗船。
这只宝顺轮威风凛凛地驶进了宁波港，就停泊在离庆安会馆很近的地方。北号专门设立了庆成局，聘请鄞县卢以瑛主持，管理宝顺轮的一系列事务。并请慈溪张斯桂督船勇，请镇海贝锦泉司炮舵。并将宝顺轮的档案上报宁波府列入档册。段光清发给了宝顺轮出海的执照，但并未将此事上报浙江巡抚，所以后来咸丰皇帝查办宝顺轮闯北洋的圣谕到浙江时，巡抚何桂清大吃一惊。段光清为什么不把这么重大的事上报呢？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开明的段光清早已看清形势，觉得中国人有一只火轮船很正常。
不知段光清当年是否知道，宝顺轮可是中国第一只轮船。海盗们可不知道宁波商人已经有了利器，照旧在海上猖狂。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855年，广东海盗船三十余只在福建、浙江海面上肆意抢掠，又窜到北洋，和其他海盗会合。运送漕粮的船只都被堵住了。农历六月，张斯桂和贝锦泉紧急驾驶宝顺轮出洋，七月七日在复州洋轰击海盗船，击沉五艘，击毁十艘。十四日在山东黄县洋、蓬莱洋击沉四艘，俘获一艘，焚毁六艘。残余的海盗上岸逃窜，船勇奋力追击，杀死海盗四十余人，俘虏三十余人。十八日在山东石岛洋击沉一艘，救出被劫江浙船只三百余艘。短短十一天功夫，宝顺轮就将北洋的海盗全部肃清，开回上海。二十九日宝顺轮巡航宁波石浦洋，海盗船二十三艘在港内停泊，宝顺轮率领水勇船进港攻击，从清晨五点到下午三点，二十三艘海盗船无一幸存。残余海盗逃上岸去，船勇追击杀死三百余人。九月十三日在岑港洋击沉盗船四艘，十四日在烈港洋击沉盗船八艘，十八日又在石浦洋击沉盗船二艘。
十月十八日，又在烈港洋击沉盗船四艘。南洋也全部肃清。在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宝顺轮击沉和俘获海盗船六十八艘，生擒及杀死溺死海盗二千余人，宝顺轮之名，声震四海。看到了火轮船的巨大威力，第二年上海商人也购买了一艘，取名天平轮，和宁波约好，一艘巡北洋，一艘巡浙海，海盗的踪迹更是稀少了。不久，北洋布满了洋船，那可不是中国人的，那是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咸丰八年，也就是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侵入天津。咸丰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议和，分别和俄、美、英、法签定了《天津条约》，北洋也允许通商，洋船大量驶入，海盗便绝迹了。
当时宝顺轮出现，时任浙江巡抚的何桂清只能私下说：“艇船非火轮不能胜”，朝野上下尚未意识到拥有西方科技的迫切性，那么英法的坚船利炮让许多人清醒到了一点：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轮船。1861年3月，曾国藩又再次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乃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指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进而主张应“广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存远略。”1862年，曾国藩购买轮船一艘，名“威林密号”；次年李鸿章也购置一艘“飞来福号”。1867年，清政府终于颁布了《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允许华商在章程范围内可以置办洋式船只，这已经比宝顺轮晚了十三年了。
在剿灭海盗的辉煌日子之后，宝顺轮在历史中的身影便十分稀少了。董沛的《宝顺轮船始末》中只是短短的一句：“洪秀全踞金陵，调之以守江”。就是说，宝顺轮不仅仅只是护航商船，它也为政府征用，曾被调去守卫长江。但是它在长江上有过什么战斗没有，它当时到底是在做什么，我们都不得而知。
在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中，我们又看到这样一段话：“先是，王抚军有札，嘱余至宁波催解各种款项接济省城；及贼踞省城，筹款各委员商量，多备米粮、火药、弹子、银钱，用宁波昔买火轮船运至省城，由鳖子门入钱塘江。岂知运数已定，甫出吴淞口，忽遇狂风重雾，将船吹上泥滩，舟子大恐，将船上货物尽数抛入泥中，故船犹未破。自是无能接济省城者矣。”这里说的是，咸丰十一年，就是1861年，杭州被太平军围困，宝顺轮曾运送物品支援，但因船搁浅未果。不久杭州为李秀成攻陷，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这时的宝顺轮，很可能已经不是一艘武装船只了。我们不知道，这时船只的指挥者还是不是张斯桂和贝锦泉。而那些曾经勇猛无比的水手们后来的命运又是如何的呢？
镇海有一条艄公弄，据说就曾居住过宝顺轮上退休下来的水手。他们的后代还保留了可能是当年船上战斗使用的火枪。有当地老人回忆，当年有人结婚，就请这些人保护。他们扛着火枪，保护婚礼队伍，仪式结束时就朝天放几枪，然后每人得一块银洋。这个价格是相当高了。
同治五年，就是1866年，左宗棠向清帝奏本，建立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造船厂——福建船政局。在福建船政局里，有两个我们熟悉的身影，他们就是张斯桂和贝锦泉。因为他们在宝顺轮的功绩，左宗棠和船政大臣沈葆桢将他们招在身旁。张斯桂后来因通晓洋务，沈葆桢推荐他进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任出使日本国副使。而贝锦泉更是得到左宗棠的重用。兴办福建船政局之初，左宗棠为公干往来需要，向洋商购买轮船“华福宝号”，委派贝锦泉为管带。同治八年，1869年，福建船政第一艘轮船下水，取名“万年青”，委任贝锦泉为管带。后又任南洋水师超武舰管带。在1885年中法战争时，贝锦泉升任定海总兵，而他的弟弟贝珊泉则是守卫镇海口的元凯号军舰的管驾，和法舰英勇作战。后继任超武舰管带。
贝氏兄弟是中科院院士贝时璋的先祖，故居在镇海贵驷。左宗棠和贝氏兄弟的关系非常密切。甲午战争期间，左宗棠巡视海防曾到镇海，在贵驷贝珊泉家中的桂花厅住了一夜，还写了一首诗。至今桂花厅仍保存完好。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张绘制于清代光绪年间的中法战争镇海口布防图。在这张图上，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了宝顺轮。这时的宝顺轮，已不是三十年前打海盗时的辉煌了，而是涂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它已老朽，但是它依然承担了他最后一次使命。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次使命呢？原来，为防止法军舰进入镇海口，当局要在镇海口打桩和沉船封堵。宝顺轮被政府买来，停在镇海口，准备装满石头、沉下海口封堵航道。时任宁绍台道的薛福成在他所著的《浙东筹防录》中，附了宁波知府宗源瀚回禀浙江巡抚关于在镇海口封船堵口的报告，报告中说宝顺轮宽二丈数尺，属于沉船中的头等船，官府买价是头等船每只洋银一千四五百元。准备将宝顺轮船横沉。我们可以想像宝顺轮的这个时刻，它真可谓是生得威武，死得悲壮！但最终由于法军舰在镇海口遭遇重创，而同时冯子材在广西取得谅山大捷，法军海上和陆地两路进攻均告失利，只得提出停战，待命在海口的宝顺轮并未沉下。薛福成《浙东筹防录》中说：“总署电云：‘法提督既曰明停战，镇口塞河石船，似可酌开一走商轮之路’等语，现已电商提台，拟先将浮泊口门之宝顺泄开，数日后再将两旁沉船各去其一……”这是宝顺轮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史籍中，此后它便不知所终。
宁波宝顺轮，它是中国轮船时代的先声，便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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