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 刘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出生在湖北洪湖的农村，他用三次“撞城”来描述自己的经历：第一次是从农村考入复旦大学，第二次是一家人到北京落脚，第三次是从一个农村娃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大转型的亲历，也给刘守英的研究方向、治学方法奠定了底色。他不看“二手”材料，坚持深入农村调研，叮嘱学生“人”比数字更重要。在他看来，持之以恒地关注农民，对中国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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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线调查他就不踏实
刘守英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一个叫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单位很“火”，主要工作是研究农村问题，开展农村调查，对国家农村改革建言献策。刘守英觉得，自己应该走这个路，为农民做点什么。“我是从那个土里边‘拔’出来的，在选择事业的时候，就不只是个人化的选择，要为那一方水土的人的改变，做一点什么事。”
刘守英做研究，坚持做大量的一手调查，不轻易去看“二手”的东西，这是他三十余年的习惯。“不断倒手的资料已经加入了一道道的主观取舍与处理，倒手越多，离真实世界越远。”不到一线调查，不掌握一手材料，没有和相关者直接聊，他就不踏实。
上世纪80年代，刘守英随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到贵州湄潭调研，住在农民家里，白天和村民聊天，晚上入户做访谈。当年条件艰苦，没有电，刘守英和同事们打着手电筒，一家家走访，在昏暗的油灯下记录。晚上十点多回到落脚的老乡家，将受访农户一家家整理成访谈录后，大家又一起讨论当天的感受和发现。
“这样的研究确实很笨，但你只要坚持，总会有所斩获。”比起“跑了全国多少个村、多少个县”，刘守英更重视深入、持续的研究。农村社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如果不真正进入，就始终是一个陌生的外人，很难摸清情况。洪湖老家的农村，也成了他观察农民和研究农村政策的窗口。他能从村民对待他的态度上判断出政策好不好。碰到想不清楚的问题、拿不准的政策，刘守英就会直接回一趟老家跟村里人聊。
从1988年到现在，刘守英每年还会去一两次贵州湄潭，广东南海实验区也是从1991年至今，刘守英每年都会去的地方。他曾经一年中有大半年在农村调研，2016年进入高校工作后，他还是喜欢“往下面跑”，在当院长之前，每周四上完课，周五就去外地调研，直到下周三再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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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的数据替代不了看到人的感受
“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物质欲望，还是过更有意义的生活？这是两种活法，两种人生。你选择后者，不一定过得更好，但肯定能使你的人生别有味道。”
这是2020年7月，刘守英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生致辞中的一段。刘守英叮嘱这群即将告别大学阶段的年轻人，要有一种关心弱者和贫者的习惯——“无论你将来多么富有，多么位高权重，一定要兼济天下因各种原因受挫的人、处境困难的人”。他也曾不止一次呼吁，要多关注农村的老人、弱势群体。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刘守英更关注的始终是“人”，而非数字。
“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太物质化，核心还是要回到人的改善上。”刘守英说，数字可以比较，但人是真实、鲜活的。对自己、对学生，他都要求走出书斋，了解现实，因为再好的数据、再强的计算能力、再先进的模型，替代不了看到人的感受。“比如说，跟农民聊天时，他为什么笑，为什么不理你？这就是他的态度，这些东西数据怎么反映出来？”
刘守英认为，当前很多对中国的判断，尤其是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容易从城市视角出发。如果用单一的城市视角来看整个中国社会，就会忽视很多乡村问题，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群。
近年来，每逢春节过后，都会有不少“回乡记”类型的文章热传。这是城乡社会大变革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反映人们对乡村问题的关心。但刘守英并不太喜欢这类文字：大部分写作者以“城市胜利者”心态俯视乡村，往往带有优越感，他们的体验和农民的体验也不一定相同。刘守英在给学生们讲如何做乡村调查时，也反复提醒学生不要带着居高临下的悲悯和优越感，不要带着游客心态进入乡村。“只有把自己的角色摆正，才可能接触到乡村真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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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国经验”给本科生讲发展问题
2016年，刘守英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任教，开的第一门课，是给本科生上发展经济学。备课之前，他找来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教科书，看了后还是决定“自己来”。大部分教材的理论仍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主要针对“二战”后的发展中经济体，而实践部分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拉美和非洲，中国经验基本不谈。“这与我理解的‘发展’差别太大。”
因此，刘守英把课程体系做了全面改造，将发展的经济学改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把制度引入对发展的解释，把历史与当代贯通，还将中国经验与其他国家放在一起分析比较，加入了大量的中国实践案例。
例如在讲乡村治理时，他会讲老家的村子怎么选举，村民怎么看待退下来的村干部。讲乡村制度时，也不只是介绍正式的法律制度，还会加入很多非正式制度、传统、习俗内容，如南方的古村落里，村民怎么约定俗成地使用公共水渠里的水。
“中国持之以恒地关注农民，这对中国农业发展有重要意义，也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刘守英说，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农村家庭有了非农就业，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义务教育的普及对农民也有重要意义，有了教育，就有了机会，这是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乡村振兴如何推动成了关注的焦点。刘守英认为，乡村振兴不是把乡村变得跟城市一样，乡村不是创造GDP的地方，乡村的核心在于“体面”。比如居住要有特色，基础设施要与乡村人基本需求合拍、老有所养。“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城乡互通的状态，城市为进城农民提供的保障和公共服务，也要跟上。”
来源：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