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徵祥与顾维钧之传承与交谊
文 / 唐启华
摘要
陆徵祥与顾维钧均为近代中国职业外交官中的佼佼者，然二者历史际遇却大不相同。陆徵祥经历了中国国际地位最低落的谷底阶段，饱尝弱国外交之痛苦，经手清末民初诸多重要外交事务，一生低调，但是他能忍辱负重，韧性十足。顾维钧则一生传奇，声誉崇隆，见证了中国外交由谷底逐渐向上爬升，成为世界四强之一。两人对中国在近代国际组织参与上有相当的传承关系，也都重视国际公法，极力维护国权，外交政策上都注重防日，在外交战场上不断与日本外交官交锋。顾维钧是不世出的难得的外交奇才，陆徵祥则更能代表清末民初弱国外交的种种特色。他们的人生履历不仅在中国外交史上有世代交替的意义，也表征了近代中国内政、外交的复杂历程及代际嬗递。
陆徵祥 ; 顾维钧 ; 巴黎和会 ; 职业外交官
作者简介
唐启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目录
一 两人早期之合作与传承
“保和会准备会”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洪宪帝制外交
二 巴黎和会期间的合作
全权次序与代表团内斗
山东问题
对德和约签字问题
三 陆徵祥进入修会后与顾维钧之交谊
四 结 语
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接触，遭逢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因现实的需求，出现了外交官群体，如李鸿章、郭嵩焘，至洋务运动之后，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各地的西语学校培养的出洋使团及驻外使馆的翻译、随员，他们大多终生从事外交官工作，可称是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至其后欧、美、日留学生及教会大学出身者崛起后称之为第二代。陆徵祥与顾维钧便是这两代的杰出代表人物。两人相差十七岁，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在民国初年有过十年的紧密合作。1922年陆徵祥出任驻瑞士公使，随即顾维钧担任外交总长、内阁总理。迨1927年陆徵祥退出外交界进入天主教修会，顾维钧则历任大使、外交部长等要职，两人仍保持密切联系。
迄今学界对于顾维钧的研究甚多，对陆徵祥的研究则少得多。讨论陆、顾关系的，主要有石建国与黄尊严对于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外交“尊顾”或“尊陆”的论争，以及李华程讨论两人与中国参加“一战”的论文。近年来，随着《北洋外交部档案》03—13《驻比使馆保存档》后半部的出现，及陆徵祥在比利时修道院的个人档案以《陆徵祥文书》电子文件形式的公开，藏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档案》也以数据库的形式公开，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将陆徵祥与顾维钧的研究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本文以陆徵祥与顾维钧关系为对象，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陆徵祥文书》《顾维钧档案》等新史料，探讨两代职业外交官代表型人物的合作、传承与交谊，借以反映近代中国外交的一些个人面向。
一两人早期之合作与传承
陆徵祥于1883—1890年在上海广方言馆学习法文，后来保送京师同文馆，1891年被出使大臣许景澄调充驻俄使馆学习员，1892年初抵达圣彼得堡，担任翻译生，并追随许景澄学习外交。
由于陆氏是驻俄使馆主要的法文翻译，参与了许多重要中俄交涉的翻译工作，诸如：甲午战败中国要偿付巨额赔款，1895年5—7月许景澄奉命商议俄法借款，于7月5日签署《中俄四厘借款合同》。1896年李鸿章赴俄祝贺俄皇加冕，并于6月3日签订《中俄密约》，9月8日许景澄签署《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1898年初俄国强占旅大，许景澄时任驻德公使，被派为专使前往圣彼得堡协助驻俄公使杨儒与俄国交涉。3月27日，李鸿章、张荫桓在北京与俄使巴布罗福（A. I. Pavlov）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后，由许景澄与俄方会同商订租地界线问题，另立专条，于5月7日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7月6日与东省铁路公司签订筑路合同。这些在圣彼得堡的重要交涉，都由陆徵祥担任翻译。
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俄国乘机出兵占领东北，11月8日与道员周冕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迫诱盛京将军增祺批准。俄使璞科第（D. D. Pokotolov）与李鸿章在北京，而杨儒在圣彼得堡同时进行后续谈判，1901年1月4日起，陆徵祥陪同杨儒，先与财政大臣维特（Sergei Witte）谈判7次，后与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Vladimir Lamsdof）谈判14次。杨儒承受强迫签约之重大压力，两次在冰上滑倒，一病不起。此后中俄交涉就由陆徵祥负责办理，并代办公使馆事务。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成立，2月杨儒去世，4月中俄签署《交收东三省条约》。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陆徵祥协助胡惟德公使向北京详密报告俄国政军情势。
其间，陆徵祥也参与圣彼得堡国际铁路公会、1899年第一次海牙保和会等历练，了解许多外交交涉内幕，深刻体会到弱国外交的痛苦，也认识到国际公法的重要。
1905年陆徵祥被任命为驻荷兰公使，赴海牙开办使馆。1907年担任第二次海牙保和会专使，代表中国签署各海牙公约。会后回任驻荷公使，谈判并签署《中荷领约》。1911年陆氏赴圣彼得堡谈判《中俄商约》，随即被清政府任命为驻俄公使。辛亥革命期间，陆氏领导各驻外使节屡电清政府请赞成共和。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陆氏被任为外交总长，他大刀阔斧改组外交部，主持中俄外蒙交涉、中英西藏交涉，并筹备参与第三次海牙保和会。顾维钧于1912年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外交博士学位，受国务总理唐绍仪之邀返国，先担任总统府及国务院秘书，后到外交部任秘书，不久升任参事，仍兼袁世凯之英文秘书，深受袁氏之赏识。陆、顾二人开始密切互动。
“保和会准备会”
陆徵祥与顾维钧有较密切之接触，应自“保和会准备会”开始。“一战”之前，列强进行军备竞赛，同时国际和平运动也风起云涌，鼓吹和平裁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899、1907年两次“海牙保和会”（Hague Peace Conference）的召开，第一次保和会时陆徵祥是中国代表团翻译，第二次则任中国全权代表，签署了许多国际公约。第三次保和会拟于1914年前后召开。
中华民国肇建后，1912年5月陆徵祥从俄都回国接掌外交部，旋被任为国务总理，但为组阁问题遭参议院否决与弹劾。9月解职后，陆氏发起组织“国际法会”，以预备修改条约及第三次保和会提议案为主要目标。同时，外交部也呈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派陆徵祥研究参与海牙保和会。陆氏遂组织“保和会准备会”，自1912年12月12日成立至1916年4月止，由外交部及相关各部处派员，除暑假外每周开会一次。该会第一阶段，讨论第二次保和会中国签署的国际公约中保留的条款，至1913年3月研究完毕，呈请大总统饬下国务院、陆军、海军、司法等部修改相关法律，再由外交部与瑞士、荷兰政府接洽取消保留。第二阶段，讨论第二次保和会中国未行签押之各条约，到1914年6月大致结束，除少数拟请暂缓签署外，各约皆呈请大总统签署。
“保和会准备会”原计划继续讨论第三次保和会提案，然而随着欧战爆发，日本出兵山东，不久中日展开二十一条交涉，“保和会准备会”转而讨论山东问题与如何加入战后和平大会问题。陆徵祥担任“保和会准备会”主席，顾维钧则是外交部代表，在会中经常以其国际法专长对各项问题提出重要意见，给陆徵祥留下深刻印象。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陆徵祥以外交总长身份负责主要的谈判工作，与日本公使日置益逐条逐字磋商。自1915年2月2日开始谈判，经二十余次会议讨论，中国始终坚持以尊重中外成约、不损及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不违反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为原则进行谈判，对日本所提各款再三辩驳。日本乃于4月26日提交最后让步案24款，并提示归还胶澳办法，希望中国尽快接受。陆徵祥仍针对东部内蒙古、汉冶萍公司以及第五号各款表示无法同意。
5月1日中国提出新修正案，日本不能满意，决心提出最后通牒，经元老阁员会议、御前会议，决定将第五号要求除福建一款外悉数撤回，以此为日本政府最后立场，7日将最后通牒致送陆徵祥。袁世凯政府经紧急商议后，认为日本将最严苛之第五号各款保留，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乃决定接受日本条件。
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在条约文字内容上仍有不少折冲。最后，于1915年5月25日在北京外交部签署《中日民四条约》。6月8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东京换约。由二十一条原案与《中日民四条约》约文比较，可知中国完全接受者仅第一号总纲及第一款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一条，其余各款或由日本自行撤回，或改以换文方式约定，或将原案修正语气、限制范围。中国虽于“南满”、“东蒙”部分损失甚多，然迫使日本将于中国主权损害最重之第五号条文除福建一款外全数撤回，其他各款也多有修正，使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减至最低程度。
顾维钧当时担任外交部参事，参与对英美使馆的联系及新闻宣传工作，表现出色，他在回忆录中对袁世凯的外交能力十分推崇。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1933年），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评价是：“综观二十一条交涉之始末经过，今以事后之明论之，中国方面可谓错误甚少。若袁世凯之果决，陆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干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次对外交涉所少见者。”日本学者奈良冈聪智研究二十一条的近作，也对当时中国外交评价颇高。
洪宪帝制外交
陆徵祥是民初袁氏主要外交助手，帝制期间任外交总长，有时兼任国务卿。他虽反对帝制，但因袁世凯待之太厚，又认为袁氏才识过人，尤富魄力，希望他能振兴中国，故竭力辅助。当时帝制相关的机密交涉，主要是梁士诒及曹汝霖操持，陆氏仅担任一般对外交涉，颇能坚守国家主权与尊严。
顾维钧于二十一条交涉之后，以27岁之英年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旋改使美国。顾氏在回忆录中否认他的出使与帝制有关，称：“我个人不相信这一（帝制）运动有成功的可能，……我在北京时竭力避免与帝制运动有任何瓜葛。帝制运动倡导人也多半了解我的见解和我的政治主张，他们之中谁也不来要求我支持他们的运动。”又极力澄清他于10月中旬赴伦敦一事称：“其时正值袁世凯酝酿恢复帝制，颇引起公众舆论的注意与评论。我因此对这次赴伦敦所负的真正使命颇有疑虑，以为可能想叫我探听施博士与英国当局对恢复帝制的看法。但他们向我保证，派我去伦敦与这个问题绝无关系，不会要求我去讨论任何这类政治问题，而我也不愿意和这种事有任何关系。”
然而当时就有许多传闻，指出顾氏出使与帝制密切相关，近人研究更多持此观点。《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明确显示顾氏参与鼓吹帝制甚深。1915年夏初，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因擅自提议调解欧战等事，遭外交部质问。7月11日顾维钧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次日外交部电令夏使知照墨政府。顾氏于8月上旬启程，当时报纸报导：“渠似将有代夏偕复驻美之希望。”可见顾氏之由驻墨改使美应系预谋，并非临时安排。顾氏奉有密令赴英，也系事先安排好的，顾氏启程之前，7月27日驻英公使施肇基即电询顾维钧：“使墨敬贺，来英尤忻，面商何事，请先密示。”足证绝非如《顾维钧回忆录》中所称：抵美后无法赴墨，等待改任为驻美公使时，临时决定赴英。
顾氏启程时，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报告伦敦：“顾维钧不必要的派去墨西哥，一般认为他的目的之一，是找寻该国共和体制不利的证据，以利于推动帝制。”伦敦泰晤士报（London Times）刊登了发自北京的一条电文，论述即将恢复帝制的问题云：眼下人们攻击古德诺和顾维钧，顾将就墨西哥代议制政府所导致的可怕后果提出报告。
8月底顾维钧抵达旧金山，除报告美国对华政情舆情外，随即为袁世凯展开宣传，推动中美亲善、联美制日。9月初顾维钧在旧金山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多次晤谈。芮恩施回忆明言顾维钧是为袁世凯称帝做准备工作称：“国务院指示我推迟行期，以便同顾博士商谈中国最近事态的发展。后来我很惊讶的发现顾博士此次使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欧美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并为袁称帝打好基础。”
10月18日顾维钧抵伦敦，次日电外交部：“国体事业与植使接洽。”25日外交部令：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利坚合众国兼驻古巴国特命全权公使。11月20日顾氏赴美，28日抵纽约。12月2日与夏使交接，16日觐见总统。当时正值帝制运动高潮，中日激烈交锋，顾使与日本在美国进行新闻战，为帝制辩护。美国学者Stephen Craft指出：“顾维钧使美，主要任务是试图说服美国人：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帝制。他在美国建立公关基础，刺探民意，并为袁世凯复辟做准备。”
二 巴黎和会期间的合作
陆徵祥与顾维钧都力主中国参加欧战，以打破国际孤立处境，取得参加战后和会资格，争取挽回欧战期间丧失的国权。国人对于顾维钧在巴黎和会期间的优异表现，相当熟悉，相形之下陆徵祥与和会的关系，常被忽视，甚至比较负面，如：事先无准备、无统御能力、懦弱无能、主张签署对德和约等。事实上陆徵祥是当时中国外交的决策者与指挥官，顾维钧是主要执行者，两人相辅相成。
陆徵祥长期参与筹备和会，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段祺瑞退居幕后，陆徵祥再任外交总长。此时欧战已近尾声，北京积极准备参与战后和会，当时规划将山东问题依中日成约处理，同时拉拢美国，希望能协助中国在和会中摆脱条约束缚。这个“亲日联美”外交构想于15日阁议通过后，陆徵祥即训令顾维钧向美国政府试探。
11月11日欧战停火后，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参加和会，并与顾使讨论中国拟提和会条件。21日陆徵祥指示顾使告诉美方：中国与美国一致行动，依恃为唯一援手，要求协助废除《辛丑和约》。陆徵祥同时训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安排他赴日时与日本政府应酬，并商洽在巴黎和会两国合作事宜。然而22日顾使电告北京：美方对中国之亲日势力表达疑虑。陆徵祥立即训令顾使向美方明确解释中国没有亲日。
由于美国表示中国不可既联美又亲日，北京外交面临棘手抉择，大总统徐世昌与外交总长兼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倾向“联美制日”。12月1日陆徵祥自北京启程，到达日本前突然生病，临时取消所有应酬，只与日本首相及外相会晤，与外相商谈和会事宜时，陆氏含混地表示中日在和会依成议合作。其后陆徵祥路过美国，受到高规格接待，并在美方协助下，让王正廷加入代表团，完成名义上南北外交一致。
1919年1月11日抵达巴黎后，陆徵祥在顾维钧协助下与美国代表团密切接洽，确定“联美制日”方针。后来中国在和会提出山东问题与废除民四条约问题，日本方面认为陆徵祥严重背信。
陆徵祥在和会表现不俗，国人多知顾维钧英语流畅，辞令优美，不知陆徵祥法文娴熟，兼有外交手段。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陆徵祥继英、法、意及加拿大各首相之后演说。25日第二次大会讨论五个分委员会成员时，陆氏操巧妙之法语，表强硬之态度，主张中国参与国际联盟委员会、海口及水陆交通委员会等。27日小国代表协议选举，中国取得上述二委员会之位置，分别由顾维钧、王正廷代表出席。
陆徵祥在筹备和会时，就十分重视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的国际联盟，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顾维钧也提供许多意见。陆徵祥争取到中国在国际联盟委员会席位，顾维钧在委员会中积极参与，对《国际联盟盟约》的制订贡献颇多，杰出的表现让各国代表刮目相看。后来顾维钧在国联成立后，为中国争取到当选第一至三届理事会非常任席次，大幅度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全权次序与代表团内斗
中国代表团原以为可以在巴黎和会受大国待遇，有五名全权与会，到巴黎后才知道只有两名可列席大会，全权之排序就成了棘手问题。陆徵祥在路过美国时，已答应王正廷排第二位，和会开幕前他建议北京排序是：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和魏宸组，并将此名单次序开送大会。1月20日国务院电陆使排序改为：陆、顾、王、施、魏。陆氏又将此全权顺序调整为：陆、王、顾、施、魏，正式送交大会。
全权顺序引发了许多纷争，加上顾维钧与美国代表团关系密切，又于28日在十人会中对山东问题发言一鸣惊人，更让施肇基、王正廷眼红，代表团内部会议于是变成为王、施二位全权吹毛求疵，肆意攻击陆、顾的集会。
陆徵祥多次请辞代表团团长职，北京不断慰留，至3月7日晚中国提交《山东问题说帖》法文节略及《德奥条件说帖》后，他就悄然离开巴黎出走瑞士。北京政府几经斡旋，3月28日国务院电：“奉大总统谕，派陆徵祥为全权委员长，所有和会事宜，即由该委员长主持一切，务当悉心妥筹办法，以副倚任。”确定陆氏的地位与权力，代表团的内斗稍缓。
山东问题
中日在和会激烈竞争山东问题，1月28日顾维钧在十人会中表现杰出，并主笔撰写《山东问题说帖》。4月中下旬，和会最高会讨论山东问题，陆徵祥、顾维钧出席为中国辩护，主要是顾氏发言。但因大局势不利，日本提出战时与英、法、意之密约，让三强必须支持日本立场，日本又在国际联盟委员会中坚持加入种族平等原则，此时意大利退出和会，而中国法理立场因“中日密约”曝光而动摇，美国支持中国之力道日益削弱。最后美日妥协，让日本取得德国在山东之经济利益，日本保证归还政治权益。国人不明内情，咸认为中国在和会外交失败，国内爆发五四运动。
对德和约签字问题
4月30日四人会对山东问题做出决议后，中国代表团呈现解体状态，基本上只剩下陆徵祥与顾维钧苦苦支撑，想尽办法争取保留对德和约中的山东条款。6月份陆徵祥身心俱疲，住进疗养院，其他全权不敢负责，只有顾维钧经常赴疗养院与陆徵祥商讨对策，努力奋战。然而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保留，代表团内部对于是否签字意见纷歧，北京政府的指示又模棱矛盾，至28日和约签约典礼前，陆徵祥决定拒签和约，典礼后两小时方接到北京政府不要签约的命令。
9月10日签署完对奥和约后，陆徵祥等决定回国，巴黎和会后续事务交由顾维钧主持。10月13日顾氏代表中国签署《国际航空专约》，11月27日顾氏签署对保加利亚和约，12月8日顾维钧代表中国签署对奥和约中有关赔偿损失之两附件。
1920年5月31日顾维钧签署《国际航空专约》附件。6月4日对匈牙利和约签字礼，顾氏代表前往签字。最后对土耳其和约，顾氏详细研究后，认为约内有割裂领土，监督军政、财政，执行核定税则，扩张治外法权，与我国外交政策不合，建议不要签署，北京阁议决定接受顾氏意见，6月18日顾氏遂不出席签字礼。随即顾维钧返美国任所，和会事务由魏宸组接手。
简言之，巴黎和会期间陆徵祥、顾维钧密切合作，虽然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但面对内外种种困难，能共同努力争取国家权益，并建立深厚情谊。
三 陆徵祥进入修会后与顾维钧之交谊
陆徵祥自巴黎回国后，决心退出政坛，1921年偕培德（Berthe Françoise Eugénie Bovy）夫人赴欧休养。次年由北京政府任命他为驻瑞士公使。1926年4月培德夫人逝世，1927年5月陆徵祥辞去驻瑞士公使职务，将培德夫人安葬于比利时布鲁塞尔，7月入布鲁日天主教本笃会圣安德鲁修道院（Abbey Saint-Andrew’s），10月正式进入该院请愿班并行更衣礼。1928年1月进入修士班，1929年1月进入三年圣愿班，1932年1月发终身绝俗大愿，1935年6月晋升司铎。1946年6月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任命陆徵祥为比利时刚城本笃会圣伯多禄修道院（Abbétitulaire de Saint-Pierrede Gand）名誉院长。1949年1月15日逝世，享寿78岁。
顾维钧于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返国，担任外交总长等要职，1926年10月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摄行大总统职权。1927年6月张作霖任大元帅组织军政府，顾氏辞职退出政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11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2年3月陪同李顿调查团赴东北考查，8月任驻法公使，10月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1936年2月中法外交关系升格，顾氏任驻法大使。1941年任驻英大使，1945年4—6月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并代理宋子文为首席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1946年任驻美大使，1956年退休，转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至1967年退休。
陆徵祥淡出外交界后，与顾维钧仍然保持联系。《陆徵祥文书》中保留有顾维钧所寄函件十余封，日记中有多处相关记载。《顾维钧档案》中也有陆徵祥致顾维钧函14件。由陆、顾二人保留下来的来往信件与记录，可以略窥两人交谊之一斑。
培德夫人过世后，1927年4月陆徵祥致函时任内阁总理摄行大总统职权兼外交总长的顾维钧称：
猥以内人病故，心神交病，业经两次乞假养疴，均蒙照准，莫名感荷。窃祥症患怔忡病在心部，实因内人病中忧急过度所致，非就心部专科诊治，难以见效，现拟于四月杪或五月初期赴比国，就鲁文专科医士处住宿，以便随时察看病情，斟酌调治。惟祥体质素弱，所患之病尤系难治之症，一时恐难速痊，驻瑞使席应否另选替人，或仍由萧秘书继荣继续代办之处，伏乞均裁，不胜引领待命之至。
并请补发积欠之使费及薪津称：“前次函陈瑞馆积欠使薪使费，并以个人私蓄垫补各节，当蒙垂鉴，务恳鼎力成全，俾得苟延残年，并免低颜求人，无任感祷。”5月9日又电顾氏请辞称：“祥因内人病中忧患过度，致患怔忡，恳准开去使缺，俾资静养，以保残年。”
入修道院后，陆徵祥仍然关心国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遣调查团到中国、日本调查，10月发表报告书建议：东北主权属中国，不承认满洲国；东北自治，保障日本权利。国联大会讨论后，于1933年2月24日通过，日本对此决议不满，于3月27日退出国联。
1933年初，顾维钧在日内瓦国际联盟与日本代表辩争，陆徵祥多次提供意见。1月28日陆氏日记写道：“晚寄顾使简报一份，附片略叙：代祷最后胜利，外交增光，俾强权稍知敛迹，容我修明内政，奋勇直追，整顿军备，民国前途庶几稳固，公之力祥与有荣焉。”2月13日写道：“在圣体祭台前领圣体，并虔祷上主垂鉴我心，佑庇顾使前途，为国宣劳得手顺利，为国增光，为民加惠，大局幸甚，民国幸甚。发顾使信件包件，准备已三四日，今晨四时半继续缮写，七时一刻竣事。”
3月20日顾维钧用毛笔手书回复：
日前由巴黎转到手教，训勉殷勤，相期至厚，且感且愧，俗冗稽复，良用歉疚。邦家危难至于今日，书契以来盖未之有，先贤往绩每仰高山，钧何人斯敢以企及，过承推勖，弥增感悚，益当黾勉，冀挽国难于万一，亦即以报公之厚望也。一俟此间稍得抽身，深盼趋诣尊处，藉伸萦系。此次坛坫之上，虽得幸折强邻，而公理空彰，实际莫补，彼乃乘列强多故，弗遑远图，恃其坚利，悍然不顾。长蛇封豕，势肆鲸吞，我以积弱，诚哉岌岌，然多难兴邦，国内气势日以振奋，倘能一面积极抵抗，一面运用于国际之间，军事外交双方并进，挽回劫运当非无术也。
其后，陆徵祥致函顾维钧：
顷奉三月十五日《莫斯科》藉悉轺驾安抵美都，无任欣慰，并蒙厚贶瑞币五百方，拜领之下曷胜感谢。祥在院一切尚能习惯，体质孱弱幸蒙特恩佑庇种种难关业已稳度，立终身愿，差堪告慰锦注耳。吾公为国家宣劳，在国联年余工作辛劳备尝，中外共仰，祥在愿早夕为公祈祷略表心意耳。
并述及修道院因世界经济恐慌募款困难，厉行减少开支，他个人两年前旧病复发，住院治疗及后续回诊花费甚巨，屡次向外交部追索旧欠，都无下文，只好请顾维钧：
将困难情形代呈中央，原冀年前可稍得数千元之接济，以便清理医药等费，祥前月复函罗部长、刘次长先向部中借贷五万余元以济眉急，如荷公与中央通信时加力催询，或不致推迟无望，不情之请尚祈格外鉴谅是幸。
九一八事变之后，陆徵祥为使欧美友邦人士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事更明了，1932年以法文撰写L’invasion et l’occupation de la Mandchourie jugées à la lumière de la Doctrine Catholique par les écrits du Cardinal Mercier小册子（汉译为《满洲问题评判—以公教立场评判日本侵占东四省事件》，刊于《圣教杂志》第32卷第5期（1934年）。附有：《关于正义和爱德在国家受敌人不义的侵占时所当援引的几种天主教信理的原则—摘录马里纳主教梅西爱枢机在他的祖国和他的教区被占领时（1914—1918）所著的言论》），引用比利时梅西爱主教在“一战”期间被德军占领时，运用天主教教义主张爱国主义是神圣的，被占领并非被征服，神职人员应该竭心尽力，做爱国主义的守护人及公共秩序的维持者，入侵者仍应按照海牙公约来管辖，正当报复的精神是一种德行。陆徵祥以天主教修士身份，大声疾呼依循梅西爱枢机主教的精神与言论，主张中国的声诉是公义的，梅西爱的言论切合东北三省国民被压迫情形。陆徵祥取得修道院院长及本城主教准许付印，广邀友朋捐输出版费用，印刷发行广为流传。
顾维钧捐款资助陆氏刊印此小册子，1933年5月18日陆氏致函顾氏：
十六日奉十四日复示，回环诵读，无任心□，□以墨西爱主教欧战中通牒摘要付刊一节，既承赞同，复荷慨输巨款比币九千元之支票，此收谢记，感铭腑心，值此世界经济恐慌之际，公家私人均感财困，公之厚贶，尤证爱我情殷，尤不知何以酬报于万一矣。
11月9日陆氏日记载：“发上顾使信附刊件，快信寄出。”13日陆氏日记载：“刊件谅无回音，盖目前国际空气恶劣，此刊物成导火线亦未可知，倘顾使明复似有未便，或径复不同意或觉直捷，或以不复了之，俟异日有机会说明中止理由，亦未可知。以此思测度告爱铎以资接洽耳。”16日载：“午后接顾少川大使复信支票一纸，当即面告爱铎，复将此次两年来爱国苦衷并刊布墨西爱主教欧战中通牒摘要之苦心一再说明其缘起，俾明心迹而表感忱。”17日载：“接谢东发君谢顾使寄还刊件金。”20日载：“写致顾大使函附电稿两纸。”
1936年5月29日及6月9日陆徵祥有两封法文信给顾氏。当年陆徵祥列出生前最后一步之通知各友姓氏单，包括驻各国使节中的老友与旧属14人，顾维钧名列其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诉诸国际联盟要求制裁日本，但不成功。再诉诸《九国公约》，遂有11月之布鲁塞尔会议，顾氏代表中国出席。10月26日陆徵祥致函顾维钧：
下月一日乃比国盛行之扫墓节，……窃思我公莅比，适逢此扫墓节，比人上下均甚重视，应否在前王亚尔培及前后亚斯脱利墓前有所表示致敬之处，偶然想到，叨在至好，用致渎陈，尚祈大酌是幸。
30日又致函顾维钧，为南京教区代理总主教于斌先容称：
南京首任代牧于野声主教前月由香港遵空安抵罗玛，事毕取道瑞士、法、英、比赴美，由美东归。野声主教系罗玛宗座一手培植俊才，品学兼优，早为中外所欣佩，此次在京办理后方救护伤兵工作，亲历轰炸区域，目睹战况，届时道经法国，亟愿晋谒崇阶，面陈乙切，如荷拨冗延见，实所深感，用敢一言先容。
布鲁塞尔会议结束后，陆徵祥与顾维钧有餐晤，11月7日日记载：“午前十时乘钱大使汽车前往比都使馆午餐，同席于主教、郭大使、程大使、蒋百里、顾大使、胡公使、金公使、钱大使夫妇及祥计十人。”
12月23日顾维钧覆函称：
于野声主教本月初到巴黎，留此一星期，曾由使馆代约新闻界谈话一次，并邀请法方宗教界大主教、主教及教廷大使等，及政学各界茶会聚晤，到有二百余人，经其以宗教地位为国际宣传，颇得良好效绩，此间事毕后，业于十一日启程赴美，已电美馆及纽约领馆接洽照料，计程当抵纽约矣。
1938年5月15日，陆徵祥函顾维钧：“此次野声主教远来欧美，以公教立场为被侵受痛祖国略事宣传，以明真相，颇得各国公教界之同情，兹有刊物乙件，特以寄呈台览。如尊处欲添印若干份，函示遵行，现正校对发印中，每本工料资计比币二方三十生丁，售价七方。”17日陆徵祥函顾维钧，介绍比利时贵族子弟亚辣欲拜识顾氏。同日又致一函，寄上画像两幅、亚辣君写真等。24日顾维钧覆函：
连接本月十五日、十七日两函，并惠贻尊影照片及野声主教作品等印件，奉悉感谢。野声主教以公教立场为国际宣传，其精神效果深足企佩。所印刊物拟请费神代印五百本，应需工料比币壹千壹百五十佛郎，容当如数汇奉。承介亚君及夫人，顷由内子邀来馆中茶叙，其人温文高雅，良青年逸才也。
6月29日陆徵祥致函：
顷接比都发行所寄来账单两件，内有寄资单计比币九十四方三十生丁，为前次通信未想到之款，尚祈鉴谅，支票径写该发行所名下，以免转折，何如。原单附下，当由彼签名付讫，再为奉上存案。兵灾中又添水患，苦上加苦，十字苦架，公教中视为开生灭死永享天福之独一路径，我国俗谚亦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句，或者天将拯我国于水深火热中而为上国耶。
7月5日顾维钧覆函：“国内兵水浩劫，亘古罕见，我公悲悯为怀，此情可知。承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句，良足箴规，尤征仁勇钦企之□。附来账单，兹照购汇票连同原单随函奉上，敬祈查收转交，并另签据寄下。”
1938年11月15日顾氏以毛笔手书：“奉九日赐书，敬悉道履清休为慰，辱寄祷文等件，均已展读，谢谢。又承转潘君之书，亦奉到，当另函谢。至前承惠贻民国统一完成十周纪念多份，除以分送此间人士外，尚余有百份，遵嘱奉璧，另包寄上，祈詧收为幸。”
1939年初，陆徵祥因年老生病亟需医药费，托顾维钧向外交部请求接济。
3月2日顾氏毛笔手书：“接奉二月十一日手示，敬悉一是，高年医药所需，良深系念，前函亮畴兄商酌设法，嗣值战起，谅因各机关力行节约，以致停搁，顷已再函重申前意，一俟得复，即当奉闻。”
5月26日驻比大使钱泰发起驻外使节捐赠陆徵祥医药费用，共有13人捐助，总计募得英金45镑、美金20元、比币二千元。顾维钧也捐了英金5镑。陆徵祥将此事记录于《知感录》中，称：“一切恩遇，受之于人者，应报应感。”6月5日徐世昌逝世，6月13日顾氏函告陆氏：“顷接徐前总统家属复电，钞奉察觅。”
1939年3月14日罗马宗座驻华代表发布牧函，要求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信徒对中日纷争持中立态度。国民政府命驻法大使顾维钧向教廷抗议，顾氏征询陆徵祥意见，陆氏写一说帖，建议顾维钧赴罗马贺教皇加冕，并会见教廷国务卿，中央应派使节驻教廷，不许再发生类似事件。最后此事得以和缓解决，10月9日陆徵祥致函顾氏称：
昨由阶平大使转到十月二日手教暨与教廷往来公函抄稿，拜读之下曷胜欣佩，当即面呈南文院长，今晨南院长面缴来件，据伊看法，教廷复函予我国以完满答复，顾大使初与教廷正式交涉得此veritable succes既见教廷对华好意，复证顾大使外交声誉，实为欣贺等语。
马相伯（1840—1939）为中国天主教前辈，陆徵祥奉之为师执弟子礼。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马氏移居桂林，1938年应于右任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住，1939年11月4日逝世。15日陆徵祥致函顾维钧：“昨由驻比大使馆转到谅山来电，惊悉相师于四日仙逝，老成凋谢，曷胜痛悼，除电唁并献祭三十台外，特以奉闻。……再追亡弥撒乃本院祈祷中重要部分，每台弥撒比币十方，凡亲友以献祭代献花俗礼者，随时来函征求，并以附及。”顾维钧询托钱使代为酌办。
1940年初，时任驻波兰公使的陆徵祥旧属王景岐，欧战爆发后辗转撤到比京布鲁塞尔待命，与驻比大使钱泰商议，呈请外交部由驻比使馆公费项下每月捐助陆徵祥医药费比币五百法郎。顾维钧也致函王宠惠部长，为陆徵祥说项，陆氏函谢顾使：
近年体弱多病，发生医药费用问题，院内既有减收之举，不得不向亲友捐募，深感不安，再四踌躇，苦无办法。现经石使发起，向中央请求津贴，□蒙当局垂注有加，俯如所请，复承鼎力说项，将此津贴立为专案，俾得源源接济，无中断之虞，铭感更无涯涘矣。
惟此事似因欧洲战事扩大，没有下文。
1944年陆徵祥致函顾维钧：
祥马齿徒增，七十有四，入院苦修十有七稔，亦达玄奘留印研究佛学之年期，所苦目蒙手颤腿软步艰，衰态相寻，无可奈何，幸赖寐食两事尚能支持，堪以告慰远注耳。南文院长拟于一九四五年赴华巡视四川分院，倘天假以年，当可追随同行，生还祖国，目睹中兴之盛，为此生万想不到之快事。……报传蒋主席近著Le dutis de Chine一书，闻美京有译本，如荷代购挂号寄下，俾得拜读为快，书价若干，便中示知，以便奉趋，如有中文本一并借阅尤感。
陆徵祥对顾维钧能力评价甚高，1946年在致友人张道行函中称：“顾大使目前在伦敦，可谓人地相宜，异日拟任为行政院长或被选为主席，由外交而入内政，全才如顾者，必能措置裕如也。”
1946年6月2日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任命陆徵祥为比利时刚城本笃会圣伯多禄修道院（Abbétitulaire de Saint-Pierrede Gand）名誉院长并颁予任命状。7月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主任徐宗泽神父（字润农），致函陆徵祥恭贺升院长，并云：拟重建藏书楼改名为光启图书馆，设立筹备委员会，曾请吾兄为筹备委员，今拟托陆氏代请顾维钧为委员，并托彼向美国Rockfeller Foundation、Carnegie Foundation图书馆事业会请求捐款补助。9月23日陆徵祥函告顾维钧此事。次年春，顾氏毛笔手书函覆：
前奉九月廿三日手教，冗忙稽复为歉，徐润农司铎计划重建徐家汇藏书楼，祖述先德，良堪欣佩，承聘充筹备委员，虽愿附骥，然恐忝膺驻使，向美方募捐诸多不便直接出面，谅尊意亦同此情，如由图书馆径行发起劝募，当为相机协助也。
1947年3月31日顾维钧致函陆徵祥：“接奉惠示，敬念福履康强，春风和暖将有罗马之行，企慰无似，兹寄奉《中国之命运》英译本二册，敬请察存，并以一册转赠贵院书楼。附钧去年十二月在西雅图教堂联合大会演词一份，并祈指教为幸。”4月23日顾维钧致函：“奉读四月十八日惠函，并承赐寄受位纪念刊，拜登敬存，致复初兄件，遵代转寄，专此申谢。”5月21日，顾维钧致函：“惠贻徐文定公集并寄内子尊传及各印品，均敬奉收。”
1948年3月10日顾维钧致函：“两奉片示，敬念福躬康健，欣慰无任，世运如斯，我公关怀祖国，虔祷和平，悲天悯人，慈光博大，曷胜欣仰，兹奉比币三千，藉助祭仪，敬祈察收备用。”17日陆氏回函：
昨奉十日大札暨附下比币三千支票一纸，欣悉駋祉康泰为慰为颂，拜领感谢。祥贱躯尚可支持，近体精力日就衰微，业蒙罗玛礼部允准坐献弥撒，得此亦司铎之特礼也，谢主无涯，知念附闻。另封寄上回忆感想录英译三册，一册奉赠夫人，余二册一赠美总统女公子，一赠国务卿，届时恐□借重尊处备代送以增价值，尚祈酌夺为感。
5月12日顾维钧回函：“欣谂勋履康胜，慰如所□，诸宜珍摄，尤所企祷，惠贻尊着，浣诵之下，仰维功昭寰宇，通贯人神，亲炙素承弥殷向往，已交内子珍存。嘱转马国务卿及杜总统女公子各一册，亦经遵命分致，知关锦注，敬以复问。”
陆氏晚年手颤，不便用毛笔写信，改用钢笔。1948年12月30日顾氏手书致函：“两奉手示并附简报等件，敬悉福躬康胜，企慰无已。尊需笔墨经已购妥，帕克51笔一套，绿墨水两瓶，寄纯儒兄处转奉，藉申圣诞之祝，敬请哂纳为祷。”罗光称：“12月30日金问泗大使转来顾维钧大使年礼‘黼弟笔’（Parker兴老自己取的名字）一对，兴老次日回电作答。”
1949年1月1日陆徵祥嘱咐秘书爱铎代写一短简，留给他一生最亲近的四友：颜惠庆、曹汝霖、顾维钧、刘符诚。15日陆徵祥逝世。
结语
陆徵祥与顾维钧可称是近代中国两代职业外交官的代表型人物。陆徵祥自1896年（25岁）担任李鸿章在圣彼得堡谈判《中俄密约》之翻译始，参与两次海牙保和会、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到1919年担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可称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官。顾维钧则自1915年（27岁）参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始，在1919年巴黎和会中一鸣惊人，到1956年外交官生涯告终，经手许多重要中外交涉。
陆徵祥经历中国国际地位最低落的谷底阶段，饱尝弱国外交之痛苦。顾维钧则见证中国外交由谷底逐渐向上爬升，成为世界四强之一。顾维钧一生传奇，声誉崇隆，常在国际场合压倒日本外交官，被认为是外交舞台上之英雄。陆徵祥则饱经忧患，一生低调，常被认为办的是卖国外交，并与二十一条交涉、签署《中日民四条约》、洪宪帝制外交、巴黎和会外交等失败丧权相连结。
顾维钧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外交奇才，他的颠峰之作，应该是在1918—1919年间，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兰辛等，建立密切联系，建议北京联美，并在巴黎和会中完美执行联美制日政策，更因辞令口才及流畅英语和国际法理深厚学养，在十人会中力压日本全权，为中国赢得国际同情。并在国际联盟委员会中表现杰出，为他个人及中国赢得国际声誉。顾维钧才气纵横，但比较恃才傲物，高调张扬，在外交界中朋友很少，他以才学受重用，但是并不被高层真正信任。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功劳比较突显，对对手（如王正廷等）有较严厉的批评，有时会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例如参与洪宪帝制。
陆徵祥个性谦退低调，加以体质柔弱，欠缺领导统御的气质与魅力，虽经历许多重要交涉，但以事涉外交机密，绝不张扬也不为自己辩白。但是他能忍辱负重，韧性十足，经手清末民初诸多重要外交事务，诸如：海牙保和会、中俄商约谈判、外蒙谈判、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洪宪外交、参战外交，巴黎和会前他主持筹备工作，与徐世昌总统共同决定和会外交方针由亲日联美转向联美制日，并且在赴巴黎途中，路经日本、美国时贯彻执行，到巴黎后确立方针，坚持到底。
两人交谊深厚，罗光称顾维钧是陆徵祥四位知交之一。陆氏在信中也称“叨在至好”。陆徵祥对顾维钧评价甚高，誉为外交内政之全才。顾维钧对陆徵祥相当尊敬，大部分的信件是用毛笔手书，并多次慷慨捐助赞助各项费用。
陆徵祥参与清末民初许多重要对外交涉，顾维钧则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外交官。两人也都重视参与国际组织，陆徵祥在清末参与两次海牙保和会，以及民初之巴黎和会，顾维钧则在巴黎和会崭露头角，后来又参与国际联盟及联合国的成立过程。两人对中国在近代国际组织参与上，有重要的传承关系。两人也都重视国际法，陆徵祥虽未受过国际法训练，但是自修国际法，在民初发起成立“国际法会”，顾维钧则是受国际政治及国际法完整训练。两人同样爱国，极力维护国权，在外交政策上都注重防日，在外交战场上不断与日本外交官交锋。
两人在中国外交史上有世代交替的重要意义，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可以说是陆徵祥与顾维钧密切合作的成果。然而迄今国人多知顾维钧的优异表现，陆徵祥的重要性几乎被遗忘。顾维钧固然是不世出的外交奇才，陆徵祥则更能代表清末民初弱国外交的种种特色，两人的传承与合作，反映了中国外交由清末面临瓜分危机的谷底，逐步走向独立自主，不断向上爬升的艰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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