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我突然想同他聊聊,可我却又装作冷漠没有开口了,毕竟急诊抢救室里并非只有老人一个病人。

来源:“最后一支多巴胺”微信公众号

作者:最后一支多巴胺

1

零点刚过,他就又找到了我。

“医生,我们现在就回去了。”他站在我的对面似乎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完。

我抬起头看见了刚过零点的电子钟,又看了看正躺在病床上已经昏迷了的老人:“那你就回去吧,你现在怎么回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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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摄图网

“我自己找了车,马上就到。”接过我递给的病历本后他便转身离开去招呼车辆了。

可能是因为听力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激动的缘故,或许也只是平日里打电话的习惯罢了,虽然只是夜深人静的凌晨时分,他依旧几乎用喊着的音量打着电话:“对,对,俺娘脑溢血快不行了,现在拉回家……

几乎所有人都听见了他的声音,却并没有多少人看见他流下的眼泪。

大约两个小时前,120救护车送来一位突发头痛后左侧肢体偏瘫的老年女性病人。

满头银丝的病人已经87岁,穿着深蓝色格子上衣,还能够说着一些勉强能够分辨的语言。

老人举起右手不停的抚摸着自己的头部,似乎在向医生诉说自己头痛不适。

但,除了头痛之外,老人却又并不能准确说出自己的不适了。

当然,这些也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毕竟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突发头痛并肢体瘫痪之后首先要考虑的便是急性脑卒中,尤其是出血性脑卒中。

“俺娘一直很好,今天怎么了?”后赶到医院的一个声音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拨开自己的媳妇和妹妹站了出来。

说这句话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性,戴着口罩,左手拇指上缠绕着创可贴,自称是病人的儿子。

“老人家平日里没有什么病吗?现在最大的可能要考虑脑出血,马上就去做CT。”

2

我正在为老人做床边心电图,老人有些烦躁,所以便让他帮助按着老人的胳膊。

因为已经交代过病情,所以我暂时同家属之间并无交流。

但眼前的一幕,却在我的心底激起了一丝微微的波澜。

他用一只手按着老人的胳膊,又用缠着创可贴的那只手替老人捋了捋头发,大声喊着:“娘,你怎么样,你睁开眼……”

听着他的口音,绝不是本地人,看着他为病人捋头发,更是极少数儿子们能够做到的。

我突然想同他聊聊,聊聊病人近期的生活,聊聊他们的过往。

可我却又装作冷漠没有开口了,毕竟急诊抢救室里并非只有老人一个病人。

很快,检查结果便摆在了我们的眼前:脑出血、脑疝形成。

这结果同我的推测一样,甚至要更加严重一些,老人很快便由烦躁陷入了昏迷之中。

看着电脑屏幕上老人的头颅CT片子,我将那大片的高密度影指给他看了又看。

起初他并没有作声,但我能明显感受到他更加深快的呼吸,因为坐在我身后的他每一次呼吸都会带着浓浓的尼古丁味。

倒是老人的女儿先开了后:“算了,不要再折腾了,开刀能救活吗?植物人怎么办?“

对于如此高龄且进展迅速的脑出血病人来说,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而且有时候不顾一切的手术也并非是最佳选择。

比如,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

比如,病人手术几天后依旧死亡。

比如,病人手术后再也不能醒过来。

3

几个家属商量了一会便又找到了我,提出了一个常见的要求:“放弃积极治疗,挂几瓶药水,然后回家。”

这完全是人之常情的选择,甚至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最终时刻都要面临的决定。

但,他又提出了一个要求:“无论如何要把俺娘保到夜里12点以后。

“病人病情随时都会加重,既然放弃了治疗,你们还不快一点将她带回家?万一在医院或者在路上没有了怎么办?”我并不能向家属保证,因为距离零点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距离呢。

家属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是因为:“过了夜里12点就是新一天了,这是俺们那里的风俗……

因为家属签字放弃了任何积极抢救措施,所以我并未给这位脑出血昏迷的老人气管插管,也只是用着一些控制血压、降低颅内压的普通药物而已。

我看了看病人不等大的瞳孔,听了听病人深快的呼吸,只能勉为其难的答应他:“我只能尽量,不能保证。”

他点了点头,并没有再搭话。

一时间,没有什么再需要沟通。

我们需要做的便是等到着时间的流逝,换句话说也是看着病人生命的消逝。

妻子和妹妹在忙碌着联系亲朋好友,他自己却始终站在老人的床边,用缠着创可贴的手拉着老人扎着吊瓶的手。

这样的场景我常常遇见,毕竟面对即将离世的父母,大多数人都会不能自己。

但是,眼前儿子拉着母亲的一幕,却又并非常常能够遇见。

毕竟,在急诊抢救室里,通常都是女儿们痛哭流涕了,儿子们却极少会如此细心。

4

我坐在几米之外的办公桌后,隐藏在蓝色无菌口罩和深夜的冰冷之中。

有那么几秒钟,我的内心非常矛盾。

我多么希望时间能够慢一点流逝,好给这对母子更多一点相处的光阴。我又多么希望时间能够更快一点过去,因为这样我的病人便将更少一点忍受着疾病的痛苦。

但是,时间总是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它总是以同样的速度划掉所有人的生命。

该要到来的时刻总是难以逃避了,该要经历的心路历程也总是不可避免的。

临行前,在最后签字的时候,他还在自嘲道:“没办法,这是我们那里的风俗,你要是不这么办的话,说出去不好听……

他一边自言自语说着话,又一边有些颤抖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甚至将名字的最后一笔拉的很长很长。

嗯,都是这样。”这是我下意识里能够想到最合适用来宽慰他的话了,因为在他签完字抬起头将笔交还给我的那一刻,我分明看见了一个六旬男人眼眶中晶莹的泪花,竟让我在零点的深夜中不敢直视。

我想如果仔细分辨的话,这泪花中倒映的不仅有生活的艰辛,一定还有一对平凡母子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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