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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视角看苏联灭亡——苏联国民经济为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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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文史局 2021-04-16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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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提出、经济非国家化和私有化的推行,标志著原体制模式的彻底瓦解,其根由在于,几十年来,原体制模式的总体特征没有根本改变,而其矛盾和弊端却日益加深,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全面危机和苏联解体。

原苏联经济的衰落突出表现在该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上。70年代起,苏联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差距明显拉开,80年代中后期,两种经济体系的差距逐渐悬殊。

一.为什么苏联国民经济会发生崩溃

1.经济危机实质是体制危机

苏联经济由盛至衰的历史说明,苏联经济体制及其机能的作用逐渐丧失殆尽,体制功能减退导致体制模式瓦解,因此,必须深刻剖析原经济体制的性质特征及其实际运行。被统称为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弊端,国内外学术界曾有过详尽的评述与概说。

我国学术界多以所有制结构、指令性计划、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概括.西方学者则认为它是一种共产主义模式,主要有行政命令、军事经济、集权体制、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等若干种界说。今天看来,上述结论似不能涵盖苏联经济体制的实质及其运行目的,它们只是实现该体制最终目标的方式和手段。

确切地讲,苏联型经济体制是一种“准国家化”的经济体制,即指经济体制的设置,结构、管理、运行及其目标。都服从于国家特定的政治目的,用国家政权——行政机制的强制力、而非经济竞争的压力推动经济运转;国家政权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

政治权力取代或排斥了经济权力的独立性,是追求国家政治利益而非经济效益;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国家化使国家能够实现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垄断,导致社会丧失前进动力和体制效率,这乃是苏联经济瓦解的根源所在。

国家政治目标始终主导经济社会发展。苏联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在经济发展和体制运行中起着导向作用。这种政治和军事目的的核心可以归结为:斯大林时期的“赶超战略”和赫勃时期的“争夺世界”。

斯大林从苏联速度落后得出“赶超资本主义”的论点,提出要在10年内跑完发达国家50-100年的距离赫鲁晓夫把经济上的赶超曲解为军事上的对抗、竞赛和争薪.这样,苏联发展军事工业的目的已从防御变为称霸。

2.个经济关系国家化是“准国家化”经济体制的檳心和运行基础

述国家政治目的主导经济发展、国家用政权行政力量推动经济运转,都依赖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国家化,它是苏联经济体制的症结之所在。因此,“国家化经济”是这种体制的本质特征:

其一,经济关系国家化的核心是生产资料几乎全部国有化,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实质是国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尽管苏联有国家所有制与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的所谓两种不同。所有制形式,但国家却始终作为工人农民的代表,对它们拥有同样的占有权和支配权,集体农 庄并不享有比国有制企业大的经济自主权。因而,国家才能垄断从宏观到微观、从生产到分配的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

其二,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利益国家化。经济利益国家化指国家通过政权、尤其是所有权的垄断占有社会财富,便于集中支配和使用。这一目的在苏联实现工业化时期具有其合理性。但60年代后,国家经济利益逐渐扭曲,使经济利益让位于政治军事利益,挤压和限制了人民的消费利益,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利。

其三,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经济利益国家化必然造成社会经济和再生产过程国家化。国家作为社会政治经济的“中心”起作用,不仅控制了经济和生产过程,而且包揽了从社会发展到每个公民的生活。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把传统社会主义中国家与企业关系喻为父子关系,或称 “父爱主义”。

而在苏联,这种“父爱主义”远不只表现在经济领域,而是囊括了整个社会生活,国家不仅负责投资项目和资金分配,而且具体到劳动力就业安置、产品销售与价格、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待遇。

二.体制危机的根由在于体制积养与改革失败

综上所述,“准国家化”体制运行的主体要素是:以党的权威为支柱的政权行政体系, 以全盘国家化为基础的经济关系体系和机能、以国家利益(主要是政治和军事利益)为核心的利益关系和以精神鼓励与刺激为主体的精神动因。这种在特殊时期和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体制 要素,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例如市场要素、价值规律、竞争与破产机制完全相悖。

如果说商品经济是任何社会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那么,苏联“准国家化”体制的运行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机制必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随着苏联向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体制其功能机制必然失灵。苏联经济体制失灵和危机乃至最终瓦解,表明该体制积弊过深,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扭曲和变形。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利益关系的变异。

二战后和平建设时期,苏联仍沿袭国家利益向军事利益的过渡倾斜 政策,用牺牲公民经济利益换取称霸世界的政治利益,使国家、地区、企业和个人之间利益矛盾交织和突岀,岀现经济关系的变异。是由官僚阶层形成的利益集团和团伙,它们把持了国家经济和政治命脉部门。

掌管优质产品和短缺物资的分配,并利用手中职权谋取私利。形成苏联的为数约40万人的百万富翁阶层,苏联一位研究社会结构的作者通过比较认为,如果统计个人非资本化的财产,苏社会中的不平等比西方国家还要高,可见,所谓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和国家利益的整体性等已受缺损,而广大居民的经济利益遭到侵占。

(二) 经济权限的垄断。

战后,苏联经济从高度集权”走向“国家垄断”,即国家和政府部门 对经济运行各个方面的排他性控制,它以特定的行政集权为前提,表现形式为:

(1)生产性垄断,主要是大型企业和生产联合公司对某种产品生产的垄断化,例如在原机器制造业,垄断性生产的比重达80%, 一个企业就可以生产从零部件到制成品的总价值达100亿卢布以上的产品额。就某些具体产品品种而言,例如内燃机车等的生产,其垄断化程度甚至达到90%。

(2)部门性垄断,过去建立的所谓跨部门联合公司、专业联合公司等,都是按垄断类型建立的;而各个部委,诸如国家计委、国家供委、商业部等,则垄断了绝大部分物资和产品的调拨权。

(3)还有地区性垄断、商品经营和销售的垄断等等。苏联的这种经济垄断,不仅是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垄断,实际上是对企业自主权的垄断;它不仅排斥了经济竞争,而且使企业缺少其必要的独立意识及其生产能动性。实践证明,国有化程度越高,国家对经济垄断就越强,而企业的自主性及其生存条件就越小,而苏联经济的国家垄断必然导致经济停滞的结果。

三.总结

笔者认为,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难以探化而其根源可以归结为“准家化”这一体制长期构造的“障碍体系”,它使任何良好的改革方案都成为一纸空文。如前所述,苏经济运转在相当程度上靠的是政权行政机制的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已融为一体,由此形成国家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

一直到1990年,苏联官方和有识之士才认识到这一体制弊端,例如苏在提出经济“非国家化”概念时认为,它的实质是“克服经济、政治、社会和其它社会关系中的国家专制”,而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私有化气这里,由于经济对政治的高度依附,以及长期形成一套根深蒂固的国家化社会关系,造成阻碍改革的“障碍体系”过于强大,它不仅仅来自于经济和经济体制,而且根源于社会体系的各方各面。

按照近年来苏联经济改革的枸想,经济改革的关键是使企业发挥主动精神和自主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恢复整个经济活力,同时必须削弱中央计划机关和各个部委对经济和企业的控制权,也就是说,只有逐渐削弱国家对经济的垄断,才可能实施以注入市场机制为目的的改革措施。

然而在苏联,由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统一性,削弱经济权限也就意味着缩小国家的政治权限,所以,在苏的高层领导中,不愿作根本性改革的势力占据优势。他们不仅对改革的各项政策抱消极态度,而且造成领导阶层思想不一致。

使改革缺乏统一的意志和坚强的领导,在各个中层环节,地区领导人、国营大企业和军工集团的头头,也不执行改革措施,他们更为习惯传统经济的命令方式。而在基层,广大群众缺少改革意识和紧迫感,又感受不到经济改革所能带来的实惠,使改革缺少来自社会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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