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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我1岁,上海解放时海关大楼那串长鞭炮就是我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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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新闻 2021-04-18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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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官本信,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我1岁。

我祖籍青岛平度,幼时立志读书,虽逢战火,仍执着求学,1947年国立西北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江海关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海关工作,在那里遇见了红色火种,加入地下党组织。1949年5月,江海关庆祝上海解放的那串长鞭炮,就是我去买的。

△101岁的官本信在其寓所。

颠沛求学,渴望新世界

我读中学时遇抗战。1938年青岛沦陷,我只能随高中老师迁往安徽阜阳继续求学。

那时,学生们住在战区学生登记处临时宿舍里,吃的是黑馒头、白菜汤,登记处的主任却有鸡鸭鱼肉。我们气不过,与对方评理,一时矛盾激化。学校本部领导是当地军政部门长官,获悉情况后竟要严惩我们这些“肆意妄为”的学生。参与学生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监狱,我也在其中。狱中苦熬41天,终于获释。为专心备考,我暂时放下愤懑,此后赴西安报考国立西北大学,被法商学院录取。

战火蔓延,国立西北大学迁往陕南城固,数千师生六天六夜山高路陡才抵终点,全程无人掉队。当年,学生们除了勤学苦读,也讨论进步思潮。1943年,刘季洪出任校长,对进步组织实行高压政策。1946年,听闻西南联大李公朴、闻一多教授被杀噩耗,学生们出离愤怒,自发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并围堵学校行政机关,要与校长谈判。刘季洪拒不接受,谈判无果,且因同学们声势高涨,校长竟然溜了,于是学生自治会临时接管学校。我作为自治会一员,和其他两位同学一起接管了校总务科。然而很快,校长向军警求援,对学校实行断水断粮。学校位置偏僻,难同外界积极力量取得联系,无奈之下,自治会解散,学校再落敌手。经历此劫,我接受了先进思想的洗礼,对于新世界更加渴望。

积极抗争,上海迎新生

大学毕业后,我自寻出路,报考江海关被录取。没想到,江海关早已建起地下党组织。1947年刚入关时,我做内勤工作,经同学林培森、萧仁寿介绍,认识了地下党员潘文凤。

上世纪20年代,上海已发展成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江海关职员超千人,其中华籍职员占四分之三,但职位普遍较低,薪资不到同等岗位洋员的六成。1926年和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两次武装起义,点燃了海关华员争取权利、反抗欺压的热情。1927年3月,“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110号成立。在此基础上,1936年9月,中共江海关地下党支部秘密成立,至上海解放前夕,先后发展党员54人。

1948年年中,江海关的地下党负责人钦士业约我到先施公司背后一间小店谈话。当了解到在日伪占领时期,江海关地下党组织了抵制日伪侵占江海关、开展罢岗罢工抗议的海关华员护关运动,并且多年来始终主张改良待遇、收回关权、关税自主方针后,我十分激动,很快以“范为民”的名字提交入党申请。从1948年秋天开始,我定期参加党小组会,每月缴纳党费。1949年3月,我被批准入党。

1949年5月,潘文凤同志通知党员在新闸路海关宿舍集中,提前告知我们上海将解放的消息。他拿起一叠中国人民解放军告诫上海各界人士书,其中还有一份江海关中高层的姓名、地址信息,大家一起封成筒状邮件,由潘文凤骑自行车去投递。这次行动,让我深切感受到组织在关内的力量。

△外滩迎接上海解放。

同时,我还领到一项艰巨任务——为庆祝上海解放,组织安排一部分人准备红旗;而潘文凤同志则安排我去买市面上最长规格的鞭炮。我知道迪化路(今乌鲁木齐路)上有间专卖店,但那时是5月,既不过年又不过节,买这么长的鞭炮容易暴露目标。怎么办?我提了个篮子,将鞭炮放在底部,再盖上布,买完我也不敢乘公交车,特地走了好几站路,再换乘江海关自己的班车……

1949年5月25日凌晨,外滩江海关钟楼升起一面红旗;同时,一挂长长的鞭炮被点燃,清脆的声音划破天空。海关百年屈辱历史终结束,上海迎来新生。

△1949年时,官本信在江海关(现上海海关)。

汲取力量,进出口巨变

1954年,我从上海海关调往上海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到1984年,从上海商检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2018年4月起,关检融合,我又回归为海关人。

70余年来,上海进出口发生巨变,唯有红色初心使命未变。

△官本信99岁时,参加上海海关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杰出贡献人物颁奖典礼。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工业水平不高,上海出口产品相对初级。那个年代最拿得出手的产品,就是梅林午餐肉了。而真正量大价高的拳头产品,当属棉布。1959年,我国对外贸易部决定将棉布出口列入出口商品法定检验种类表,上海商检局于当年7月1日正式开验棉布,那时我担任第一检验室主任,开验第一天,报验单如潮水般涌进检验室,其中不乏数量30万匹的急件。这绝对是场硬仗。怎么办?我提前汇总各棉布生产厂的生产、质量、客户反映情况等,将报验单分类排序,分出轻重缓急,既未耽误棉布出口,也少见外商不良投诉。

△梅林罐头曾是上海出口“网红”,图为上世纪50年代的梅林食品厂生产车间。

正是靠着棉花、大米、罐头食品等农副产品的出口,我国才换回了钢材、木材和机械设备等建设急需物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分水岭,上海口岸进口多了起来,种类从机械设备、钢材等拓展到进口汽车、彩电等消费品。与此同时,我们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也越来越高,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发电机组、盾构机等“国之重器”开始对外输出……

1978年,上海货物进出口总额仅30亿美元,到去年已超过5300亿美元。上海外贸“朋友圈”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拓展到200多个。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无不是从百年红色火种中汲取的奋进力量。我见证,我骄傲。

(本报记者 李晔 整理)

栏目主编:毛锦伟 本文作者:官本信 文字编辑:毛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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