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人间四月天，眼前是一树一树的花开。脑海中浮现一个不同凡响的温婉形象——林徽因。
1937年，农历丁丑牛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林徽因33岁，梁思成36岁。这一年的6月，一代建筑伉俪第三次前往山西考察。
经过六年艰苦的野外调查，在无数次的期望和失望之后，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成为他们田野考察中最辉煌、最鼓舞人心的发现，从此它便拥有“中国第一国宝”之誉，打破了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
时隔84年，2021年辛丑牛年，林徽因、梁思成伉俪圈点、批注的中国营造学社旧藏珍本《大唐西域记》神奇现身北京海王村中国书店。这是首次发现林徽因、梁思成在相关文献上作圈点、批注。而且，林徽因在整册书中以墨笔圈点了唐代建筑及地名，在佛光寺亦能找到印证。
这件珍本确证了五台山佛光寺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可以说是百里挑一。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循着林徽因的足迹一探究竟吧。
（1937年，林徽因、梁思成骑骡子进山寻找五台山佛光寺）
84年前骑骡寻访古寺
清明过后，我们仿佛受其指引，参拜佛光寺；仿佛与之同行，重回东大殿。
先从山西省会太原市到忻州市五台县城，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近两个小时，再继续驱车向着县城东北方向约30公里处行进，即到达豆村镇佛光村，还不到半小时。
想当年，那个战争年代，这两位瘦弱的学者，一个拖着伤腿，一个忍着肺病，带上助手，带着铺盖卷和专业的测量仪器，从北平出发，一路火车、汽车，最后换乘驮骡缓缓入山，遇到崎岖危险的山路时，一行人干脆步行，就这样兜兜转转，翌日黄昏时分才到达台外的豆村，奔波数日终于找到这座静谧的深山古寺——佛光寺。
（84年前拍摄的佛光寺）
雄伟的大殿，“平面广七间、深四间”“斗拱高度约等于柱高的一半”“屋檐出跳深远”“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犹如一座仙林。”……他们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历经千余年的时光洗礼，饱受风霜苦难，这座东大殿竟未曾有大的变化，令人不禁惊叹于祖先的智慧，让无数后人看到了真正的大唐风貌是何等大气、恢宏。
（如今的佛光寺，树木愈显繁茂）
发现林徽因的“身影”
我们在佛光寺“发现”多处林徽因典雅端庄的“身影”。比如一进寺院便能看到一座古朴的石柱——唐代经幢，林徽因曾在此登梯测量。
（该唐代经幢左侧为金代文殊殿，右侧为明清重建的伽蓝殿。伽蓝，来自于梵语，也音译作“僧伽蓝”，原意指僧众共住的园林即寺院。林徽因在《大唐西域记》珍本中有多处圈点到“伽蓝”“僧伽蓝”。）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曾被冰心讽刺为“我们家太太”的大小姐，竟会像女汉子似的爬上爬下搞测量。
也正是她，在东大殿尘封千年的大梁上，找到了和殿前经幢记载相同的佛光寺修建年代，以及寺院的出资建造者，证明佛光寺是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由宁公遇捐资所建，从而让自大的日本人闭嘴。
颇感神奇的是，此前一路阴云密布，不时飘落丝丝春雨。当缓步靠近大殿，仰望檐下正中“佛光真容禅寺”匾额之时，一阵清风拂面，头顶一片天空于刹那间放晴，仿佛是以灿烂的笑靥在迎接我们的到来。
殿内佛坛上有唐代彩塑35尊，面形丰腴圆润，端庄慈祥。林徽因曾在弥勒佛右侧的侍立菩萨前仔细端详，作为“标尺”留下身影。
（林徽因在佛光寺东大殿唐代佛像中）
（弥勒佛右侧的侍立菩萨——位于图片正中）
大殿左侧角落有一尊略小的塑像，便是建殿施主宁公遇的，其面貌丰满，形态生动。
（佛殿主宁公遇塑像）
这座古老的东大殿是由唐代贵族妇女宁公遇捐献的。千年过后，年轻聪慧的女建筑学家林徽因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稀奇的古庙的人。这是巧合吗？显然不是。
（上图为林徽因与宁公遇的珍贵合影。她在调查佛光寺时，被一千多年前的寺院建筑、重建历史所感动，亦曾感叹愿为自己塑一尊造像，陪着宁公遇再坐上一千年。）
她们在此相“遇”，看似一场浪漫的偶然撞见，然而，细细品读一番便可理解，正是二人那种为了理想与信念执着坚韧的付出，才会有了时隔千年、冥冥之中结缘的四目相对。
林徽因将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在她眼里，古建筑不仅是技术与美的结合，而且是历史和人文情怀的凝聚。
（上图为殿内大梁字迹。当年，二人虽在殿内不停攀上爬下，但对于确认建筑最重要身份信息的题记却始终一筹莫展。直到有一天，林徽因偶然发现大殿的四椽栿下有隐约墨迹，但因被覆盖无法辨别，便搭起梯子用床单浸水擦拭。）
（东大殿前唐代经幢记载有佛光寺的修建年代及出资建造者，证明是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由宁公遇捐资所建。）
为什么说它是百里挑一
1932年3月,梁思成曾在中国营造学社《社刊》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他写道：“既然没有实例可查，我们研究的资料不得不退一步到文献方面。”
从1932年调研蓟县独乐寺开始，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研究、走访国内上百个县市的上千座古代建筑，却始终未能发现唐代木构的踪影。
《梁思成全集》第三卷之《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原文载于1941年）记载了唐代建筑，曾介绍说，当初“由于在文献中极少或者缺乏材料，我们不得不寻找实例。”
由此可见，1937年2月出版印刷的这册珍贵文献《大唐西域记》，对他们来说，如同至宝，遂以朱笔、墨笔圈点、批注数百处唐代建筑及地名。
同年6月，林徽因、梁思成伉俪发现唐代木构建筑——五台山佛光寺。
同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营造学社停止工作，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三人联名，将学社重要资料、书籍存入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的地下保险库，以防损毁。
（梁思成手绘佛光寺大殿图）
经专家比对、考证，这册泛有水渍痕迹的文献珍本，恰恰体现出它是1939年8月天津水灾后的幸存之物；书中手迹应是1937年2月至6月间林徽因、梁思成亲笔留下的。
这册珍本《大唐西域记》作为历史物证原件，可以直接证明他们在发现五台山佛光寺前，曾查阅该书并圈点、批注，研究上千处古代建筑。如此可确证，五台山佛光寺在古代建筑中实属百里挑一。佛光寺东大殿这座唐代木构建筑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自然也就是百里挑一。
（林徽因梁思成伉俪圈点、批注的中国营造学社旧藏珍本《大唐西域记》钤盖有三枚庄严精美的“中国营造学社”朱红印章）
在参访佛光寺时，我们还另外找到几处林徽因的“身影”，如东大殿外、寺后东山上，包括他们当年所发现的另一处极为独特的唐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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