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步向来是以主体本身的进步为目的，而不是主体以社会进步为目的。因此，主体的价值取向便决定了社会进步的方向。比起深陷于清算历史主体是非对错的窠臼，看向未来主体的价值迭代更为重要。
《我的姐姐》所展现的，正是两代人价值迭代过程中，撕裂出的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疤。重男轻女的父母意外殒命，留下了准备考研改变命运的姐姐和不谙世事的弟弟，令“长姐是否应如母”这一选择直接压在了作为新一代年轻人的安然身上，而这个选择对于她那些抱着小板凳开会的亲戚们来说，则是天经地义的责任。
从遥远时代深处绵延来的锁链是如此的沉重，以至于千年间，数不清的女性就被这道锁链困锁在了狭小的樊笼里。苏东坡笔下“多情却被无情扰”的墙里秋千轻吐了素淡可人的青葱美好，而实际上，那堵无言的围墙和那片无垠的天幕间狭窄的风景，已经是少女此生无法企及的距离。她们悲惘、冀望、白发苍苍，最后习以为常，将一生无可奈何的缺憾还诸天地。
安然的姑妈，同样是这么走来的——将未来移植给弟弟，将命运移交给父母，她本可以远赴北国寻履自己的未来，却不得不为了支付与生俱来的诅咒而忙碌在寻常市井的小卖部，奔波在无数个被定义为属于她的责任之中。于是，这触手可及的嫣然最后只剩下了几个冷冷清清的套娃，依稀诉说着曾有一段故事未曾提笔。
无数现实的人组成现实的社会，他们的关系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关系，现实的个体即是现实的社会得以存在的现实前提。“重男轻女”思想，是由一代人的主观能动所自造的枷锁，以至于受害者同样变成了新的加害者而不自知。在影片中，这种价值体现的是姑妈饱含遗憾却又被柴米油盐中断的几句俄语，是亲属中视安然罪大恶极不可容恕的大伯，是为了生个男孩辛苦恣睢的安然父母，甚至是生命垂危却依旧自愿选择保小的孕妇……像极了那些套娃，层层叠叠，一成不变，一个套着一个，循着理所当然的规则，重复着自己的落寞。
这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生长出的痉挛的作物，它抽搐而不以为痛苦，并将这一显性基因毫无保留地延续到下一代的胚胎中。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顽劣的缺陷基因势必会伴随着新的主体的观念进步而洗汰出库。这个过程是历史的、亦必将是曲折的，而安然正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缩影：她不得不暂时与这个无辜的幼小生命挤在同一屋檐下，也因此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一地鸡毛，自己的人生与未来、父母的偏私与狭隘、血缘的疏离与羁绊，被这一切拨弄得无所适从的安然和姑妈对坐在简陋的阳台上，阳光努力地挤进破败的空间，两个似曾相识的姐姐，一个无法选择，一个或许能够选择。“套娃也不一定要套在一个套子里”，这是古老的森然罗网行将就木的一道裂痕，更是在价值迭代中，旧有观念即将质变的瞬间节点。
诚然，影片欲说还休的表达会给偏激者“聪明的罪己诏”之感，似乎在说“我展现了你的部分伤痛，请继续承受”，然而不得不说，这种呈现方式同样是一种质变前夕无可奈何的折中和妥协。我们无法要求每一个主体做出何种选择，但可以确定，在经历了这一切后的他们，不会重复当年的错误。我们既没有立场要求一个少女毁掉自己的人生来照顾一个空有血缘关系但几乎素昧平生的弟弟，也同样没有办法改变一个思想守旧的父亲。但我们希望，少女和他的弟弟作为新的社会主体，将进行新一轮的价值迭代，作为旧思想的受害者和新思想的载体，他们不会再成为那个理所当然的大伯，那个可怜可恨的父亲。他们便是滚滚思潮中所积累的量变的一员，终有一日，旧的思想藩篱将会在其质变的洪流中分崩离析。白雪皑皑，掩埋了多少无辜的牺牲者已不可计数，但那僵卧的骨殖上，却终将开出新的希望之花。
影片的开放式结尾并没有说明安然最后的选择，只留下了姐弟二人在绵延的细雨中似乐而悲的嬉戏相拥。这片空白，不仅是留给戏中人物的，更是留给台下观众的，是选择，更是希冀。
江月年年相似，只求人生代代无穷，不要似曾相识，无可奈何而已。
责任编辑：谢宛霏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